週二晚間在辦公室，不經意看到民權運動領袖金恩牧師的著名演講稿。「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這話聽過很多次，自己偶而也會像那樣說了起來。但是，從來沒有真的讀過原文。於是拿起來，趁四下無人，一句句地大聲朗讀，自己好像也跟著回到激情革命的六０年代，回到1963年8月28日華盛頓特區的林肯紀念堂前，加入那20萬創造歷史的群眾行列。
逐字逐句地將那演講從自己的聲肺裡唸出，才真正體會到金恩牧師堅持「非暴力主義」的精神感召，堅持在超越族群、性別等人群分隔之上的更大「社會團結」推動反抗運動，堅持不能用降低理想來阻止現實的墮落；反而要用更高的理想來淨化那受創者的心靈，讓弱勢者在遠比體制的敵人更為超越包容的位置上，尋得勇氣、自尊與奮鬥的方向。
又一次需要準備資料被評鑑！過去一年裡碰到好幾次各式各樣、為了不同目的、向不同對象交代的評鑑，有點心浮氣躁。想歸想，還是再一次打起精神，填寫自己的出版履歷，說明自己的研究規劃， 解釋自己有何成果，標明自己的「代表作」、、、。越來越多的監看、測量、評估、獎懲作業，自然可以分析出個道理，但有道理是一回事，合不合理又是另一回事。這回，比較辛苦的是所長與副所長，因為評鑑的對象是整個所，比較的對象是其他所，他們還得要整理所有人的文件，寫個總體的報告。有時候，很慶幸自己只是個基層小兵。
這次的陳述文件中有個新鮮的要求，讓我眼睛為之一亮：
「說明妳面對的研究難題」！！
中午所裡請新進W用餐，地點就在中研院的西餐廳。平常大家各忙各的，碰面不易，也好趁此餐敘機會寒暄一番。
那天開個玩笑，說社會所應該要虛擬一下學校，每50分鐘敲一次下課鐘，10分鐘後再敲一次上課鐘。讓生活有個規律可循。有時候走在廊道上，整個社會所好像空無一人，大家成天都窩在房間裡工作的緣故。有時候走出研究室出來伸展一下身體，看四下無人，會有種爬到山上，對著遠山大喊：「喂，有人在嗎？」，尋求回音的念頭。有一回地震，大家一時之間全打開房門衝到走道上，氣氛頓時熱鬧起來。那時，我也突然有了充當牧羊童，喊「狼來了」，以排遣無聊的邪惡衝動。
按照分、時、日、週、月來規劃現代人的生活作息，有的人說那是工業化下理性科層的產物，有的人堅持那是現代的權力規訓技術、或許也有人可以看到勞動控制與勞動抗爭的痕跡。對於研究人員而言，上下班的界線從來並不清楚（以前我跟隔壁「做夜班」的老師C，常在早上7：00準時change shift）， Weekday與weekend也模糊了邊際（週末比工作日還熱鬧的情形是常有的，因為研究人員這時比較不怕吵，會把房門打開透透氣），當然更沒有學校裡的寒假與暑假的波動。時間對於在中研院工作的人是比較鬆散的，但是壓力與焦慮似乎沒有比較來得輕鬆。
我們正處在全球化壓力下的改革時代，而當前改革者的主流意識則在強化競爭。理論上，在繃緊的競爭環境中，人們的鬥志將被激起、工作會變得專注、優劣得以分辨、而資源會被最佳利用。反對的聲音因此不是被理解為同情弱者的感情用事，便是被描述為來自脫隊者的呻吟，這些都是改革過程中可以預期的噪音。改革的步伐不能為其受阻，腳步反而必須更加堅定。這種改革的姿態，據說是出於嚴肅科學「冷靜的腦」，而非只是溫情主義「熱情的心」。
多樣性的選擇是競爭廣為稱頌的好處之一。開放競爭後，從油品、電信、汽車、到雜貨飲食，我們的生活四周確實有了更多的選擇。但「更多的供給意味著需求面更多的選擇」，接近同義反覆的套套邏輯，抽離現實單看字義，便幾乎沒有反駁的餘地。這種「經濟學的直覺」已經變成當代人顛撲不破的基本常識。然正因此，一旦人們絲毫不加懷疑地接受它，並肆意地套用到甚至遠離市場的各種生活環境，「更多競爭＝更多選擇」的想法遂開始發揮了遮掩眼光的作用，成為阻礙人們更完整地逼視競爭所實際牽動複雜現實的「意識型態」。
