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這一刻來了，我可以好好坐在最後一排靜靜享受學生發表。
學生的作品當然還有好多可以檢討之處，這其實只是個起點，之後的路不會也不該繼續在教室裡，老師的責任盡了，退場前的姿態原來可以如此慵懶，哈！
我帶著所有的回憶、滿足且充滿祝福之情地目送各位。Cheers, for life!
感謝婉琪、明彥、SCID的同學們、今天到場的朋友, I LOVE U ALL!!
今晚在CIT「之道學習」的發表會，我心底把它當成分享表示感恩的聚會，心情非常輕鬆愉快。
同學拍了張我坐在最後排看同學發表的姿態，她說老師這張很酷可以當ＦＢ的大頭貼，我說好啊！其實我不知道酷在哪裡，但是我知道那一刻我難得輕鬆只想單純享受當下。
結束後，學生找到一家日本料理店用餐，我點了啤酒一杯一杯幫年輕人斟上，然後give a toast 祝大家寒假愉快，好好休息，養足氣力下學期再來自學打拼。
Gina Neff是華盛頓大學的社會學家與資深資料科學家，Dawn Nafus是劍橋大學畢業的人類學博士，在Intel Lab擔任研究員，兩位資深的研究員聯手在MIT的核心知識系列中擔綱書寫了Self-Tracking這本書。
這是一本輕鬆好讀可以很快建立基本知識、思考架構與問題意識的入門書，兩位都是在科技產業現場實作多年的資深研究員，在Self-tracking的社會實作圈也按照學科慣性做了許多田野參與觀察，對這樣一個DxS的前緣領域提供了非常適切而及時的研究/實務現狀耙梳。
他們對於心理學與行為主義的分析架構保持了警戒的距離，也直接間接地與這些後設架構主導下的self-tracking研發實作做了溫和卻也不含糊的批評，並且提供了社會學/人類學的替代觀點與論辯。閱讀這本書，對我這個在設計學院教書又對self-tracking（不只是透過wearable device做紀錄還包括其他）情有獨鍾的社會學家而言，有許多遇著知音的驚喜、也有很多質疑對話的衝動，總之是個很好的思考起點。如果有空再來寫寫書評分享。
MIT在Self-Tracking這樣一個當紅的課題上讓社會學者與人類學家一起負責書寫定義新領域的入門專書，再配合兩個人遊走於產業與研究間的經歷背景，很容易就可以嗅出我們跟國外的距離：
台灣的社會學圈什麼時候才會有這類型學者的出現？不容易，因為我們沒有那種學術生態的土壤，弔詭地可能還是因為我們太想要擺「學術先進」姿態了。台灣的設計圈也還未能比較平衡地吸收知識養分，坦白說，我們還在想方設法「用美學想像脫代工」的掙扎中，對研究的排斥強、胃口也低。兩面合起來，D與S之間繼續目前這樣沒社會學家能夠供給、沒設計師願意吸收的負面循環局面恐怕還要很久。這個問題看起來小事一樁，但其實是台灣產業、教育、學術也是文化體質一時之間難以克服的深刻問題。
這個週六我沒去紀念場跟繼文道別，我選擇過很平常的一天陪孩子、一起整理書房，一起學習。
心底不喜歡在學術紀念會的場子跟繼文道別，我甚至不喜歡印證告別這件事，我不覺得他離開，他只是我生命的一小點，但一小點不表示不重要，不然我們在教室裡、在家裡、在職場、在旅行的途上做的事有什麼重要？我們都是一小點一小點累積起來的活生生的經驗，我們對認識不認識的人們都只是一小點。
