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履歷書》28-END「回復人性」

(28)在李登輝自宅的對話,向趙紫陽批判鋼鐵廠建設

     我與台灣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間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我在美國的時代。1960年代中期我人還在芝加哥大學,當時李登輝正在康乃爾大學留學,主修的是農業經濟學。李登輝的博士論文漂亮地使用了先前介紹過的我的「二部門模型」來討論台灣的農業問題,受到美國經濟學會最優秀論文獎的肯定。

     我雖然說是在1964年完成了有關於二部門模型的論文,但是論文出版前的研討會文章已經廣為人知,非常多研究生用此二部門模型來寫作博士論文。從那時起我們就是知心的朋友。

     離總統任期屆滿約一個月之前,也就是前年的四月,我夫婦倆被李登輝邀請到他家中拜訪。除了因為荷蘭人殖民統治台灣四百年的紀念活動,要我以「社會性的共通資本與持續的成長」為題發表演講外,好像還有其他的事想要跟我說。

     那天,我跟李登輝一直談到很晚。李登輝把日本殖民時代的農村當成社會性的共通資本,一部份地實踐了我所提倡的農社,他因此說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是各國殖民地當中最好的一個。

     李登輝是個非常具有人性魅力的人,他跟我一樣是從日本的舊制高校畢業,因此跟我靈犀契合。他當場長篇背誦歌德的文章《浮士德》,也讓我驚訝。之後,我打算邀請他到我家,也進行了準備,但是因為種種的因素無法實現。

     這使我聯想到中國那邊,我跟在天安門事件中垮台的趙紫陽先生碰面的經驗。我曾經言論批判中國的寶山鋼鐵廠建設。中國無視於與日本的差異,原封不動地模仿日本最新銳的鋼鐵廠,一心想要建設寶山鋼鐵廠,我認為是無謂地浪費了大量的資金。那是大概80年代發生的事,我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之邀,就以此為題演講,並也寫作了論文。

     趙紫陽非常善意地看待我的看法。因此,我才有機會在1983年觀察中國東北地方瀋陽郊外農村改革的實際狀況。此處的農業雖說是採行承包制,承包耕作的人全都是共產黨員,他們住在豪華氣派所謂「萬元戶」的住宅。實際耕作則是以非常低廉的薪資雇用農民來進行,農閒之時不用說是不用付錢的。

     更甚者,承包因為要交由村裡的共產黨幹部來審查,跟申請者根本是同一批人。我於是有了「資本主義中的榨取還侷限於市場,但是社會主義中的榨取卻毫無限制」,這樣頗為刺激的批評。

     有一次,趙紫陽邀請我到他中南海的住處,我一時說溜了嘴:「中國經歷了五次五年計畫,都以失敗收場。但是,黨中央認定錯誤在所難免,以此為前提的話,這些計畫說不上失敗,甚至是可以自圓其說」。

     聽了我的話,連個性溫厚的趙紫陽先生臉色都變得凝重,說:「我把中國統計中心的全部資料開放給你,請使用這些資料來證明您的論點」。於是由日本與中國各七人組成一個委員會,花三年的時間來完成計量經濟的模型。我們原本預備1989年7月21日在北京召開國際會議發表研究成果,但就在那之前爆發了天安門事件。

(第28篇完)

(29)提出二氧化碳比例稅的方案,每年夏天在瑞典研究環境問題

      地球溫暖化恐怕是二十一世界人類面臨的最為嚴峻的問題。我很早就針對此問題,跟義大利威尼斯大學的伊古納奇‧穆茲教授共同研究。穆茲教授是跟羅馬教宗最為接近的經濟學家,在製作「新Rerum Nouarum」時把我推薦給教宗。

     1991年,在羅馬以全球暖化為主題第一次舉辦經濟學者的會議。由瑞典來的拉斯‧貝克曼教授也出席該會議。貝克曼教授是我在美國時的工作伙伴克理約藍‧梅拉教授的弟子。梅拉教授同樣也花了很多精力在研究地球溫暖化的問題。梅拉教授把我所提倡的最適經濟成長的想法應用到環境問題上,樹立了已成典範的成就。另外,經由他跟擔任IPCC(氣候變化相關政府圓桌會議)議長的巴特‧柏林兩人的努力,也讓瑞典皇家學院意識到地球暖化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問題。

     他同時還設立了環境經濟學研究所並擔任所長。雖說是個很小的研究所,但在以維京人後代子孫而自豪的克理約藍(梅拉),一如其性格地積極經營下,非常活躍地開展了許多活動。阿洛、梭羅等世界知名的經濟學者有時也會在此機構露臉。

