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三年前的一篇網路日記，剛好收到轉載請求，發覺蠻適合這裡的，重放一遍】

翻譯Block的書，閱讀學生弄出來的初稿，費力地修改，久之也累積出一點心得。

這些學生都已經在課堂上修過課程，討論過這本書，而且，我想應該也是台灣最優秀的社會學碩士班學生了。在他們身上發現的問題，更是尤其珍貴。

我捫心自問，當年在台大修碩士學位時，可以肯定的，英文程度不會比他們好。事實上，我那時的英文程度爛透了。

繼續閱讀 改譯的心得（2003.3.6）

（1）社會性的共通資本與經濟學者的自省

我現在人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距離二次戰後已經六十年了。歐洲人對待都市與自然的態度有了重大的改變。例如，河岸的水泥人造覆蓋物如今又被一一拆除，恢復了昔日蛇行的自然河道；沿河周圍也被重新種上當地特有的植物。小鳥與動物又集結回來，變成了小朋友絕佳的自然觀察場所。

以汽車為中心的交通體系重新被檢視，市營電車等公共交通工具再度復活，想辦法把汽車由市區中心地帶趕出。其結果，跟商店當初擔心的剛好相反，反而把商業區活化了，因此增加了受雇機會的城市經驗也為數不少。仔細地親身步行觀察，看對於研究有何啟發，是我數日前拜訪此地的目的。

繼續閱讀 宇澤弘文《我的履歷書》1-3 童年與家族

（28）在李登輝自宅的對話，向趙紫陽批判鋼鐵廠建設

　　　　　我與台灣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間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我在美國的時代。1960年代中期我人還在芝加哥大學，當時李登輝正在康乃爾大學留學，主修的是農業經濟學。李登輝的博士論文漂亮地使用了先前介紹過的我的「二部門模型」來討論台灣的農業問題，受到美國經濟學會最優秀論文獎的肯定。

　　　　　我雖然說是在1964年完成了有關於二部門模型的論文，但是論文出版前的研討會文章已經廣為人知，非常多研究生用此二部門模型來寫作博士論文。從那時起我們就是知心的朋友。

繼續閱讀 《我的履歷書》28-END「回復人性」

（25）因「社會性共通資本」獲獎﹑天皇陛下的言語衝擊

　　　　　我在1983年獲得「文化苦勞者」的榮譽。文部省舉行的表揚儀式之後，聽說天皇陛下將在宮中賜茶。我們被引導到一間小房間裡，在陛下面前，輪番說些關於我們到目前為止做了什麼事的對話。沒多久輪到了我，我非常的緊張，說了凱因斯怎樣、誰又作了什麼事之類，連自己也聽不懂的話。

　　　　　接著，昭和天皇身體前傾，說：「你呀你，一直在談經濟、經濟。總之，你想要說的是人心的重要吧」。我聽到這番話，好像受到電擊一般，大夢初醒的感受。

繼續閱讀 《我的履歷書》25-27 天皇及教宗的會面

（22）為文批判新古典派、經濟學的二次危機

　　　　　我跟凱因斯的高徒之一、當時在劍橋大學教書的瓊‧羅賓森（Joan Robinson）教授有很多共同的想法。我受其知遇是1961年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之時。

　　　　　她跟李查‧康（Richard Kahn）一起，加入了凱因斯弟子們的團隊，成為所謂凱因斯圈子（Keynes Circus）的一員（按:其他還有Piero Sraffa、Austin Robinson、James Meade等人）。可以說《一般理論》是在1930年代初，經由這群人花費了四年的時間，討論構築才完成其骨架，羅賓森在當中不止擔任主導角色，在凱因斯思想的後續發展上也有很大的貢獻。

繼續閱讀 《我的履歷書》22-24 自我批判的經濟學

（19）學生佔據校園，戰爭的犧牲品
　　　　　
　　　　 在劍橋生活了一年後，回到芝加哥，我對於情勢的變化感到驚訝。跟著我一起在大學當局與學生的爭議中擔任調停者的三位年輕助教授都遭到學校解職，之後也不知道下落。這三人因尚未拿到tenure（在任期間保證）而沒被續聘。但是，雖尚未得到tenure，在當時助教授一般都是會自動獲得續聘的，人們因此認為是跟反戰運動扯上關係才會遭到解聘。