週六我做了一件事讓我可以常常想他也鼓舞自己，那是我們之間的默契。繼文讓我漸漸想清楚我人生中的一些根本的結，我很怕死，我經常想到死就有強烈的失敗主義，一切都將徒勞，最終都只是non-sense，但死也讓我每天都想要確認自己還活著，有活著的跡象，真的像一個活的生命般勇敢活著。
我們其實都是更大的東西的一部份，樹倒了就會化為肥料進入下一個種子中，我身上有父母親友甚至更多在我之前已經離開未謀面的許多生命，我每天活著做一點點真誠踏實的事，像是單純好好陪陪兒子快樂一個下午，就會看到孩子的笑容與自信，我在他身上當下就看到了我的延續，好的正面的延續，人的身體的boundary是個假象，我身上活著繼文，因為他給我過許多正面的東西，它們都還活著，我快樂積極地作我自己、用我的方式跟社會謙卑地連結，就是他還繼續活著的證明。
人的生與死都只是漫長的生命奧妙的一部份，繼文跟我、在我、在我們身上，會一起勇敢樂觀地繼續活下去！
影片外部Youtube連結：想念繼文
台灣能人很多，很多地方不缺我去湊熱鬧甚至沾光更別提指導，我知道適合自己發揮貢獻的角色很小，但小歸小總還是個沒太多人做得來的雜事頭。
我骨子裡是個「研究員」，在中研院是，出了中研院也是，只是我已經不想再用學究的方式跟玩學問起來不見得有趣的學究環境交涉，剩下的時間不多，健康體力不知何時會逆轉停擺，我的另外一個優點應該是，我可以準確些聆聽理解社會許多不同領域的人想要做的事，也比較知道怎樣跟他們溝通更貼近的反思，想在靠近社會的地方做（我自己心頭知道認真就好的）研究，寫盡量郵遞到更接近現場些的文字，讓更適合幹活的人拿去添柴火，不管是直接或間接的「有用」都不要緊。
我這蛋頭不管活怎樣的生活總是有蛋頭的相信，很多事情多個deeper layer of knowledge or self-understanding，地面上頭就會長出更有力不一樣的活潑生物。不多做、多搶、多藏哪怕一點點我既不需要、也不值得給我的東西，謙虛些燃燒自己服務社會，就樣就夠了。
將幾年前原先想做的夢盡量縮小到「一個人」就可以做到的規模尺度，但即便只想把不能再卸的「剩下給我的事頭」做好，也需要更結實機敏些的知識日常實作，這一切都需要從底層資訊架構、空間環境的疏理開始。
已經連續整理環境到第三天，雖然漸漸清朗了些但仍舊還沒有到一個段落，電腦裡的資料夾與檔案秩序更是棘手，這幾年日子兵荒馬亂一直往後堆積未經defrag的東西，希望寒假結束前可以把工作環境徹底整頓好，乾淨爽快地再出發！
明天週三下午在實踐大學工設所，這學期「社會設計思考與實作」第四梯隊將會做期末發表，主題是「自學x設計」，總共只有三組，所以應該會在3:00前就結束，這是週六在CIT發表前的最後一次「封測」，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周六晚去之道那場跟我們交流。
這門課每一次開對我都是一次實驗、一次設計出「不可預期結果的教育現場」以便從中獲得教學研究重要的資訊回饋。
今年我做了很大的改變，放棄過去三屆的累積模式，我們跟剛剛在北安國中起步的自學團體羽白群學合作，請她們開放現場讓我們接近以創造overlap經驗的學習機會。我也盡量把這門設計的自學空間放大，減少引導介入，看看結果會出現怎樣的最終產出？針對這些學習與教學的經驗又意味怎樣的體會呢？