＝＝＝學術寫作的一些想法＝＝＝＝＝
寫作兩年，投稿就在數日之後，被問起讀後評語。就像朋友愛情長跑多年，在步上紅毯前夕，問起新郎如何？結婚妥當與否？凡通情達理者大半毫不猶豫，馬上給予欣羨眼光、熱情擁抱與衷心祝福。還嚴肅地加以分析批評者，只能說不識實務、不通人情。
寫完稿件後，交予人看，就像電影殺青後的試片會；蒐集觀眾超出創作預期的反應，是樂趣本身。作品自有其生命，創作者不需急於跳出，指點觀眾何處該笑、何處該哭。就像認識子女的朋友，拜訪朋友的家人，面會太太的同事，可以發現他們很不一樣的側面。一旦發現落差極大，其實不需有失落感；若因此而有充實感，亦不甚奇怪。
作者與作品需精確對稱一致，從來客觀上也沒此道理。一個人的個性可以不居，沒有定性，作品亦然。沒有實驗摸索，效果千奇百怪，怎稱得上創作。讀者由自己作品讀出另一個「異化」的作者，就像十月懷胎生下一子，啼聲響亮，個性鮮明，雖不似懷胎時想像，仍可欣喜，何需焦慮？
長舌、閒話、流言、八卦。這些都是對gossip的翻譯。今天，長舌充斥在我們四周，立院廟堂、企業商場、電視節目、網際網路觀察可見。台灣曾幾何時變得如此「長舌」？這麼耽溺於「八卦」？我們為此又正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我想了想，得到一些答案。
首先，Gossip帶有迷人的知性，它是一番探索。「謠言止於智者」，但是gossip 的判準不在於正誤，說者與聽者對其不確定性都了然於胸。Gossip貌似知識追求的過程，連智者也不免上癮，它擺明是一番開放的探索，帶來懸疑好奇的興奮。一般以入微的觀察開場、以大膽的揣測開展、再交叉著細節與轉折，而結局總讓人有恍然大悟的刺激。
但那終究只是冒牌「求知」的廉價魅力。Gossip不斷創造「話題」，但從不指向思辯。人們在gossip中心底呼喊的渴望，是"entertain me""而非"inform me"。在gossip的世界裡，一切被說的都不確定，一切的不確定都正被判定。而判定的正確性憑賴的並不是證據與邏輯，而是參與gossip的人們毫不猶豫的盡情想像。
週六，難得睡晚。但過程是，要一直提醒自己今天是休假日，才得安眠。最後，「撐」到了10：00起床。慢慢習慣後，應該可以悠哉地過假日的早晨。睡眠，都弄得像件需要刻意經營的事，需度過見山見水的多重「境界」。被自己打敗。只能暗地苦笑。
至於原因，猜是工作上癮症大半沒錯。但我有點懷疑。有時真的沒有事做，事情是起床後才找的。你看小孩清晨一睜開眼睛，噗通一聲跳下床，興奮地到處拉人起來玩。我好像有點那樣的心情，醒著，就好像帶著一種莫名的期待。
但，這是個憂鬱的小孩，從小對於死亡特別敏感，幼稚園時代就有嚇過父母的紀錄。半夜站在床邊把父母搖醒，問：「死了以後像什麼樣子？」，困惑到睡不著覺。還記得父親要母親繼續睡，由他來「處理」，半夜在客廳的一盞燈光下，泡杯牛奶，展開父子的嚴肅對談。父親的回答到現在還記憶清楚：「死就是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是」。但是，「『什麼都不是』到底是什麼？」，這問題至今也還沒個可以交代得過去的答案。
週一，又開始新的一週。今天要代班參加院的會議，然後晚上是網球最後一堂課。
早上10點多才到辦公室，有點愧疚。中午在辦公室用餐，同時繼續工作。 上午整理了一點資料，讀了幾份學生的報告。把資訊小組的事處理了一下，然後也弄了一篇網路日記，以確定格式。
