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履歷書》22-24 自我批判的經濟學

(22)為文批判新古典派、經濟學的二次危機

     我跟凱因斯的高徒之一、當時在劍橋大學教書的瓊‧羅賓森(Joan Robinson)教授有很多共同的想法。我受其知遇是1961年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之時。

     她跟李查‧康(Richard Kahn)一起,加入了凱因斯弟子們的團隊,成為所謂凱因斯圈子(Keynes Circus)的一員(按:其他還有Piero Sraffa、Austin Robinson、James Meade等人)。可以說《一般理論》是在1930年代初,經由這群人花費了四年的時間,討論構築才完成其骨架,羅賓森在當中不止擔任主導角色,在凱因斯思想的後續發展上也有很大的貢獻。

     羅賓森受到美國經濟學會之邀在1971年12月發表演講,那場以「經濟學的第二次危機」為標題的著名演說,其要旨大略如下:

     新古典派經濟學已經是走入歷史的東西,而凱因斯經濟學又不合於當今現實。凱因斯的有效需求政策在於透過政府財政支出的增加、或者投資的擴大來創造雇用。但真正重要的問題在於,要將這些政策用在什麼方向?要如何使用?政府支出與民間投資應該要特別考量到未來子孫的世代。

     所謂「第一次經濟學危機」的解決,不消多說,指的是凱因斯革命。但40年後,世界資本主義又再度陷入極大的混亂,迎向一個不均衡與不安定的時代。世界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通貨膨脹、失業、國際收支失衡呈螺旋狀擴大,換言之,凱因斯主義的財政、金融政策已經失效。

     事實上,我以「新古典派經濟學的終結」為題也寫過與羅賓森教授相同旨趣的論文。那篇文章1971年的1月4日發表於《日本經濟新聞》。那時,我很辛苦地把文章原稿寫完,交給了報社負責人,就跟孩子們出門去滑雪。但是,因為內容是對於向來經濟學者所堅信的理念的徹底批判,出門後回想起來越覺得寫得有點過火,便打電話到報社詢問:「原稿還可以攔下來修改嗎?」。但是,電話回應是「已經在印刷了,不可能的」,我也就打消了念頭。

     結果,連我過去所做的研究都被那文章給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但自此,我對於日本的社會環境、自然、教育、醫療等諸領域的發展,卻也開始浮出很大的疑問,覺得日本再照現在的方式走下去是不行的。

     特別是到1960年代底之後,惡化的通貨膨脹殘忍地打破了那些一度相信分配可以關照到社會公正來進行的人們的幻想。只為了自己本身或所屬團體利益的最大化,毫不掩飾地高聲主張既得利益,竟匯為風潮地公開擴散。僅僅依照力量的大小,透過交涉力來進行的分配,在政治上被強力地執行。

     就在此時,經濟學對這些最為緊張的現實問題卻採取迴避的態度,不是頓逃到跟現實完全不相干、一味地追逐形式邏輯的抽象世界,不然便是屈身於為特定產業或者政策立場辯護的議論所橫行的世界。所謂「經濟學的第二次危機」,是一種思想的問題,也是經濟學者的問題。

     羅賓森教授常常到日本訪問。每次來一定會住在我家。我以前的家還有間獨立的小屋,參加其講座的學生們戲稱它為「迎貧館」。羅賓森教授倒是很喜歡那地方。

     她人既漂亮,又有聰明的頭腦,還帶著一股威嚴。她的言行舉止如女皇一般,彷彿是位堅持與男性徹底戰鬥的女權主義元祖。但是,對我太太與女兒而言,羅賓森女士卻不過是一位慈祥溫柔的奶奶。

(第22篇完)

(23)紡織貿易背後的談判、平衡務實的保守派休茲

      喬治‧休茲(George Schultz)打電話到我家大約是1969年的事吧。我那時剛剛才裝接電話,電話號碼還沒有公開。但是,休茲卻說,「我一到了橫田,才十分鐘就查出你的電話號碼」。我剛開始時猜大半是為中央情報局的關係才來的吧,事後才知道,是為了美日纖維貿易談判的目的。

     休茲是我在芝加哥時擔任商學院院長的一位勞動經濟學的學者,以鋼鐵爭議與勞動爭議的中間調停者而聞名。剛好那時是我的鄰居,小孩子也同樣年齡,我們變得非常親近。他雖然是個道地的保守派,但是因為思考言行一致,是我在芝加哥大學時少數覺得可以信賴的朋友。

     他停留在日本的十天期間,我跟他幾乎每天議論不停。我在談話中知道,休茲此行期待日本能夠自動對其出口加以設限。我反問他:「這不違反了你的信念嗎?」他只這樣回答:「這可是關係到我老闆的政治生命」。

     我在跟他離別時說了:「還是不要跟這樣的人共事,比較好吧?」休茲之後,在尼克森總統面前一直堅持他自由貿易的理念。但是,尼克森完全充耳不聞,還拿出「對敵貿易法」來對付日本。這個法律中「對敵」的部分,所謂的「enemies」,還不止是一個。是美國在獨立戰爭之際,與英國等幾個國家作戰時所創立的法律。

     這法律賦予了美國總統跟在戰時一樣的權限。不需要經過議會的審議,就可以訂定新的法律。日本政府在這層威脅下,斷然踏上了出口自動設限之路。因此而受到犧牲的經營者與勞動者並不在少數。