坦白說，我也非常好奇到底發生的是什麼事？又具有怎樣的意義？我想比較清楚的答案應該要到週六之後慢慢反芻資訊才能有比較開朗的圖像吧？明彥與書緯很熱情主動「報名」說想來看看我們，我當然是非常歡迎，明天我也很期待過去修過這門課的學長姊們回來同樂，應該會有不少有趣的交流火花。
碰到一位年輕時據說閱讀過、崇拜過「木魚」的南方雜誌讀者，聽說我到實踐工設當老師教些個案研究的選修課程，直覺出口就說可惜浪費了一個可以談「大東西」的好學者。
我聽了口說那是年輕不懂事的文字，心底笑著，很高興那樣的階段已經過了，我現在只想踏實地用「等身大」的尺度過活與思考。
Kaya小四了，最近這個月，我跟他的互動越來越密集，每天晚上都多撥出一小時看他學些什麼，陪他一起學習。
這學期的「社會設計思考與實作」因為得到自學團體的友善支持，我雖然無法全心投入，但也開始接觸了這樣一個值得關注期待關係台灣未來的實踐領域，對比我在實踐工設研究所的教學經驗，更是有許多意外的體會（我跟實踐工設的大學部比較疏遠，事實上刻意保持距離，所以無從比較），觀察與接觸研究生的學習狀態，對比到小學生的自學教育，尤其感覺學生這時候再來切入自主學習的機會彈性與能力有些晚了，胃口與吸收能力都有了限制，這時再來改善真不是容易的事。
現在網路上自學的資源非常的多，我很慶幸Kaya的英文有點基礎，不是考試會考多好的那種優秀，而是跟英語在生活上沒有生疏感的那種自然的接納，譬如我們看英文影片或卡通，即便沒有英文字幕，這小子跟著看也不會覺得難熬，這點讓我跟孩子的一起討論有了許多方便，畢竟英文的資源多了許多。
但網路上的資源多是一件事，我也發現，從研究所的教學經驗體會到學生的瓶頸，人的互動交流溝通討論只會變得更加重要，人群互動的學習生活品質、學習溝通品質才是決定了那些關鍵活化的契機，單單學生一個人研讀思考，要察覺並且揪出自己尤其後設架構的盲點極為困難，起碼要花費很多不切實際沒有效率的時間精力。
希望未來一直延續要花更多固定的時間陪兒子共學，然後我自己也要重新把很多東西跟著孩子一起學好（譬如折射原理，慣性定理，譬如像函數這樣的習以為常的東西，竟然對孩子而言可以像變魔術一樣的神奇，哈。當然還有生物、化學、物理，社會學自然也不會少。）這樣的生活一定會比較累，但一定是更精神滿足的生活。
上週的某一天，決定週刊專欄來寫一篇柳宗悅或者民藝，我想說手頭那麼多的資料可以寫，想個輕鬆的題目分享應該沒什麼問題，今天打開過往的文字與資料，研讀思考了一整天，許多過去的感想、新的感觸一一浮現，但就是無法下定決心應該怎樣下刀。
我曾經花了許多時間在離開中研院與進入實踐工設的失業一年間大量閱讀與書寫民藝，對我而言，柳宗悅是在我一個人必須要承受多方面壓力重整生活、最困難的時期陪伴砥礪我心智的一個隱形的良師益友。雖然我無法完全同意他的行止想法，就跟柳宗理無法忍受甚至刻意反抗父親一樣。其實這樣的情形也不只發生在我與柳宗理而已，柳宗悅本人的一生充滿衝突，他的思想（甚至是刻意地）製造了大量的矛盾與周邊許多人的困擾，在那樣風起雲湧的大時代帶著許多毛刺硬骨的尖銳思想與實踐冒險，從來不是像現在我們消費「民藝」讓文創或工藝feeling good的甜順入口。
我後來觀察出一個結論，被捲入民藝運動中的許多人物，正因為直接面對柳宗悅的矛盾衝突，沒有迴避地清理尋找自己到底立足何處，才成就了這些受其困但不遠離的人們優秀的成就，柳宗理從來就不是因為繼承了柳宗悅的思想而成功，柳宗理有自己奮鬥的設計成就，他的成就如果要說跟父親的民藝思想有關也是父子衝突與和解的產物，父子兩人攜手建立日本百年生活美學只是文人在亂世中渴望「大敘事」（grand narrative) 的事後之見，說柳宗悅是「當代的千利休」大約老人家聽到會氣得跳腳。