　　　　　1966年4月，反對越戰的學生佔據了芝加哥大學的校本部大樓。學生佔據校本部大樓的舉動由芝加哥大學開始，接著波及到全美各地校園。當時，美國的徵兵制因為遭逢反戰運動而變得無法順利運作。美國政府便優先徵召在學成績不佳或者確知參與到反戰運動的學生到部隊服役。

繼續閱讀 《我的履歷書》19-21 歸鄉、學運、公害

（16）祝壽大典燃怒火，嚴厲逐出師門

　　　　　我到了芝加哥大學一年後，1965年秋天，法蘭克‧奈特（Frank Knight）教授值八十大壽，慶祝會由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主辦盛大舉行。

　　　　　在教職員俱樂部最大的一間房間，曾經師事於奈特教授來自全美各地的經濟學者齊聚一堂，盛況空前。代表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傅利德曼（Milton Friedman）與喬治‧史提格勒（George Stigler）當然出席，會場也看到保羅‧薩姆爾森等人的身影。整個儀式由史提格勒負責主持。

繼續閱讀 《我的履歷書》16-18 劍橋大學的際遇

（13）發展最適成長理論，資本主義的計畫經濟

　　　　　我在史丹佛大學時，進行的是對資本主義經濟機制的研究，我更深的關懷是在研究「競爭性的社會主義原理」。

　　　　　1917年俄羅斯革命發生後，社會主義經濟的計畫要根據什麼樣的基準，要如何打造這種經濟體，就成了非常重大的問題。經濟學者馮‧米塞斯（Mises）與海耶克（Hayek）主張，因為現實經濟非常的複雜，非有數百萬條聯立方程式不可能解答，因此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繼續閱讀 《我的履歷書》13-15 芝大計量經濟講座

（10）研讀經典倍極辛苦，解說之後茅塞頓開

　　　　　離開了東大數學系的研究生生活後，我開始一個人學習起經濟學。一次，在小田急線的電車上，偶然遇到後來成為大阪大學教授的稻田獻一先生。他一看到我，就問：「聽說你正在學經濟學啊」，原來已經知道我在學經濟學的事。

　　　　　稻田教授是我在一高橄欖球隊的前輩，可說是非常有名的主將。一高時期我跟他擦身而過，很像是沙林傑（Jerome David Salinger）小說《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裡的主人翁霍登，看起來有一點偽善，但實際上給人清爽的氣息、是個值得敬愛的前輩。

繼續閱讀 《我的履歷書》10-12 史丹佛大學經濟所

（7）前途迷惑醫學之路斷念

　　　　　昭和二十年春天， 我剛通過第一高級學校理科乙類的第一次考試，運動部就跟著來邀我加入。首先找我的是橄欖球社。我當時有種印象，覺得如果能夠進入橄欖球隊將有助於我通過二次考試。我想，如果能夠進入兩個球隊那又會更好，於是也接受了柔道社的邀約。但是，後來回頭細想，自己真正喜歡的還是橄欖球，最後決定進入橄欖球隊。

　　　　　我的運動神經不好，能夠進入到橄欖球隊，是因為體格不錯。身高一公尺80公分，擔負起球隊中排（rock）左翼的位置。所謂「中排」，是在組成爭球陣式（scrum）時擔任隊形支撐的角色。球隊的中排右翼是由伊藤順擔綱，他是個天才型的選手。因為長相像是閻羅王的緣故，有了「閰魔」的外號。比賽當中，經常聽到對手「小心閰魔！」那樣的互相提醒。

　　　　　

繼續閱讀 《我的履歷書》7-9 東大數學系

（4）高度熱中於數學，認識秀異之才速水。

　　　　　昭和十六年（1941年）四月，我入學到東京府立第一中學校，也就是現在的都立日比谷高校。日中戰爭擴大，軍部的發言分貝大增。當年的入學考試並未如往常包括書面筆試，只需要學校成績考核資料與面試就好。新生的制服跟前輩的衣著不同，是卡其色的國民服與戰鬥帽。雖然是那樣的時代，一中學風仍舊非常自由，有許多好老師。所謂「好老師」，並不是指擅長教學方法，而是看重關心學生的事。

　　　　　學生在這些老師底下，盡情呼吸自由的空氣，研習自己所喜歡的課程。我喜歡的是數學。那時就讀了高木貞治先生的《解析概論》等書，能夠靠自己之力研讀起相當高級的數學。那是因為家裡與數學相關的書非常之多，而一中的圖書館裡也有《如蘭文庫》等豐富書籍的緣故。

繼續閱讀 《我的履歷書》4-6 一高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