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所同事吳乃德的一篇論文，關於「蔣經國是獨裁者」，前幾天引來各大電視台派來的SNG蜂擁到國史館現場。但，我在想，這個論點稱得上「發現」嗎？那，不是常識嗎？看幾個大報那種急著跳腳的樣子，看一些政客那種視之如
毒蛇猛獸的反撲，還真讓人擔心起台灣的價值混亂。
「南方」作為網路現象
「南方」是個網路現象。
人們到處都在談著「資訊時代」，談著「網路時代」。但網路是活的，不能用蓋棺論定的語氣談它。網路成什麼樣子，其實看我們怎麼經營，看我們放什麼樣的想像，投入什麼樣的熱情在它身上。
「南方」作為運動現象
看不見的網絡動力
昨天逛書店時，看到物理學者Mark Buchanan寫的《連結》（Nexus）出了中文版，這本書生動活潑地介紹了跨越眾多領域的新興網絡科學，其中社會學對經濟現象的網絡分析佔了相當的篇幅，令我興奮了好一會兒。
身處於數位時代，你我多少都有過在網路上參與虛擬社群，或者利用超文本（hypertext）編織連結的體驗，但是對於現實世界中的社會網絡反而卻不容易體會。其實，網絡早已上身，它像萬有引力一樣，存在於由數以萬計的人際關係所構成的無形之網當中，牽動著我們每個微小個體的機會與命運。
用心體會比「好選擇」更好
七月是大學院校招生的季節。今年異於往常，我特別感受到填寫志願的熱絡氣氛。可能因為Google搜索引擎的威力吧？網站一下子增加了不少循線而入的年輕朋友，透過電子郵件與留言版向我詢問關於「適不適合讀社會學」的相關問題。有的似乎已下定決心，有的好像還猶豫未決，但都讓我感染到那種久違的成長期待與興奮，並且不禁羨慕起橫在無數年輕人面前盡情揮灑青春的可能。
想想，暑假過後，成千上萬的未來菁英便將踏入重要的人生轉折，擺脫高中生模糊的自我想像，在知識養成的鍛鍊中脫胎成為引領台灣的專業人。是啊！幾年後台灣社會的人力品質與生活風貌，不正繫於當前這一個個年輕人的價值選擇？再想想，進入職場數年過後，又有多少年輕人回頭看，將無憾於當年的決定？想到這裡，我的心情又跟著嚴肅了起來。
九局下的啦啦隊員
經濟長期不景氣，每天叮著股市指數、失業率、經濟成長率，不免令人心情鬱悶。過去一個月來，「不祥的數字」更是變本加厲。
聯軍與阿拉克士兵的死亡人數、戰地記者與伊拉克平民的死亡數字，由遠方的戰場匯集而至，脫鏡而出，令人膽戰心驚。戰事才稍一緩和，SARS疫情又接著如虎出柙，全球的感染人數、隔離人數、死亡人數與日俱增，病毒不見其形又如影隨形，更讓人感覺到「爆發前一刻」的沈沈低壓。張國榮的自殺身亡，據說是因為憂鬱症。在這樣陰沈的季節裡，盡職的演員適時博命演出，奉獻出象徵性的死亡儀式，似乎直擊到人們內心那種化不開、揮不去的不安。
數位時代的古典風
數位時代的總編一個月前找我，告訴我因為造訪過我的個人網站，覺得不把我拉出來寫專欄「太可惜了」，而且建議我，「照著網頁的風格」寫就可以了。這樣的說法，讓我覺得受寵若驚，但也倍覺恐慌，一直猶疑不敢答應。大約在三年前，開始寫作自己的網頁，一直都是用著私人塗鴉的想像在寫作，如果真要延伸出去，變成一種平面媒體的公開寫作，所需要的調整其實不小，但這如人飲水，旁觀者恐怕不容易體會。
為此，跟總編幾度磋談，想要搞清楚究竟是網站上哪些東西，在他眼裡竟會「有價值」、而且還「可以移轉」。幾次討論下來，雖然我原初的困惑仍未解決，但隨著聊天話題漸廣，好像激發了一些彼此在生活與工作上的熱情。沒有想到，我尚未想清楚怎麼幫數位時代寫專欄，冷不防竟已經被數位時代總編的專欄給寫了 (註：「一個人，一個時代」，《美學經濟》最後一篇短文）。
稍早前，收到一位不知名朋友在網站上留言，說數度在Starbucks看到我，想跟我打聲招呼。我帶著些許不安的心情，曾像這樣回答：