但這樣一個豐富完整不好輕易吞服的柳宗悅似乎從沒有在台灣出現過，雖然「民藝」作為一個「溫和好用」的概念（其實稱不上「概念」或者應該說「修辭」）卻四處可見廣為青睞。我曾經試圖寫過幾萬字的民藝，或許因為那時剛剛離開中研院的狀態不佳，我極端不滿意那些文字，決定暫停先把自己安頓好，包括培養自己面對設計與當代時更完整的感受性，還有恢復自己還可以通情達理跟社會順暢溝通的書寫能力。
經過兩年來每日切實耕耘的努力確實有了進步，我一直認為是該重新再一次書寫民藝的時候了！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次的寫作挫折，我今天一整天有種強烈的失敗主義襲滿全身。我懷疑如果社會的需求從來都不是民藝，而是「民藝」這兩個字美粧文創的修辭效果，那麼恢復一種曾經轟轟烈烈出現於東亞文化地景而如今已被遺忘的知識/實踐立場，或者我稱之為「原始民藝」的運動記憶，有何意義？我擬想過各種民藝寫作的企劃，模擬過無數次的風格，曾經也想要搭著專欄來幫忙推進書寫，但一直都被腦閃過的一種聲音所擊垮信心：「書寫一種已經被填滿既定意像，已經發揮了它被期待的溝通功能，沒有人真在乎更完整豐富原始意義的主題？」
一整天的閱讀與打稿，最後仍舊以迷惘收場，或許我該趁還來及快換個題目吧。
【後記】這篇文章中的困惑，對我現在的我已不再存在，想通了以後，我開始用比較平順的心情開始在La Vie書寫民藝專欄。很高興，自己面對困頓沒有放棄，最後終於讓我想通。
目睹學界的紛擾讓我觸景生情，遂回到檔案櫃裡找出這一封存的信封，裡面放了多年前我與某學界編輯委員會間來回交涉的許多信件。
我把那個事件的所有紀錄都小心地保存著，裡面記錄了看來正義凜然與熱愛平和的讀書人可以如何超出尋常地傲慢與殘酷，即便現在打開還是會有夢魘回返的心悸，那時最痛苦的時候要經常吞藥才睡得著。
我也記得很清楚那一幕，在家裡浴室裡跟Febie與當時還小的Kaya抱著跪在地上痛哭不已的場景，那時有不少學界朋友也鼓勵我站出來，表示她們願意幫我作證說話。後來，我選擇了吞下但是牢牢記住，或許多年後等我該寫回憶錄時再來公開吧？
所有白紙黑字的往返文字都在我塵封的檔案夾中保存著，我一些多年好友的關係也跟著那事之後淡了（看過一次黑暗之後，你寧可學會提前轉頭）。
我的童年充滿家庭的衝突，刀、血、哭泣、尖叫、玻璃碎片… 讓我成長過程承受許多痛苦，因為這個背景讓我因樸素的正義感而靠近社會學，但也讓我進了社會學後一直親近遠離衝突的學派，我第一個心嚮往崇拜的學者是圖爾幹，而遠遠輪不到馬克思，事實上我大部分時間不太願意接受他是社會學家。
圖爾幹的基本看法就是，衝突是因為不正常的強制的分工，我也一直相信衝突都是可以調解的，仇恨可以寬容和解，這讓我雖然對差異極端敏感，但也經常能夠保持在矛盾緊張的思想間尋找圓融的視線交融。
我寧可犧牲自己委屈也不願意給自己待過那麼久幾乎像個家一樣的單位受傷，我對於不讓無辜的人受傷沒有把握，那就寧可自己一個人用時間慢慢消化平撫傷口；反正我本來就一直嚮往著離開的自由，算是臨門一腳推了我一把。有時候想想，我的選擇跟母親當年的吞忍選擇還不是一樣，一廂情願地有情與保守，而那原本一直是我從小對母親的埋怨啊!
