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陸霖 《週刊編集》第三期 Access to Tools專欄
────────
Google Earth是數位時代史無前例的精緻地球儀，也是我最喜歡拿來跟孩子炫耀魔術的手機軟體，通常看到「藍色彈珠」（Blue Marble）浮現螢幕時便聽到驚聲讚嘆，輕刷幾下地球竟如籃球被玩弄於指尖，輕輕一點便不預期地極速墜入紅塵，降落在天涯海角的任何地球表面。在這些手機驚奇體驗背後，是我們對地球這個容納70億人類與眾多生物棲息龐大球體的強烈對比；地球儀不管新舊都透露出哲學家巴斯卡（Pascal）口中脆弱的「思想蘆葦」對於「完整地想像與掌握世界」拼足氣力的驚人慾望。
平面地圖與3D的地球儀間存在著根本的差異，代表著人類面對世界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與態度，相較於Google Map點對點（point to point）、逐次轉彎（turn-by-turn）瑣碎而體貼的移動指引；「立體」與「全面」才是Google Earth的重點，大面積地開闊探索，黏合不同尺度的資訊以「餵飽」人類掌握空間的渴望，這些是地球儀的遊戲規則。
Ezio Manzini是DESIS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and Sustanability）Network的發起人與頭頭(president)。DESIS經常被視為social design的代表性國際網絡，但Manzini本人顯然認為是該好好澄清差別的時候，這篇2014年８月發表的文章針對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與Social Design做了區辨，在我看來更重要的作用是自我釐清DESIS Network的目標與價值。
我可以接受他指陳的三點差異（除了他對class的暗示有些不安，但身為社會學者，我可以理解他的感受），其實他的這些看法呼應了我在台科大提出關於social design發展的兩個憂心。不過，我最欣賞的還是他收尾的願景：
For this reason, it can be stated that the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even though, at the moment, is still very far from being mainstream, by its same nature, is not a complementary design activity. It is, or at least it could be, the anticipation of what, hopefully, will be the design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refore, and very pragmatically, it proposes a design activity in which, if the more favorable scenario would be realized, the majority of the design experts could have a role and make their living.
雖然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在我看來，這更接近我理解的social design）目前還不是主流，但也不能被當成是一個補充性的點綴，它可以自我期許成為21世紀的設計。
我不是設計專業裡的人，所以，沒那種資格勇氣與角色期待說那樣的話，但在我看來，從design到social design是一個未來的選項，一個design把握當下機會自我完成的paradigm shift！
（對了，閱讀時也請不要忘了「後語」中的但書與觀察。我好像剛好站在他指出匯合趨勢的另一個方位過來）
＝＝＝＝＝＝＝＝＝＝＝＝＝＝＝＝＝＝＝＝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vs. social design （２０１４）
Ezio Manzini
The notion of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is frequently considered similar, if not coincident, with the one of social design. In my view, to do that is an error: the two expressions refer to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have very different implications.
前幾天我把我在東吳大學社會系「文化經濟」座談會中的發言整理出一部份，放到了blog上頭，份量大約Jerry全部發言的三分之一。
本來我以為是刪掉了1/2，也就是把後面關於「文化經濟」的幾個研究方向的提案給拿掉。前幾天收到東吳來信，這才發現還有開放發言後我的一段最後回應，今天因為是截止日，我臨時挪出時間把那部份給清出來。
蔣老師的發言我未徵詢其同意不好放上來，我的回應有點零散，但這還是整理過的，只是留個紀錄。因為回頭看，內容有點乾澀，而且不少是關於研究的話題，所以從View Pionts移動到這裡來。
本週完成兩場演講，本來以為是兩個階梯，循序向上，事後看來，是兩個不同的演講環境、不同的聽眾。
政大的演講以熊老師的組織社會學學生、政大產業研究相關科系老師研究生，發展社會學的老師、政大正從事或打算進行產業相關博士論文研究的學生為主。演講與討論起來，反而感覺比較是在進行研究領域的內部討論，研究的貢獻或對話銜接點都比較容易而準確傳達。