不久，開會時間到了，所長與副所長都在澳洲開會，由我這資訊小組召集人代班。匆匆趕到資訊所開會，內容是中研院計算中心的業務簡報兼檢討。會場一旁同時正在展示數位典藏的成果。院長、副院長、處長全員到齊。我這助研究員開了小小的眼界。看到繼文也到了現場，大概跟我一樣是來代班的。但有一段距離，沒能打聲招呼。
前天，跟W為了一本科普書而產生言語衝突。
W要跟我溝通的是「感受」，但是我卻不知道要怎樣去處理那種東西，也很難表達感受給對方理解。
談話是在不同horizons交錯的更大field中進行的，毫無疑問。男女之間因為性別社會化的差異確實構成了溝通的障礙。但這性別差異，要說如何產生，自己反省起來，卻是複雜得很。
我在1994年路過舊金山，偶然讀到一則關於經濟學教育的報導。今天翻譯它成中文時，想到那低潮抑鬱的一年發生過的許多事。
1994年初，我由美國回到台北，開始博士論文的田野研究，但是研究工作進行沒多久，生活便陷入僵局，家庭的狀況讓我身心俱疲，研究工作全面停擺。
從小就跟我感情非常親密的祖母，在我回國前不久中風，我回到台北時人已經臥病在床，無法動彈也沒有辦法講話，然而意識卻是清楚的，我沒有辦法想像這樣的折磨竟會發生在祖母身上。祖母由醫院搬出，住在家裡，全家人輪流照顧。我頻繁回家，但總是隻身一人，家人怕給我增加壓力不好多問，我怕他們擔心，也勉強自己苦中作樂。
有著嚴重潔癖的H，沒有辦法忍受有外人進出的空間，生活進入冷戰般的沈悶低盪。我忍痛搬出父母為我們準備在忠孝東路弟弟診所裡的套房，為了給自己的婚姻一次機會，像鬥敗的狗一般低聲請求岳父收容我們。結婚前，雖然拒絕了許多父母安排跟醫師、律師相親，但H一直不敢跟父母提及我的存在。岳父說過：「不要交讀社會學的男生」的那話，一直在腦海裡閃過。搬進岳父家後，雖然他兩老對我們甚好，但是家庭生活並沒有因此改善，在岳父家生活對我倆都造成很大的壓力。我曾想過向他們求援，但H為了顏面或驕傲總是怒目以對，為了和諧我也只有放棄。事實上，岳父母把事情當成誰對誰錯，也不可能真正提供幫忙。
我跟H，把自己綁在一個封閉黑暗的世界當中，我想找到一個理智的出口，但情感與精神的深層動力卻已然消磨潰竭。事業在崩潰中，研究一籌莫展，而H那種對於生活與自己的不滿也讓我的信心跌入谷底。她用忍受痛苦、犧牲委屈的方式表達對我堅毅的支持，但是那只是加重了我對自己扛著家庭、連累妻子走上社會學這條路的自棄。H情緒不穩並且不斷地埋怨工作，我的研究沒有進展也陷入絕境，漸漸精神幾近崩潰，夾在三個「家」當中，日子卻只是充斥著沈默與抑鬱。沒有一個「家」，是心靈的歇息之處，更不用談傾訴焦慮的對象。我到花蓮尋求宗教的支持，也曾向精神科專業的H姊姊尋求奧援（她只是說：「別管他，男人都是那樣。婚姻就是權力關係」云云。我大失所望，從此切斷了那條生命線。）在那一年中，我前後搬了三次家，生命還是無路可逃，生活被逼到了死角。
最後，我下定決心跟H提出離婚，但我一聽她說承受不了，知道自己直覺心疼，無法堅持，便清楚自己這輩子其實已有了決定。婚姻與事業不能兩全，我選擇為婚姻奮鬥，但那畢竟是一個陷入無解的婚姻。我寫信給指導教授Gereffi與Nan說我決定要放棄學業。Nan急切地回信，Gereffi也要我三思。他們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要我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脫離身旁的所有人，回到Duke University，跟老師、同學面對面談，在Duke的教室、圖書館、校園中，給自己機會再確認要放棄的是什麼。
