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與經濟全球化:無可迴避的問題

台商以驚人的規模「錢進中國」,貢獻中國的經濟奇蹟,但隨著景氣低迷,從債留台灣到包二奶的「後移症」卻也在台灣內部引發各種辯論。我觀察近年來不少論者站在「經濟全球化下自律市場必然主導一切」的立場上,將「根留台灣」的種種呼籲與討論一概污名化為封閉鎖國的意識型態。一向屬於右翼的市場放任主義,如今竟被戒嚴時期的反共媒體拿來對這課題冷嘲熱諷,很難不令人有時空錯置的荒謬感。

1980年代底,日本經濟如日中天,日商蒐購美國資產的消息不時上報,而美國企業則紛紛出走。所謂產業空洞「大反轉」(Great U-Turn)的衰退經濟學更是讓美國人深受挫折,「黑雨」等好萊塢電影則準確地傳遞了老美恐日、仇日的情緒。當時,自由派經濟學者羅伯‧萊奇教授寫了一篇名為:《誰是自己人?》(Who is US?)的文章,試圖回應美國人民的焦慮與困惑。

萊奇教授提醒,投資美國的日商創造了高品質的就業機會,外移的美商反倒留下荒廢的廠房與社區,前者倒還比較像是「自己人」。他主張在經濟全球化下「根留美國」,政策不應再以企業國籍為前提,而應將心力放在勞動人民身上,提昇他們在知識與文化上吸收、處理、與創新的能力,以便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1992年,「投資於人民」與「重建美國社群」遂成為柯林頓的競選口號,成功地以「認同」為主軸重新建構了一套在經濟全球化下維持傳統自由主義的新中間路線。大選獲勝後,萊奇教授受柯林頓這位忠實讀者之邀,擔任首任勞工部部長。

有趣的是,當年著文《他們不是自己人》(They are not US!),反對萊奇的經濟學者羅拉‧泰森,也同時被邀請擔任柯林頓政府的首席經濟顧問。泰森教授是策略貿易的擁護者,她主張不管就戰略安全、產業關連、政策配合,以及總體經濟貢獻,外國企業的重要性都不可能取代美國本土企業。如果在企業國籍上造成認同混淆,將造成美國在推動產業升級上與業界協調經濟行政與政策的漏洞。

台灣的近況每每讓我回想到萊奇與泰森這段交鋒的經歷。感慨的是,儘管辯論雙方針鋒相對,但都能將「根留美國」與「認同」當成積極面對現實,所必須嚴肅地進行經濟思考的核心議題,公共討論中沒有知識的傲慢與扣帽子的卑劣行徑。而柯林頓政府儘管面對國會多數的反對,仍能兼容並蓄,對內對外多方尋求對話以推銷改革,這似乎也不是溝通能力低落、動輒修理自己內閣的扁政府所能比擬。

其實,「根留台灣」能夠在一般台灣民眾心中產生共鳴,不過是出於社群道義的自然呼籲與思索,絕非什麼民粹主義作祟。民眾困惑的是,消極言,「台商」在中國創造事業第二春時,為「自己人」留下了什麼?自不該是龐大未解的債務、等待合理資遣的員工吧。積極言,曾經用人力資源、公共投資、金融優惠等撫育過無數成功企業的「台灣」,在台商全球運籌的新舞台中還佔有什麼樣的位置?

「認同」正是台灣企業與政府、學者與民眾認真面對經濟全球化衝擊的契機。跨出台灣、擁抱世界,毫無疑義已經成為當代企業生存與成長的必要鍛鍊。然而,真正使得企業永續經營,不致於陷在逐水草而居的輪迴,是他們毫不迴避地在企業經營上嚴肅地思考與回應台灣民眾樸素的疑問:

企業先生,對您,「台灣」還有什麼樣的意義?存在過去台灣經濟奇蹟背後的「我們」,如今還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