相反地，中研院的演講反映了社會學與所裡研究人員的多樣性，我在政大演講後想要更強化理論思辨的推敲，反而因為面對的是多樣的外圍的社會學社群，大多對於發展社會學這10多年來的變化無所了解，製造了較多的聽眾負擔與混淆。兩場演講的內容與重點如果顛倒或許才對。
【這是與禮忠合寫論文中刪掉的段落，保留起來做紀錄，這三點鑲嵌是禮忠的閱讀整理，他現在人在芝大社會所攻讀博士學位】
社會科學要證成自己的「科學性」，往往力圖將自身與「道德」、「倫理」等規範性字眼區分開來。經濟學以自然科學為師，沿用了這樣的一種立場。然而，理解社會現象所蘊含的倫理性質以及倫理思維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發揮的作用，與在意識型態的牽引下以科學為名偷渡倫理規範的論述，根本是兩回事。忽略與貶抑倫理的經濟作用是經濟科學原本不需要付出的成本。
針對理解社會現象中所蘊含的倫理性質，博蘭尼（K. Polanyi）所開啟的「鑲嵌」（embeddedness）觀念在建立結合道德與經濟的經驗研究上深具影響。Polanyi在不同脈絡下討論到「經濟鑲嵌」時，其實都牽涉到經濟生活的道德意涵與機制，不管就政治的鑲嵌（例如：市場的國家建構）、社會鑲嵌（例如：經濟行為的社會取向動機）與生活整體的鑲嵌（例如：商品使用的社會脈絡），我們都可以看到由這些關係的鑲嵌上所衍生出一定社會倫理的規範認知與要求。
可惜的是，「鑲嵌」概念晚近的發展與應用，往往忽略了此中的倫理意涵，不是狹隘地將「社會」僅理解為行動者所處的人際網絡或組織關係（Granovetter 1985），就是集中在建立各種層次、各種面向的不同鑲嵌類型，因而漸漸遺落了對Polanyi所提出關鍵問題意識的釐清與深耕。
這篇新聞報導是1994年9月，我回杜克大學做論文研究期中報告後，回程經過舊金山，由朋友處拿到的剪報，據說一位經濟學朋友看了我翻譯這東西出來，回應是說：「無聊」。如果這是事實，我覺得他的這種反應，正好可以併到這篇文章裡來一起參照。(翻譯自"Warning: Economics May Make You Selfish" Reported by Kenneth How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29, 1994)
今天跟Y討論時，模糊地提到我研究問題意識這幾年裡的轉換。簡單來講，在過去我的想法是要從研究經濟學「自然競爭」與「自然壟斷」的標準產業，來突出經濟社會學思考的特色，展示鑲嵌性如何能夠提供不同於經濟學的替代解釋。在完成有線電視研究後，我一邊忙於整理發表這些研究的發現，也同時開始思考以這些研究為基礎，此刻與未來最讓我感興趣的研究問題為何？其中有一些，現在的我已經比較清楚能夠說得出來，只缺寫作論文之外擠出時間來耙梳。今天，選期不如撞期，就趁現在用一點自由寫作開始吧？
經濟自由化後，固然人們在某些特定的市場中享受到了競爭的好處，例如在無線通訊市場的自由化得到物美價廉的商品與服務，但是在Polanyi所謂虛擬商品上（文化、自然、勞動），人們反而越來越覺得陷入一種失控的焦慮感，感覺到自由競爭市場的束縛力量。我們的選擇並沒有因此增多，反而因為一種不知從何而起的無力而減少了。這不僅僅是處於激烈競爭中的個體對於擺脫競爭不安的心理需求，或者是向權威的逃逸；而是人們確確實實感受到放任競爭已經產生了一些日益明顯的總體無效益，以及修正環境中這些正在擴大的趨勢的重重困難，甚至於，是一種絕對可以用個人主義語言表述的自主性喪失。
Mainstream economics commonly adopts an efficiency model, which views the market as a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driven by price-mediated competition among anonymous economic actors. Two things separate the sociological paradigm from economics: one ontological and the other methodological. Sociologists use the term “embeddedness" to emphasiz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pre-existing socio-political context on economic activities (Granovetter 1985; Granovetter and Swedberg 1992; Smelser and Swedberg 1994). In contrast, mainstream economists often assume a “naturalized" conception of market, self-sufficient, self-regulating, and beyond politics and history (Unger 1987, Swedberg 1990, 1991). Methodologically, sociologists often approach economies inductively from bottom up,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diversity and historicity, and rely on various sources of data. Economists instead prefer parsimonious assumptions, mathematical models, deductive reasoning, and restricted ranges of quantitative data (Hirsch, Michaels, and Friedman 1990).
First Step -----Jerry的日記部落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