     去年911恐怖攻擊事件時,日本的駐美國大使說:「戰後以來,只要日本經濟一發生問題,美國一定對日本伸以援手。日本受到美國很大的恩惠」。實際上,像他提的事,一次也沒有發生過。可以利用日本經濟時,利用之;一旦美國經濟狀況不佳,主義或主張都可以為之一變,連「對敵貿易法」都突然間變得適用。美國到底是怎樣看待日本的,單看這一件事就可以明白。

     後來,休茲被捲入到水門事件當中。那時,他擔任財務長官,尼克森因為自己的政治生命陷入危境,便要休茲查察其政敵的底細。但是,這命令被休茲頑固地拒絕。這當中一來一往對話的錄音後來被公開。「休茲這傢伙,沒有我,他今天可以那麼發達嗎?這些他都忘了吧?」尼克森這樣破口辱罵。幸好有錄音帶,救了休茲。

     之後,他成為一家世界性的大型綜合建設公司的董事長。雷根總統時代擔任其國務卿,是個平衡務實的人。我到現在還跟他保持密切聯繫。

     介紹休茲給我認識的人,是加州大學的校長克拉克‧卡爾(Clark Kerr)。他跟休茲兩人都是勞動爭議知名的調停者,辭退大學工作後,成為大學教育問題的專家,以及一家大型財團的理事長。他說過:「要大學內部自動發起改革,就跟要墓場自己動起來一樣困難」的名言。我跟他們這些保守派的人士能夠保持親密的關係,應該跟美國大學校園裡有著一種尊重多樣性的氛圍有關吧?教室裡的教學只不過是教育的一部份,教授與學生之間還有人性的、人格的密集關係存在。我也想要在日本實踐這樣的大學教育。

(第23篇完)

(24) 自然破壞的危險衝擊,《自動車社會的費用》出版

      1974年,我的《自動車社會的費用》一書由岩波書店出版,旋即成為當時的暢銷書。我寫作此書的契機,是在國外生活十多年後回到日本國內,瞭解到日本的都市與自然被無情地破壞,心理受到的衝擊。

     最大的衝擊是,我回國後在東京的赤板見附周邊所見的景象。從前,由赤板見附一直延伸到四谷,途中經過青山,這一路上的景色實在是非常的美麗。那時,市營電車從容地通過,沿途步道寬廣,路旁以櫻花為主種植了大量的行道樹。因為離府立一中(現在的日比谷高校)很近,我常常放學後沿路散步回家。當時的東京,像這樣美麗宜人的街道還有很多。

     可是,才十多年不見東京,已經變成小孩子不隨時留心危險便無法行走的道路,路旁的行道樹也變得慘不忍睹。市電消失了,取代的是以汽車為中心的交通。汽車不只是危險,一邊排放噪音與瓦斯,還旁若無人地肆意奔走。除了震驚之外,無法言喻。把昔日美麗的東京就這樣徹底地破壞的,到底是誰啊?

     汽車對於我們的社會、經濟或者文化生活,到底造成了什麼樣程度的影響?運輸省在1970年計算出汽車的經濟成本,說每增加一輛車子的社會成本約七萬日幣。但是,後來汽車工業會對此再做計測,修正之後跌為每一輛車增加大約七千日幣。而野村綜合研究所按照其他公式計算,把公害現象所連帶的成本也考慮在內,得到每增加一輛車所帶來的社會成本約為十八萬日幣。從這些計算數字看來,立場有所不同,其差距可以南轅北轍,某個意味上暗示著這些計算只能是武斷的。

     如果以汽車事故中喪失的生命價值來考慮,雖然可以用霍夫曼公式(假設受害者如果沒有遭遇不法行為的侵害,原本可以得到的利益的估計方式之一)來計算,但是用純經濟的尺度來測量人命原本就有其荒謬性。以人命的損傷這一項來講,車禍受害者本人不用說,家族、友人等的精神痛苦又該如何衡量呢?實際上,凡此測量是不可能逼近對象的。

     我們不能夠忽略,還必須要參照市民的基本權利來考量汽車的社會性成本。但是,具體而言,又該怎麼衡量對市民基本權利的侵害呢?歸結來講,即便有了汽車通行,但並沒有產生社會性成本的道路,便可以被認定沒有對市民基本權利造成侵害。將目前缺點很多的道路加以改造成為理想的道路,將要花費多少經費,我們可以以此為一個測量尺度來估算。

     依照前述基準,以東京為例,(出書當時)要將兩萬公里的不良道路改造成可以允許汽車通行,所需建設經費以逐年攤還來算,起碼需要兩百萬元日幣。

     在美國與歐洲,對於道路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很早就起了很大的觀念改變。汽車在從前是被當成為了有效率地移動人員與物資的運輸手段。但是,如今已經把高速公路、停車場當成是不符合人性的事物來看待,問題就變成要如何將它們加以修正以回復人性。

     例如,1970年代初期,倫敦市議會的環境開發委員會便決議,沿著道路兩旁的空地所設置的八十處臨時停車場全部廢除,因此政策所得到的五十公頃土地將加以綠化,而原則上也不再認可新停車場的建設。在歐美各國,道路如果沒有辦法人車分流,基本上是不能夠開放汽車通行的。日本就算到現在為止,還是不能夠守住人車分道的這個基本原則,只考慮到汽車通行便利而建設的新道路仍舊到處在蔓延擴大。

(第24篇 完)

《日本經濟新聞》2002年3月1日至31日連載,日本知名經濟學者宇澤弘文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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