     我自從1991年後,每年夏天都會跟我太太在瑞典待上數月,因此可以專心地從事研究。

     成果之一是比例制二氧化碳稅的提出。按照我的方案,排放一噸二氧化碳的稅率是根據每人國民所得按比例來徵收。而且比例制還具有不需政府介入,依據市場分權原理來運作的優點。

     底下簡單地介紹我那本書的內容。平均一個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1990年為例,美國是3.7噸、日本2.5噸、印尼0.3噸。那時經濟學者的看法是,任何國家都一律以一噸一百美元來課稅。按照此計算基準,美國人均二氧化碳稅是三百七十美元,日本是二百五十美元、印尼是三十美元。

     對於美國、日本的負擔不算什麼,但是印尼將近國民所得一成左右,是很沈重的負擔。如果每噸的課稅額以國民所得來調整計算,所得高的國家負擔較重,所得較低的國家負擔較輕。按照當時的所得水準,美國一萬七千美元,日本一萬九千美元,印尼四百美元來看,美國一噸課稅額是一百七十美元,日本是一百九十美元,印尼是四美元。也就是,印尼每人平均課稅額是1.2美元。一方面不會對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但是對二氧化碳的排放管制又可以看到效果。

     地球暖化問題跟過去的其他環境問題相比,尤其難以解決。為此,必須要群策群力結合世界各地菁英的智慧,國際會議也因此不時地會舉行。日本在1995年由日本開發銀行主辦,也在箱根盛大舉行過國際會議,當時有包括坎耐斯‧阿洛、戴爾‧喬根森、巴薩‧達斯賈布塔、克理約藍‧梅拉、威廉‧諾得浩司等執世界經濟學牛耳的學者參加。

     我目前正在把這些論文以及我在瑞典的研究成果整理編輯成書,《地球溫暖化與經濟理論》、《社會性的共通資本的理論》等書,預定將同時由劍橋大學出版部以及岩波書局以英語與日本語同時出版。

(第29篇完)

(30) 以「人性的回復」為目標、反思日本的生活環境

      繼承了韋布倫的思想遺產的其中一人是珍‧傑克布斯這位都市計畫的專家。我跟她是在回國之前沒多久經由越南反戰運動而認識的,她在1961年寫了《美國大都市的生與死》一書。美國在二十世紀前半到處都可以找到美好的城市,她實地親身調查研究,為何如今這些城市的魅力消失殆盡。最後總結成這本書。

     他的結論是,美國的大都市死於五0年代到六0年代之際,是以樂‧柯比意(Le Corbusier) 的《光輝的城市》(Radiant City)為代表的現代都市計畫理論為基礎所進行的都市再開發所造成的。同時,她也發現到美國仍舊保留有不少持續散發魅力的都市,而這些都市都共同具有底下四個特徵。

     這四個特徵是:(1)街道狹窄而且彎曲,一個個的街廓也都短小;(2)各個街廓中人們住慣的古老建築保留得越多越好;(3)不要採行將商業與居住地帶分區隔離的措施;(4)人口密度低並非是好事,都市的活力會隨著密度而相應提高。換言之,傑克布斯直截了當地正面迎擊現代都市計畫理論。她所思考的重點是,適合於人們居住的街坊應該是什麼樣子。

     在今日歐洲各地,類似實踐傑克布斯思想的運動在法國、德國、荷蘭、義大利、西班牙、、、都持續地展開。雖然各地的情況有所不同,採取的方法也各異,但是目標都是同樣地指向「人性的回復」。

     這些運動被稱之為「都市與自然的文藝復興」。像這樣的潮流不會在日本發生嗎?我這樣想著,於是開始進行相關的研究。在法國,古老大學城─史特勞斯堡的市街中心地帶禁止汽車進入,然後大幅地擴充市立電車,市中心於是又恢復了從前鬧市的景象。在德國,他們也改變了美國式的開發方式。像魯爾(Ruhr)這個地方有條安夏河,他們決定把沿著河岸的堤防給拆掉,恢復了從前蜿蜒蛇行的自然河道。

     預防洪水的方式不是築水壩,而是要靠在河川上游廣植森林,也就是所謂的「綠色水壩」。他們也將汽車由市中心逐出,然後改變成以電車與巴士等公共交通工具為主的架構。

     再看荷蘭,他們從大約十年前開始就不再建築新的提防。已經建築好的提防,也預定要一一拆除。說不定有人會想,這樣做不會有問題嗎?其實,最初啟發他們的是日本德島縣的吉野川啊!