於是，1994年7月，我以回校進行期中報告為名，一個人回到杜克大學。那段期間，朋友好心收容我暫時住在他們家。我彷彿人生走到絕境，情緒極度低落，自殺的念頭一直揮之不去。把一些留在美國的東西一一變賣或捐掉，單單這事就把我折磨得半死。一個人成天躲在房間裡，整理這些舊物，每一件都有許多回憶，疼惜痛心，如整理死去親人的遺物，不時情緒失控地哭泣，心情好像在為自己送葬，跟一段曾經的夢揮別。朋友無法諒解我的語無倫次與怪異的舉動，我離開後便再也沒有聯絡。
那時人在舊金山的朋友適時邀請，我決定回程先在那裡停留，在好友處住上數日。那幾天，好像生命的列車不期地停靠，等待轉轍再發的汽笛。晚上走在黝黑的灣區岸邊，感覺自己在San Francisco，好像處在一條漫漫長線的中點，懸吊在Duke與Taipei之間，從小支撐我成長的動力，學術與家庭的夢與理想，都漸漸離我遠去，不管前行、後退都是難題，以後日子即便延續，都不會再像最初般的單純完整，生命只是一連串令人難堪的無助修補，一股強烈的衝動，想把生命就終結在舊金山。
記得一晚，喝了點酒吧，跟朋友聊沒有兩句，就嚎啕大哭，激動地直說朋友的言語hurt me。那恐怕是我這一生中最為脆弱、無助的一刻，朋友自然是無法理解的。那幾天，朋友也八成不知道，她其實是在陪一個精神渙散的病人散心。或許San Francisco這溫柔嫵媚的城市果然適合撫平傷口，加州的陽光、灣區的微風，委婉動人都有治療的效果。我也是在那幾天，第一次在外國的電視螢幕上看到長榮航空的廣告，「望春風」的背景音樂，加上The Wings of Taiwan的字幕隨著機身在雲靄環繞的金門大橋上空滑過，感動得讓人也跟著想飛、想自由、想再夢想。
幾天後，朋友送我上飛機，站在海關出境入口，感覺像是逃學的小孩又將被推進教室的一刻，只能硬著頭皮再往前踏一步。
今天翻譯的這篇文章，是我抵達舊金山之前沒幾天，朋友從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剪下來的一則新聞。我在回程的飛機上拿出來仔細閱讀，覺得趣味盎然，學問之事不僅開闊，而且也頗為貼近生活。回想起來，這文章對於自己再次著陸台北後繼續完成博士論文的經濟社會學研究，似乎也有一點鼓舞的作用。
這些是我翻譯這篇報導時，聯想到的一些往事與當時的心情。（【警告，經濟學可能讓你變得自私！】）
今天把升等的文件整理好，送出去申請。事情到了一個段落，覺得心情也比較平靜得多。往後如果任副研究員，應該要對自己有些不同於以往的期許，不是嗎？我想了想，寫下底下的文字：
（1）希望自己能夠踏實進行與研究主題相關的中文文獻整理，並培養自己撰寫特定研究領域、具有回顧與前瞻性質論文的能力與勇氣：台灣社會學圈隨著種種制度變革已經漸漸走向專業化的階段，而這個過程的結果會發展出台灣學術制度的特定風貌，也一定會帶來相應的利弊得失。我期望自己能夠經由切實的學術實踐，有效地參與到我們學術社群深化與反思此專業化變遷的過程。我們已經到了需要藉由建立可信的評論傳統，以對話品質的提升來矯正或救濟單方集中於出版數量計算偏向的時候。在沒有制度化具有公信力的學術傳統下，我們只能慢慢由實踐中試誤摸索，這種事沒有人有把握，但不進行是萬萬不可，而且不是一個人可以辦到，必然要透過謹慎但誠實的集體發聲才能完成。我期許在這方面用心努力。
4月25日清晨
學術寫作有時讓我非常的痛苦，就像這次。
斷斷續續寫了兩年的文章，好像永遠讀不完的書，永遠在原地踏步的寫作。現在，眼看就要到了成形見諸世面的時候。用週五演講來逼自己寫，這時候，開始後悔。
好長的馬拉松，見到終點，但是精疲力竭，有漸漸感覺得到的成就感，也有點滴累積起來龐大的無助，不知道一切值得不值得，到底有沒有個道理？