認同與經濟全球化：無可迴避的問題
台商以驚人的規模「錢進中國」，貢獻中國的經濟奇蹟，但隨著景氣低迷，從債留台灣到包二奶的「後移症」卻也在台灣內部引發各種辯論。我觀察近年來不少論者站在「經濟全球化下自律市場必然主導一切」的立場上，將「根留台灣」的種種呼籲與討論一概污名化為封閉鎖國的意識型態。一向屬於右翼的市場放任主義，如今竟被戒嚴時期的反共媒體拿來對這課題冷嘲熱諷，很難不令人有時空錯置的荒謬感。
1980年代底，日本經濟如日中天，日商蒐購美國資產的消息不時上報，而美國企業則紛紛出走。所謂產業空洞「大反轉」（Great U-Turn）的衰退經濟學更是讓美國人深受挫折，「黑雨」等好萊塢電影則準確地傳遞了老美恐日、仇日的情緒。當時，自由派經濟學者羅伯‧萊奇教授寫了一篇名為：《誰是自己人？》（Who is US?）的文章，試圖回應美國人民的焦慮與困惑。
高雄：歷史連續與斷裂中的命運與挑戰
一早被morning call急促的鈴聲叫醒，趕著又要上戰場了。會是怎樣的一個會場？會碰到怎樣的人？會場氣氛會如何？心裡有點忐忑不安，不過，這幾年來已經練就了厚臉皮，很快就被好奇的心情所取代。
會議進行中討論的課題都環繞著高雄的發展，人們用詞以及語調都帶有一種自己人談自己事的氛圍，我反而有種混進部落的人類學者的異樣感覺。
今天的會議開場請來一位在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客座的教授Chester來演講，他談的主題是：一個外國古蹟保存學者對旗山與美濃的觀察。他用自己拍下的幻燈片介紹，娓娓道來，覺得深受啟發，甚至數度感動得幾乎要落淚。他提醒我們不要以為台灣很小很年輕，其實台灣有很多值得保存的文化資產在，可以引以為傲。重點是：文化保育的對象是人們的生活方式，而生活中自有其活潑創新、彈性與適應力。
改革需要一本新帳本：重估競爭的成本
我們正處在全球化壓力下的改革時代，而當前改革者的主流意識則在強化競爭。理論上，在繃緊的競爭環境中，人們的鬥志將被激起、工作會變得專注、優劣得以分辨、而資源會被最佳利用。反對的聲音因此不是被理解為同情弱者的感情用事，便是被描述為來自脫隊者的呻吟，這些都是改革過程中可以預期的噪音。改革的步伐不能為其受阻，腳步反而必須更加堅定。這種改革的姿態，據說是出於嚴肅科學「冷靜的腦」，而非只是溫情主義「熱情的心」。
多樣性的選擇是競爭廣為稱頌的好處之一。開放競爭後，從油品、電信、汽車、到雜貨飲食，我們的生活四周確實有了更多的選擇。但「更多的供給意味著需求面更多的選擇」，接近同義反覆的套套邏輯，抽離現實單看字義，便幾乎沒有反駁的餘地。這種「經濟學的直覺」已經變成當代人顛撲不破的基本常識。然正因此，一旦人們絲毫不加懷疑地接受它，並肆意地套用到甚至遠離市場的各種生活環境，「更多競爭＝更多選擇」的想法遂開始發揮了遮掩眼光的作用，成為阻礙人們更完整地逼視競爭所實際牽動複雜現實的「意識型態」。
關於性別與言說社會化的一些感想
前天，跟W為了一本科普書而產生言語衝突。
W要跟我溝通的是「感受」，但是我卻不知道要怎樣去處理那種東西，也很難表達感受給對方理解。
談話是在不同horizons交錯的更大field中進行的，毫無疑問。男女之間因為性別社會化的差異確實構成了溝通的障礙。但這性別差異，要說如何產生，自己反省起來，卻是複雜得很。
三個家與兩個點之間的憂鬱（1994年的過往回憶）
我在1994年路過舊金山，偶然讀到一則關於經濟學教育的報導。今天翻譯它成中文時，想到那低潮抑鬱的一年發生過的許多事。
1994年初，我由美國回到台北，開始博士論文的田野研究，但是研究工作進行沒多久，生活便陷入僵局，家庭的狀況讓我身心俱疲，研究工作全面停擺。