＃每個人各自選擇為自己做過的事負責的方式，這些感想不表示或暗示支持了誰，我只是在臉書上記錄自己的生活感思。
繼文跟我是同一世代的學者，年輕時在《南方》雜誌還一起寫過稿子，有很多不需多言的時代默契與信任感，我跟他比較密集來往是進入中研院之後，尤其社會所與政治所一起搬到人文社會研究大樓後，他在右翼我在左翼兩棟大樓遙遙相對，他有時會過來看看我，大多是我們在中午前電話相約，就在下方餐廳用餐後update彼此近況。認識他的朋友應該清楚繼文的為人，正直、體貼、細膩、聰穎、穩重的一位學者，跟他接觸過大概沒有人不會喜歡上跟他相處交談的時刻。
我們見面討論的主題除了研究院裡共同關心的一些事情，回想起來主要聊的不外：
一、很多人應該知道他年輕時跟我研究所同學王宏仁翻譯過劉進慶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我跟他有共同熟識的日語吳老師，聊些老師與日語教室的狀況，日文學術出版的動態是幾乎每次碰面都要提及的主題，他已經離開日語教室多年但我們總是從吳老師開始談起，可見得他的義氣惜情。
二、他腦瘤開刀但症狀主要是從眼力障礙開始，我眼睛也曾經失明，他靠著將論文轉成英文語音閱讀多年，論文寫作也都靠聽力輔助，所以給了我很多軟硬體與經驗的協助，讓我有辦法在最糟的狀況下還完成「陰柔專業性」的那篇論文。我最喜歡談他鼓勵我的一個笑話，他有一次突發奇想就說，那我們來組織一個學術勞動者的工會吧！而且名稱我已經想好，就叫做「VISION」（遠見）！！我問為什麼？他說是：Visually Impaired Scholars’ Union! （視力障礙學者工會）你看這人多麼開朗充滿正面能量，狀況最糟的人反而是給我鼓勵最多的人。
三、繼文研究專長是政治學裡的理性抉擇，對我那是不可能踏入的領域。但我的研究領域既然是經濟社會學，也不可能忽略理性的問題。我對於深度描述的文化建構論一直不感興趣，一定程度上對個體理性是肯定的，但對於Swedberg那種乾澀的理性模型又不想靠近。有一段時期，我因為遇著Axlerlord的The Evolution of Coopertion初識時簡直驚為天人，還有尤其接著著迷於Jon Elster環繞理性抉擇的許多讓人醍醐灌頂的精彩辯證，所以我當然也找機會就跟他請教，不過，他感興趣的主要還是我不關心的政治學課題。
四、我經常會提及一些學術人知識生命的困惑與憧憬想像（老毛病），他雖然研究工作多處理量化的模型問題，但畢竟學術生涯的開端是從歷史分析出發，大約配合我吧，就談論些研究上的背景關懷。他的個性穩重完全不像我老是有著揮不去的焦躁不安，把個人生活跟學術投入做了清楚理性的分割，我記得有一次他跟我提及，他很想把好幾塊研究工作快弄好，然後身體如果還可以想要退休過輕鬆些自己想過的日子，我問他那時你想要做什麼，他意外地跟我說，一直想寫本小說，還說他想了很久了。很可惜，我沒再追問是怎樣的一本書。
我過去這幾年人生變化太多，無暇回頭探望老友，也因為自己顧慮比較多怕影響了他休息，我知道他是個很穩重清楚安排生活的人，內心深處或許難免掙扎，但他應該是對一切都早有準備，我因此不致需要憂慮他的精神狀況，但總是一層不捨的陰影壓在心頭。一段時間會從朋友處探知他的近況，點滴都還算保持關注他的身體變化，最近一次年會又從共同的近友得知他的病況，從朋友的表情眼神知道她們的擔憂，我一直想去看他，問過好像也不恰當，就這樣擱在心頭。
今天在回家的捷運上看到不好的消息，很是難過當下淚流不停，直接就下了車站找個角落調整呼吸。繼文是很穩重勇敢的人，我知道他也是有基督信仰的虔誠教徒，我相信他在天上一定還開朗地想開個玩笑逗我們開心，不需要我多替他難過。我難過，真的是替自己難過，這麼好的人，這麼快就離開我們，心疼。
寫些回想的文字紀念他，把他喚回來鼓勵我這多了點時間在世上作點事情的人。
《反面鏡相的同期生，不可共量的人生》
昨夜看到國賢寫的那段話，「不良示範」、「標準的偏差」、「誠信的淪喪」、、這些充滿倫理意涵與自我期許的文字，不少人可能讀到了嚴厲，但我讀來卻有一份會心的理解（不表示我贊同他的觀點）。為什麼這樣說？那就要話說「從前從前」Jerry還在美國杜克大學讀書準備畢業的那一年。