Sato讀了雜亂的初稿，來找我，找不到，熱心地留下email訊息。有的問題，我比較好回答，譬如為何要評論加州學派、Amsden與GCC，三者有什麼關係？有的問題，讓我陷入沈思。
寫這篇注定無趣的文章，有許多許多的動機，把它寫得幾乎漫無節制的長，是想要對自己有些交代，心裡頭其實並沒有一篇期刊論文該多長的打算。想要用閱讀、思考與寫作看清楚自己與旁人，想要看看具有integrity與character的那個我，如果真的可能，模模糊糊會是什麼樣子？會說出甚麼樣的話？看到什麼樣世界？
我是個瞎子，想辦法要睜開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但是，我張開眼了嗎？你告訴我。
思考，然後寫，寫得自己很痛苦。第一個動機，害怕自己是隻鸚鵡，如果是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應該像什麼？不想要跟西方文獻擺置妥當的言說形式、成組的概念、問題與解答一一套招。但是，這很難。無論如何，我確實是很專心用力地想說些新鮮的、屬於自己的（或者我們的）聲音。失敗，九成如此，但用心在此，這點是不會錯的。
可以用些炫麗的新詞（或許很有本土風味，或者有進步批判的感覺）來重新包裝一些自己或許用久了也會覺得一下子新鮮起來的舊貨（或者心知肚明的老生常談）。那或許是在學圈的生存之道之一（虛榮、從眾、往人多的地方湊熱鬧，像這種心理需求，學者跟平常人一樣很難避免），但是，不會是我們誠實想說說話時所想要的。
問題是，我怎麼知道我正在說的話，是新瓶裝舊酒，還是舊瓶裝新酒？只是自認專注於誠實，解決不了問題。實情很難確定。但是就算永遠沒有開盤的一天，賭局的勝率預先應該還是可以有點譜。我於是選擇用一個很平淡無奇的概念：「跨越國界的組織場域」來寫這篇文章。這樣一來，或許比較能夠避開我不想要的陷阱─新瓶裝舊酒。 <
至少新瓶舊酒的可能性低了，需要擔心的就比較只是舊瓶舊酒的這種「無奈但是只能接受」的後果。笨，可以接受，但不要裝聰明。這也算是另一種尤理西斯的自縛策略吧。
還有，我寫這樣雜蕪漫長的文章，是因為我渴望對話。
簡單講，不過是想要做像這樣的寒暄：「我看我自己像這樣，你在我眼中像那樣，那你看到的我是怎樣？」。
如果我們都終其一生沒有辦法擺脫鸚鵡的宿命，讓我們起碼做看得到對方、願意對話的一群鸚鵡。其實，我心底對這樣的對話，心底還是抱著正面的希望：如果我們開始說自己、談對方，機會就會在那裡，我們或許有可能發出即便一次屬於自己的聲音，因而有那們一刻不再是鸚鵡。
我想，知識的進步有很多種形式，我們應該要多所實驗，包括我們書寫言說知識的形式。因為稍微調整了認知的架構因而問出不同的問題，是其中的一種可能形式。我們每天都在累積「新的」經驗發現，但是有許多（老實說）只是沒有光彩的一再重複。新蒐集還燙手的資料、更嚴謹讓人怯步的計算、機巧地調動一兩個變數、或者更拗口的批判新修辭。儘管做了這麼多，但卻越來越沒有「發現世界」的真正喜悅，我自己與朋友們都常如此感嘆。
但我們多少都看到過，有時候看起來陳舊的事實，只因為換個眼光，又被意識到早該被發現的驚奇。比方說，Granovetter在其《Strength of Weak Tie》一文中，review眾多網絡甚至非關網絡、陳舊得都快腐朽的研究文獻，結果卻讓我們發現它們「其實」「全都是」在說一個新鮮的故事！