從小就跟我感情非常親密的祖母，在我回國前不久中風，我回到台北時人已經臥病在床，無法動彈也沒有辦法講話，然而意識卻是清楚的，我沒有辦法想像這樣的折磨竟會發生在祖母身上。祖母由醫院搬出，住在家裡，全家人輪流照顧。我頻繁回家，但總是隻身一人，家人怕給我增加壓力不好多問，我怕他們擔心，也勉強自己苦中作樂。
有著嚴重潔癖的H，沒有辦法忍受有外人進出的空間，生活進入冷戰般的沈悶低盪。我忍痛搬出父母為我們準備在忠孝東路弟弟診所裡的套房，為了給自己的婚姻一次機會，像鬥敗的狗一般低聲請求岳父收容我們。結婚前，雖然拒絕了許多父母安排跟醫師、律師相親，但H一直不敢跟父母提及我的存在。岳父說過：「不要交讀社會學的男生」的那話，一直在腦海裡閃過。搬進岳父家後，雖然他兩老對我們甚好，但是家庭生活並沒有因此改善，在岳父家生活對我倆都造成很大的壓力。我曾想過向他們求援，但H為了顏面或驕傲總是怒目以對，為了和諧我也只有放棄。事實上，岳父母把事情當成誰對誰錯，也不可能真正提供幫忙。
我跟H，把自己綁在一個封閉黑暗的世界當中，我想找到一個理智的出口，但情感與精神的深層動力卻已然消磨潰竭。事業在崩潰中，研究一籌莫展，而H那種對於生活與自己的不滿也讓我的信心跌入谷底。她用忍受痛苦、犧牲委屈的方式表達對我堅毅的支持，但是那只是加重了我對自己扛著家庭、連累妻子走上社會學這條路的自棄。H情緒不穩並且不斷地埋怨工作，我的研究沒有進展也陷入絕境，漸漸精神幾近崩潰，夾在三個「家」當中，日子卻只是充斥著沈默與抑鬱。沒有一個「家」，是心靈的歇息之處，更不用談傾訴焦慮的對象。我到花蓮尋求宗教的支持，也曾向精神科專業的H姊姊尋求奧援（她只是說：「別管他，男人都是那樣。婚姻就是權力關係」云云。我大失所望，從此切斷了那條生命線。）在那一年中，我前後搬了三次家，生命還是無路可逃，生活被逼到了死角。
最後，我下定決心跟H提出離婚，但我一聽她說承受不了，知道自己直覺心疼，無法堅持，便清楚自己這輩子其實已有了決定。婚姻與事業不能兩全，我選擇為婚姻奮鬥，但那畢竟是一個陷入無解的婚姻。我寫信給指導教授Gereffi與Nan說我決定要放棄學業。Nan急切地回信，Gereffi也要我三思。他們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要我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脫離身旁的所有人，回到Duke University，跟老師、同學面對面談，在Duke的教室、圖書館、校園中，給自己機會再確認要放棄的是什麼。
於是，1994年7月，我以回校進行期中報告為名，一個人回到杜克大學。那段期間，朋友好心收容我暫時住在他們家。我彷彿人生走到絕境，情緒極度低落，自殺的念頭一直揮之不去。把一些留在美國的東西一一變賣或捐掉，單單這事就把我折磨得半死。一個人成天躲在房間裡，整理這些舊物，每一件都有許多回憶，疼惜痛心，如整理死去親人的遺物，不時情緒失控地哭泣，心情好像在為自己送葬，跟一段曾經的夢揮別。朋友無法諒解我的語無倫次與怪異的舉動，我離開後便再也沒有聯絡。
那時人在舊金山的朋友適時邀請，我決定回程先在那裡停留，在好友處住上數日。那幾天，好像生命的列車不期地停靠，等待轉轍再發的汽笛。晚上走在黝黑的灣區岸邊，感覺自己在San Francisco，好像處在一條漫漫長線的中點，懸吊在Duke與Taipei之間，從小支撐我成長的動力，學術與家庭的夢與理想，都漸漸離我遠去，不管前行、後退都是難題，以後日子即便延續，都不會再像最初般的單純完整，生命只是一連串令人難堪的無助修補，一股強烈的衝動，想把生命就終結在舊金山。