     據說,日本的治水工程是從戰國時期的武將加藤清正開始的。用綠色的水壩來制御河川的流量,進而非常有效地運用到河水。在吉野川,有一個被稱之為善入寺島的川中之島。由此川中島的下游,第十堰跟當地環境巧妙地結合,利用不連續堤的方式有效地達到防洪的效果。

     江戶時代的蜂須賀家可以說正是靠著這吉野川的綠色水壩,成功地栽培出全國第一的大青染料,而且兩百五十年間從來也沒有再受到水患之苦。但是,如今我們卻否定了這些融合於自然,也能夠防止災害的傳統工法,在全國各地大興土木。

     現在,日本的國民所得當中30%到40%是直接、間接地由國家官僚來左右。這使得日本的住宅環境與都市環境變得非常的貧乏。如果要進行構造改革,手術刀必須要由此下手。

(第30篇完)

(31) 再挑戰醫師之途惹惱了女兒,追求全寮制的最後夢想

      一高之時,背棄了最初的志向,放棄進入醫學院,我長久以來一直為此而耿耿於懷,感到心痛。我於是下定決心,一旦由東京大學退休,一定要努力成為一位醫師,也跟著秘密地進行準備。一天,我在家庭會議中跟家人討論這個想法。我那由慈惠醫大畢業,才剛通過國家醫師考試合格的女兒跟我這樣說:

     「就算你都年過六十五歲了還能成為醫師,但是又還有多少年歲可以工作?國家培育一位醫師要花費掉多少的社會性的費用,你有沒有想過?」我聽其言,一方面為自己的不明道理而感到羞愧,但一想到我女兒能講出這番話,將來一定會成為一位良醫,內心卻也感到非常快樂。

     其實我大弟充圭已經代替我完成醫師的心願了。他是脊椎專門的整形外科醫師,從服務於慶應大學醫院時,就已經享有名醫的美譽。他如今在位於群馬縣館林市,一家擁有一百十九張病床的整形外科醫院與另一家有四十張床位的復健專門醫院,也正在具體實踐我一直以來把醫療當成是社會性的共通資本的理想。

     1995年,我被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選任為外國人會員。在經濟學的領域中,我是歐洲與美國之外獲選的第一位。我也聚集了從前在美國的同事,創立了一所與醫療相關的國際研究所,附屬在我弟弟的醫院之下。每年一回,會舉辦以醫療倫理與醫學教育為主題的國際論壇等,為與醫療相關的國際交流注入心力。

     我女兒成為一位內科醫師,後來到美國的梅約醫院從事基礎醫學的研究。在那裡,她認識了九州大學整形外科醫師占部憲先生,並且結婚。占部憲先生的父親,占部治邦先生是九州大學附屬醫院的院長,同時也是日本重量級的醫師。他的三個兒子都是醫師。

     西波克拉提司的誓言中有一條,說一位醫師有義務要培養自己的子女為醫師。我有兩個兒子,我雖然希望他們能夠踏上醫學之途,但是長子成了數學家,老二則成為生物學家。他們在事業上都有相當不錯的表現,也找到了好伴侶,建立了甜蜜的家。雖然我自己也沒有辦法步上醫師的路途,但是我的弟弟、我的女兒、女兒的伴侶都是醫師,他們都很誠懇實在地從事工作,我也好像有遵守實踐了西波克拉提司的誓言一般的感覺。尤其是,每當可愛的孫子們環繞在身旁時,我不禁燃起一股人生終於要走到了盡頭,而我也已經進入至福世界的強烈感受。

     我現在,想要實現自己很早以來就有的一個夢想,要創造一座我理想中全寮制的完全中學。這學校要蓋在美麗的大自然當中,有著用木材興建起來堅固的校舍,食料要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且要依照福澤諭吉以及約翰‧杜威的自由主義理想來實踐教育。只有數學、國文與英文這三科,必須教育學生到能夠輕易地就通過任何大學入學考試的程度。除此之外,孩子們可以在生物、物理、化學、歷史、地理、繪畫、工藝、音樂、體育等等各個領域,自由地按照其興趣選擇,自由地學習。

     我為了這所學校,已經開始在準備數學與英文的教科書了。數學科的教材已經完成,《讓人喜歡上的數學入門》(共六卷)由岩波書局出版。英語教材叫做《Invitation to English》,全部也有六卷。雖然我把學校用的所有教材都準備好還需要再三年,到時候,無論如何都要實現我中高一貫學校的夢想!

(回憶錄 全部完畢)

《日本經濟新聞》2002年3月1日至31日連載,日本知名經濟學者宇澤弘文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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