這篇文章中，我自己動手的經驗研究只有一個，就是國際運動鞋供應/採購產業的研究。最初，在這個研究上，我雖然寫了一點文章（或許寫得不夠多），但真正要說的意思一直沒有傳遞出去，這自然讓我懊惱。後來，我在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作品中，例如關於半導體與汽車產業的台灣故事上，竟也看到許多跟我在鞋業看到一樣的、沒有被傳遞出去、但可以被articulate成很不一樣的東西。我於是想到進行一項邀約，請朋友們一起來調整一下我們看身旁世界的順序、焦點、與範圍。就一下下，看看會變怎樣。
這讓我想到：瞭解自己、表達自己、瞭解別人、與被別人瞭解原來是可以，或者根本就是必須，一起作用的同一回事。學術作為一個社群，正是有這樣的意義在，不是嗎？
詮釋學說：因為有許多我們不知道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才讓我們有可能知道許多事。是的，我們如果沒有一些既有的、通常來自於西方這個龐大他者的架構，認識、發現、與敘述自己與我們身旁的事物幾乎是很難進行的。一定的意義上，我們都不可避免地是一隻隻的鸚鵡。
但，詮釋學的意思反過來或許可以這麼說：許多我們認為無疑已經知道的事，有可能讓我們不知道：其實我們並不真的知道，或者，我們其實知道得更多。
這就是我寫這文章想要做的事：提議換一個角度，在我們眼界所及的許多經驗中央畫一條長長的線，一件一件的事，左邊與右邊再重新擺置一次，因此為我們所知道的與不知道的，列出一張跟以前瞭解不一樣的清單。
今天跟Y討論時，模糊地提到我研究問題意識這幾年裡的轉換。簡單來講，在過去我的想法是要從研究經濟學「自然競爭」與「自然壟斷」的標準產業，來突出經濟社會學思考的特色，展示鑲嵌性如何能夠提供不同於經濟學的替代解釋。在完成有線電視研究後，我一邊忙於整理發表這些研究的發現，也同時開始思考以這些研究為基礎，此刻與未來最讓我感興趣的研究問題為何？其中有一些，現在的我已經比較清楚能夠說得出來，只缺寫作論文之外擠出時間來耙梳。今天，選期不如撞期，就趁現在用一點自由寫作開始吧？
經濟自由化後，固然人們在某些特定的市場中享受到了競爭的好處，例如在無線通訊市場的自由化得到物美價廉的商品與服務，但是在Polanyi所謂虛擬商品上（文化、自然、勞動），人們反而越來越覺得陷入一種失控的焦慮感，感覺到自由競爭市場的束縛力量。我們的選擇並沒有因此增多，反而因為一種不知從何而起的無力而減少了。這不僅僅是處於激烈競爭中的個體對於擺脫競爭不安的心理需求，或者是向權威的逃逸；而是人們確確實實感受到放任競爭已經產生了一些日益明顯的總體無效益，以及修正環境中這些正在擴大的趨勢的重重困難，甚至於，是一種絕對可以用個人主義語言表述的自主性喪失。
（28）在李登輝自宅的對話，向趙紫陽批判鋼鐵廠建設
我與台灣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間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我在美國的時代。1960年代中期我人還在芝加哥大學，當時李登輝正在康乃爾大學留學，主修的是農業經濟學。李登輝的博士論文漂亮地使用了先前介紹過的我的「二部門模型」來討論台灣的農業問題，受到美國經濟學會最優秀論文獎的肯定。
我雖然說是在1964年完成了有關於二部門模型的論文，但是論文出版前的研討會文章已經廣為人知，非常多研究生用此二部門模型來寫作博士論文。從那時起我們就是知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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