記得一晚，喝了點酒吧，跟朋友聊沒有兩句，就嚎啕大哭，激動地直說朋友的言語hurt me。那恐怕是我這一生中最為脆弱、無助的一刻，朋友自然是無法理解的。那幾天，朋友也八成不知道，她其實是在陪一個精神渙散的病人散心。或許San Francisco這溫柔嫵媚的城市果然適合撫平傷口，加州的陽光、灣區的微風，委婉動人都有治療的效果。我也是在那幾天，第一次在外國的電視螢幕上看到長榮航空的廣告，「望春風」的背景音樂，加上The Wings of Taiwan的字幕隨著機身在雲靄環繞的金門大橋上空滑過，感動得讓人也跟著想飛、想自由、想再夢想。
幾天後，朋友送我上飛機，站在海關出境入口，感覺像是逃學的小孩又將被推進教室的一刻，只能硬著頭皮再往前踏一步。
今天翻譯的這篇文章，是我抵達舊金山之前沒幾天，朋友從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剪下來的一則新聞。我在回程的飛機上拿出來仔細閱讀，覺得趣味盎然，學問之事不僅開闊，而且也頗為貼近生活。回想起來，這文章對於自己再次著陸台北後繼續完成博士論文的經濟社會學研究，似乎也有一點鼓舞的作用。
這些是我翻譯這篇報導時，聯想到的一些往事與當時的心情。（【警告，經濟學可能讓你變得自私！】）
寫作困頓時的心底話
4月25日清晨
學術寫作有時讓我非常的痛苦，就像這次。
斷斷續續寫了兩年的文章，好像永遠讀不完的書，永遠在原地踏步的寫作。現在，眼看就要到了成形見諸世面的時候。用週五演講來逼自己寫，這時候，開始後悔。
好長的馬拉松，見到終點，但是精疲力竭，有漸漸感覺得到的成就感，也有點滴累積起來龐大的無助，不知道一切值得不值得，到底有沒有個道理？
Sato讀了雜亂的初稿，來找我，找不到，熱心地留下email訊息。有的問題，我比較好回答，譬如為何要評論加州學派、Amsden與GCC，三者有什麼關係？有的問題，讓我陷入沈思。
寫這篇注定無趣的文章，有許多許多的動機，把它寫得幾乎漫無節制的長，是想要對自己有些交代，心裡頭其實並沒有一篇期刊論文該多長的打算。想要用閱讀、思考與寫作看清楚自己與旁人，想要看看具有integrity與character的那個我，如果真的可能，模模糊糊會是什麼樣子？會說出甚麼樣的話？看到什麼樣世界？
我是個瞎子，想辦法要睜開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但是，我張開眼了嗎？你告訴我。
思考，然後寫，寫得自己很痛苦。第一個動機，害怕自己是隻鸚鵡，如果是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應該像什麼？不想要跟西方文獻擺置妥當的言說形式、成組的概念、問題與解答一一套招。但是，這很難。無論如何，我確實是很專心用力地想說些新鮮的、屬於自己的（或者我們的）聲音。失敗，九成如此，但用心在此，這點是不會錯的。
可以用些炫麗的新詞（或許很有本土風味，或者有進步批判的感覺）來重新包裝一些自己或許用久了也會覺得一下子新鮮起來的舊貨（或者心知肚明的老生常談）。那或許是在學圈的生存之道之一（虛榮、從眾、往人多的地方湊熱鬧，像這種心理需求，學者跟平常人一樣很難避免），但是，不會是我們誠實想說說話時所想要的。
問題是，我怎麼知道我正在說的話，是新瓶裝舊酒，還是舊瓶裝新酒？只是自認專注於誠實，解決不了問題。實情很難確定。但是就算永遠沒有開盤的一天，賭局的勝率預先應該還是可以有點譜。我於是選擇用一個很平淡無奇的概念：「跨越國界的組織場域」來寫這篇文章。這樣一來，或許比較能夠避開我不想要的陷阱─新瓶裝舊酒。 <