那個年代出國讀博士的人比較少，拿到學位那年有哪幾個人準備回國投入就業市場很快就可以算得清楚，現在擔任台大社科院院長的國賢是我那一期很明顯的競爭「對手」。
他應該是高度紀律的學者，所以很早就準時完成學業回國，就定位準備迎接許多工作機會。我呢，剛好相反從來不覺得「學術」是個獨立的真理王國，哈，先是為了「書生報國」（就FB前幾po被杜克校友分享，登在Duke Chronicle頭版的抗議事件），放下課業不管幾個月讓指導教授找不到人耽擱進度。然後又因為要把論文修整好才提繼續耽擱數月，等到我回國時台灣的大學社會系所新開的教職已經被填滿，有種人到機場送行飛機的挫敗不安。
那時人家問我不急嗎？我的回答都是：「反正有蘇同學在，我提前回去也沒有希望，哈。」我說這些話不全然出於謙虛，而是因為那時的我剛好極崇拜Ronald Burt，而蘇是他指導的學生，哈，我甚至真的覺得Burt教出來的學生當然要放到重要的位置。
總之，回國前只剩中研院社會所時程較晚還有點機會，心底已經調整好去補些田野資料，等次年的那輪市場才正式入場，後來進了中研院，人家恭喜，我的回答好像是剛好相反的理由從「遲到的無望」到「遲到的幸運」：「因為高手都被其他學校先搶走，中研院剩下不多可以選擇的option」，這樣說也沒有錯，事實上是中研院社會所多年的遺憾，每一年我們都想法子提前一些徵人作業，但大學就是有辦法再往前移動，競爭的態勢是清楚的。
另外，我這樣說也非謙虛，因為timing機運確實左右許多，也用此提醒自己進中研院並非成就而是責任的開始，我在社會所的每一天可是都用「高標準」在自我要求的，不然也不會弄到眼瞎腰斷的，哈。
談到Timing的弔詭，蘇跟我的對比確實強烈。他高度紀律準時就市場定位，很快就找到job offering，對方提前作業自然會要求他提前抉擇，蘇應當是基於安全理由也就接了，這就造成他幾乎是disadvantages of the first mover的「宿命」。
幾年後他憑著努力再次跳槽，那次又因為對方要求限期決定，就轉戰到南方國立大學的管理學院，他並沒有停止努力「一心向上」，奮鬥不懈再過幾年終於進入台大，中研院依然因為動作較慢錯過良機。我因為市場進入同一cohort的位置一直關注他的動向，這也符合他老師Burt對「競爭」的理解，當時看在眼裡幫他鬆了一口氣，心底非常高興。
（註：我提及「競爭」是就結構來看，不是真的存在什麼主觀上的競爭緊張，我跟蘇也算是多年朋友，剛回國的幾年經常有機會碰面聊聊。）
我想起這些往事覺得有些「警世的意義」可以談談：
一、我們的對比很清楚顯示「機運」的作用，人的生涯成就有太多機緣混雜，面對無常的世間事真的要謙虛；
二、同樣的cohort畢業回國，蘇現在當上台大社科院院長，回頭看是則力爭上游奮鬥有成的勵志故事，我呢，多年以後比較起來大概會是他眼裡會污染了年輕學者的「壞榜樣」，哈。蘇院長是有強烈宗教信仰的人，信念支持他的上進，我呢，一個自認宗教情操沒有比較低的無神論者，一路堅定沈淪靠的可也是「脫俗的」信仰喔，哈哈。
三、用世俗「量化」的成就標準來測量，蘇這一路爬升是hard earned upward mobility; Jerry這個對照組呢？是hard choice的 downward mobility。我一路看著他在另外一條平行軌道「追上又超越」了我，感觸是「質性」的：人的一生有種不可共量的特性，主觀的意志永遠都是關鍵，雖然蘇的意志易解，我的意志比較像夢話，哈。
四、我回憶年輕時跟蘇談學問時感受到的個性，他是非常「擇善固執」的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清教徒的努力紀律才有資格獲得天堂的門票，他自己的經歷應該可以給了充分的印證，他把眼中看到的「散漫」當成傳染病一般認為該彰顯正義地制止，完全可以理解。我的想法顯然不同，既然平行，就別處分享免得太針對。