至少新瓶舊酒的可能性低了，需要擔心的就比較只是舊瓶舊酒的這種「無奈但是只能接受」的後果。笨，可以接受，但不要裝聰明。這也算是另一種尤理西斯的自縛策略吧。
還有，我寫這樣雜蕪漫長的文章，是因為我渴望對話。
簡單講，不過是想要做像這樣的寒暄：「我看我自己像這樣，你在我眼中像那樣，那你看到的我是怎樣？」。
如果我們都終其一生沒有辦法擺脫鸚鵡的宿命，讓我們起碼做看得到對方、願意對話的一群鸚鵡。其實，我心底對這樣的對話，心底還是抱著正面的希望：如果我們開始說自己、談對方，機會就會在那裡，我們或許有可能發出即便一次屬於自己的聲音，因而有那們一刻不再是鸚鵡。
我想，知識的進步有很多種形式，我們應該要多所實驗，包括我們書寫言說知識的形式。因為稍微調整了認知的架構因而問出不同的問題，是其中的一種可能形式。我們每天都在累積「新的」經驗發現，但是有許多（老實說）只是沒有光彩的一再重複。新蒐集還燙手的資料、更嚴謹讓人怯步的計算、機巧地調動一兩個變數、或者更拗口的批判新修辭。儘管做了這麼多，但卻越來越沒有「發現世界」的真正喜悅，我自己與朋友們都常如此感嘆。
但我們多少都看到過，有時候看起來陳舊的事實，只因為換個眼光，又被意識到早該被發現的驚奇。比方說，Granovetter在其《Strength of Weak Tie》一文中，review眾多網絡甚至非關網絡、陳舊得都快腐朽的研究文獻，結果卻讓我們發現它們「其實」「全都是」在說一個新鮮的故事！
這篇文章中，我自己動手的經驗研究只有一個，就是國際運動鞋供應/採購產業的研究。最初，在這個研究上，我雖然寫了一點文章（或許寫得不夠多），但真正要說的意思一直沒有傳遞出去，這自然讓我懊惱。後來，我在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作品中，例如關於半導體與汽車產業的台灣故事上，竟也看到許多跟我在鞋業看到一樣的、沒有被傳遞出去、但可以被articulate成很不一樣的東西。我於是想到進行一項邀約，請朋友們一起來調整一下我們看身旁世界的順序、焦點、與範圍。就一下下，看看會變怎樣。
這讓我想到：瞭解自己、表達自己、瞭解別人、與被別人瞭解原來是可以，或者根本就是必須，一起作用的同一回事。學術作為一個社群，正是有這樣的意義在，不是嗎？
詮釋學說：因為有許多我們不知道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才讓我們有可能知道許多事。是的，我們如果沒有一些既有的、通常來自於西方這個龐大他者的架構，認識、發現、與敘述自己與我們身旁的事物幾乎是很難進行的。一定的意義上，我們都不可避免地是一隻隻的鸚鵡。
但，詮釋學的意思反過來或許可以這麼說：許多我們認為無疑已經知道的事，有可能讓我們不知道：其實我們並不真的知道，或者，我們其實知道得更多。
這就是我寫這文章想要做的事：提議換一個角度，在我們眼界所及的許多經驗中央畫一條長長的線，一件一件的事，左邊與右邊再重新擺置一次，因此為我們所知道的與不知道的，列出一張跟以前瞭解不一樣的清單。
我的二舅是像這樣的一個人
高樹煌，統一證券的總經理，1月19日週末下午，在公司尾牙宴上開懷高歌，據說還跳舞，然後在餐桌上低頭，就這樣離開了人世，口袋中還留著一堆未來得及完成的行程。他，今年53歲，是我的二舅。
提起筆來寫我印象中的二舅，幾次猶豫，總覺得不自在。不自在，自然不是他個人給我的感受，我想任何與他接觸過的人，總相反地有如沐春風的感受。不自在，是因為儘管他已經離開人世數日，我仍舊不能夠確切肯定，二舅已經離開了我們。換做是尋常人，或許可以簡單地歸於一切來得太突然。但我想，我的二舅是個特例，讓很多人好像還活在不確定的謎樣氛圍裡。為什麼？幾天來我細細地感受體會，終於有了這樣的體悟，原因出在，我的二舅從來不允許我們在他身上感受到哀悽沮喪；相反地，我們都像被寵壞的小孩，已經習慣於環繞他四周始終歡樂振奮的氣息。直到人走了，我望著他健壯的身影與兀自微笑的臉龐，心底彷彿還有像：「二舅，你這次玩笑開太大了，別再鬧了！」，那樣真實而奇特的直覺在喃喃自語。
我的二舅就是如此奇妙的一個人。
從1949年到2002年，許許多多經歷過他的人們，回想起來一定慶幸有這些美妙的奇遇，她（他）們每一個人比起我，恐怕都還有資格來談談我的二舅。
與他一同朝夕相處的心愛妻子，一定有數不盡胼手胝足、同甘共苦的切身體會；
有他一同伴隨成長的子女，一定有許多溫馨難忘的甜蜜回憶與銘記在心的教誨；
跟他一同打拼的工作伙伴，一定有言之不盡的共事經驗點滴在心頭；
與他一同走過童年歲月的姊妹兄弟，一定有更多青春的回憶與共享的秘密。
而我，二舅16歲那年，才剛哇哇落地。等到有記憶的童年，他應當正忙於燃燒青春的熱情，大學生、足球隊員、然後是社會的新鮮人。輪到我16歲時，他應該剛剛結婚，或許正抱著初生的千金，享受著當父親的驕傲。我的生涯衝刺到個階段，回神一看，沒想到二舅的小孩已是身壯如牛16歲的高中生，而他已是統一證券日理萬機的總經理。比起前面那些貼身經歷過他的幸運兒，我跟二舅錯過的機會多，只能算是一個旁觀的晚輩，原本應是沒有資格來談我對他的體會。但我想，我的二舅是個特例，靠近他的人既使距離稍遠，也很難不蒙受他煦煦如冬日暖陽的照射，而有許多感想與啟發。經歷過他的人，總有些興奮的人生發現可講，連我這個外甥也不例外。
我的二舅就是像這樣任誰也難以忘懷的人。
在我所有的舅舅與他們所有的外甥之間，我跟二舅最常被提及非常相像。我們聽到這點時，一直都只能搔首對看莞爾一笑，從來也沒有機會好好一起檢討是怎麼回事。是為了想要分沾一點二舅璀璨人生的光彩吧？我竟這樣提及。
但那終究是不可思議的比較。畢竟，外甥是關在積塵象牙塔中的社會學者；舅舅則是大型證券公司的忙碌經理人。學者（尤其是中研院的學者）活在時間彷彿緩步的單純環境中，好沈思與凝視那些據說藏在表層之下的結構。而經理人（尤其是證券市場的經理人）則是活在分秒必爭、分文必較、風險起伏、甚至爾虞我詐的現實競爭中，無日不為每週、每月的業績報表而焦額。再沒有比我們相距更遠的了，聽到比擬二舅與我的話，我常心底這樣苦笑。但是，現在靜心想想，或許正由於我與二舅這種極不相像的場域距離，加上那些讓我更能設身處地瞭解他的「神秘」相像之處，讓我有理由來談談我一個晚輩眼中所見的二舅。
從作為社會學者的外甥眼中看去，我的二舅是個令人羨慕的異數，在家庭與在職場都一樣。
在不久前一個家族聚餐中，我提到正在放映的卡通電影時，二舅聞言興奮地側身向前，舉起大拇指，頻頻點頭稱是地說：「讚！」，一副頑童的樣子，令我印象深刻。想必是全家一起去看的電影吧？我知道二舅喜歡看漫畫，與子女一起看，一起狂笑的家庭場景，只能說令人稱羨。二舅父親的形象，應該不只是制式的嚴肅吧？跟兒子一起分著搶喝一瓶可樂的樣子，應該更像是忘年的兄弟吧？聽表弟妹對各種身旁事物直率而有自信的發言，儘管有時在傳統眼中不免失禮，就知道那是在愛與支持的環境中長大的幸福小孩。但這不是二舅的家庭讓人真正稱羨的地方。父母照顧子女至難，難在照顧最終是要他們不再需要父母照顧，這兩難才是教育的難處。權威的時代已過，有的人或許還在掙扎，大部分人起碼口頭上都開始強調愛的教育。但是權威教育固然泯滅個性與抹煞創意，關愛之後創造出散漫任性而缺乏自律，「永遠需要照顧」的小孩，與「永遠放心不下」的父母，恐怕才是自由社會的真正難題。我看二舅的子女，因為他們夫妻的愛心與魅力，已經有了內心自律與自娛的種子。紀律與童真的和諧平衡感，我在二舅與他的小孩身上都能看到。