五、在我這個或許更大的「傳染病原」看來，當然世界會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但客觀來講，我現在跟蘇的地位與權威南轅北轍，哈，或許可以讓老友安心不致影響了正規學術的士氣。
最後再加一則爆料，幾年前，我本來幾乎快敲定要去清大作些貢獻，我為了那些校長交代的任務還認真做了很多閱讀準備，也預先拜訪校內的相關機構，後來出現逆轉的意外，我因為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不是典型的學者，不在正規軌道上做學問」的評語與出手制止而在最後一刻退場。弔詭的是我本來被期許的就是幫忙攪動清大跨領域連結社會的知識活力，哈。
現在回想，那位護衛學術正統的院士救了我一命，後來再次出現抉擇時，我很輕鬆就選擇了遠離名校到實踐大學設計學院經營可以一個人自在跨界的小園地，不致於污染了聖潔端莊的學術體制核心，哈。
離2018來到還有一點時間，這三四天身體很差，各種毛病紛紛出來擾人，人前撐著精神還好，一轉身就找床躺下閉目休息。今晚照我從小到大的老習慣一定會仔細回想檢討，逐點發願砥礪來年，而且一定會打字做好「筆錄」才能事後印證。今年就省了吧，我這人哪天不活在計畫中啊，還需要逢年再來一次大計劃嗎，哈。希望父母家人都健康，我可以清心專注過每一天，這樣應該夠了。
往前找到2011年的12月30日，中研院的Jerry研究室照片，那是比現在研究室大四倍的明亮空間，窗外就是一片綠色山林的風景，實際上並非如照片中寧靜，隔壁的助理們三天兩頭就會過來開研究會議，熱烈討論的聲音不時會干擾到隔壁所長室，哈。我經常一個人在研究室裡對著窗外，想像更遠更大世界的心跳律動自問，是否把自己放在對的地方？有什麼更踏實貼近的知識生活可能在等著我？老天還會給我多少猶豫的機會？
顯然，大部分的時候沒有結論也總是充滿了狐疑，有一天因為一些不想再提及的事想通了，沒有結論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些問題都不可能有「思考的」解答。人生充滿意外與不確定性，社會更是弔詭變動不居，只有成天活在思考的人才會相信行動必要也可以先有乾淨俐落的答案或甚至線索。
人獨一無二僅此一次的一輩子，除了經歷沒有之外，體驗之於人生有種超越思辯的優先性，活在歷史中的人只能從盡力延伸觸角的摸索中感受意義，所以告訴了自己，出走要趁還來得及。
我經常想起離開中研院的前一刻，我跟他說以後發揮影響力就是各位還站在學術重要位置的「前同事們」的事了，國雄想都沒想送了我的那句話：「你只要離開後仍舊一個人快快樂樂地活得好好的，就已經有了你的影響力，加油！」六年後，我慢慢地才清楚了他送給我的訊息。
看著老照片，熟悉的空間，想起了初衷，2018，無慾則剛，活好就好。
各位朋友，新年快樂！！
＃自己設計的研究室到現在還是挺喜歡的，辦公桌背留了開放的隔層，討論區的桌子是兩張裝輪子的方桌方便助理們討論時自由移動（我還訂製了四片透明夾色的Laptop桌板呢），漂浮空中的橘色木箱讓我一抬頭玄想就有了凝視發呆的對象，Duke Blue杜克藍的書架中線一路拉到底接上大片落地藍色佈告牆面，只可惜工班辦不到色調統一。
年末意外收到海外寄來的老友照片，Dale Tzeng寫了：
Happy New Year…to the man who taught me that life is more fun out of jail than in jail ！！
那是Duke的校園報紙The Chronicle，1995年10月25日（週三）的封面頭條，四位同學一起在Bryan Center前靜坐抗議，就我一個人被拍了當封面，真不好意思，旁邊掛著「TAIWAN」的反而沒上報。
我為了飛彈危機的事件，放下了博士論文寫作也耽擱的進度，也因此成為那一年最晚進入台灣就業市場的人，Nan Lin問我想不想留在美國教書，我說謝謝，我說想要回去生我育我的地方（真傻，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