我的二舅以及他的家庭就是像這樣的人。
「嚴肅的完美主義」好像是外婆家的大家庭傳統，在從前那樣的傳統社會，必定是讓人敬佩與效仿的模範。我的大舅便像是從那樣時代走出來的今之古人，體現出嚴肅剛直的大家長風範。二舅相較之下，倒像個異數，不過竟也像小巨人般走出了自己的領導之路。什麼原因讓二舅在阿波羅的理智傳統中，神來之筆地注入了酒神節慶的笑聲與歡愉？二舅年輕時曾是足球隊的隊長，並有稱職的精彩演出，在陽光燦爛的綠野上帶著爽朗笑容,揮汗奔馳射門的二舅，據說因此得到年輕時舅媽關愛的眼神，一點不令我們好窺小道的晚輩感到驚訝。領導與後援、紀律與衝勁、團隊與熱情正是足球比賽的致勝之道。二舅必定是像電影裡那個正直、開朗、善良、不知畏懼為何物的主人翁，用一樣的阿甘精神，一路由足球場奔跑過來，才會在家庭與職場都有出色動人的表現。
我的二舅就是像這樣特異出眾的一個人。
我的二舅跟阿甘一樣，樂於跟旁人分享生命盒子中甜美的巧克力。他不喜單打獨鬥，始終屬於人群，天生喜歡熱鬧，厭惡旁人孤獨與沮喪。
我的二舅像個綿延的向日葵園，非不知黑暗，但永遠堅持面對溫暖的太陽。他高大的身軀裡頭藏著的，始終是顆小孩般熱情、純真、好玩的心。
我的二舅像艘巨大的破冰船，只要他在場便絕不允許冷場，人的衿持與隔閡輕鬆就被他打開。
我的二舅常說自己像小丑，喜歡娛樂大眾。他常自嘲說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但，不要誤解他的意思，他說那話時，絕不是陷在那種自憐自艾的小格局，而是不擺架子，不分貴賤，表達樂於分享、急於鼓舞人群的單純熱情。
畢竟，後權威時代的好領導，或許可以不像一個衝鋒陷陣的足球隊隊長，但不能不是一位能於場邊忘情無我、加油打氣的啦啦隊員。
脫離傳統後，我們的社會其實正渴望一種新的典範─能夠在紀律與創新、工作與享樂、團隊與個性之間，找到新的平衡與更自在的混合。
我們仍舊在家庭、在學校、在工廠、在商場尋找這種可能性存在的暗示。
我相信，面對我二舅的離開，許多人深深地自內心表達惋惜與不捨，是因為透過我們所經歷過的他，我們曾經幸運地瞥見一種在這迷惑的時代，我們一直共同想望的可能性。
關於死亡的事，時間，平凡的俗人如你我，很難與問，就像一片葉子隨秋意落下，沒有我們可以置喙之處。但離開時的方式，才是一個人對自己人生最後的書寫，透露一個人的生命風格。死亡是個神秘的事，當它發生，人的一生被總結起來，在熱情燃燒後的灰燼中，我們會看到人生最終閃亮的鑽石。這些是我從一位已故知名的社會學者處學到的話。
我的二舅是在工作崗位上離開的，是在歡唱的笑聲中離開的，他走的瀟灑自然，沒有半點痛苦的掙扎。到人生最後一刻，也始終不改本色。我們每個經歷過他的人，拼湊我們所有的記憶，除了激勵與自在的歡笑，找不到一絲悲哀的嘆息。是他，讓我們甚至一直到現在，想到，看到，只有盈耳的笑聲與健朗的身影。我們難掩悲哀，傷心的是失去他的我們自己，但絕非他的本意，這必要分得清楚。甚至，我們這些經歷過他的人們，反而幸運地在人生中有了一份禮物般被賜予的信心。我的二舅，不會希望他的離開，留下的是我們一個個人獨嚐生命的苦澀，那遠遠不是他這一生帶給我們的信息。
「想到他爽朗的笑聲，就發憤一定要收拾哀傷，用信心，一同繼續走我們未完的快意人生！」
這樣的話，他如果聽到，一定會如同以往一樣地，笑著鼓掌叫好。
他在天之靈，也一定會以這樣樂觀地想的我們為傲。
我的二舅，是像那樣的一個人。
陸霖 記於南港 1/23/2002 清晨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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