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工業社會」其實不是個富於創意的字眼,它記錄了一個「還找不到方向感的脫離」,「在工業之後,但仍無可名之」,令人不禁垂頭喪氣的處境。
更糟糕的是,它甚至還意味著一種令人不安的猶疑與延遲。就像在日本,「戰後」恰好意味著戰爭陰影的無法擺脫;也因此,一直要到被認為首位「後戰後」作家的村上春樹出現,分水嶺以及眺望其後的視野才能算開始浮現。
以「後工業社會」為名的專欄,大約只能是介諸「工業」與「後後工業」間的一種尷尬的存在吧?
「後工業社會」其實不是個富於創意的字眼,它記錄了一個「還找不到方向感的脫離」,「在工業之後,但仍無可名之」,令人不禁垂頭喪氣的處境。
更糟糕的是,它甚至還意味著一種令人不安的猶疑與延遲。就像在日本,「戰後」恰好意味著戰爭陰影的無法擺脫;也因此,一直要到被認為首位「後戰後」作家的村上春樹出現,分水嶺以及眺望其後的視野才能算開始浮現。
以「後工業社會」為名的專欄,大約只能是介諸「工業」與「後後工業」間的一種尷尬的存在吧?
上週三因為清大運動會,我趁著停課一天趕忙把延遲許久的論文給完成,是上週最令人興奮的事。
這個禮拜可要規矩上課了。兩週前把網絡上完,然後課後作業是閱讀Saxenian《Regional Advantage》中的一章,要學生把三週來網絡所學的觀念應用上來分析。本來只是靈機一動的想法,後來想想還真的是由網絡取向轉向制度取向的好方式。
寫完《怎麼愛台?怎樣反戰?》後,收到一些鼓勵的留言。但其中Isis這位朋友提出異議如下:
「如果只把反戰當成流行秀異,自然不會反對軍購。如果只把軍購當成保證和平的保安符,自然也不會去問為什麼要買根本沒有效用、又花了大筆納稅人錢的武器。如果要討論政治正確,那樣似是而非的文章的確是最簡單的方式,它保障寫的人可以有點深度,又不太過進步,更可以拉攏腦袋簡單的人。」
我作了一點回應。
一位網友私下留言,大略是說中研院的院士出來「反戰」,這些人好像離台灣很遠,不太瞭解台灣。但是「反戰」又好像很有道理。聽到說台灣越來越走向極權化,是真的嗎?他覺得很迷惘。我直覺作了一點回應,寫長了點,當成一則blog如下:
上週六凌晨一點多起床,想說寫一點東西再繼續睡,結果一寫便到清晨5:00才結束的那篇blog(「殷海光先生的告白」),想不到竟然會被引到《新新聞》一篇報導殷海光紀念研討會的文章。
這種經驗有點新鮮,從網路上的blog,到網路下紙本的出版品,對我還是第一次。
謝金蓉的說法提醒了我當天的情形,確實年輕人甚少到場。如果我們到大學門口做個調查,不知道有幾個年輕人聽過「殷海光」的名字?恐怕十個不到一個吧?以前,我都會用「聽過美麗島事件吧?」來測試年輕人與我成長經歷交集的範圍,以後我可以再加上這一題。反過來想,當代年輕人思想啟蒙的觸媒與心儀的典範會是誰?她們會考我什麼問題來把我推到LKK的範疇?
這篇文章由謝金蓉主筆,將刊在916期的《新新聞》,換我引回來到網路上。
寫此blog時,時針已經跨過十二點,9月15日來臨,開學第一天終於到來。再過幾個小時,我就要到中研院郵局門口搭交通車,到清大上課。
這次的課程史無前例,是清大通識的課程。過去大部分的課程是在研究所裡開給碩士或博士班學生,曾經到輔大上過一年的大學部課程,但是那也還是社會系本科的學生。
這次可能要面對的是一堆理工科系的大學生,他們可能對於社會學一點瞭解也沒有,而且我也很難去要求專業上的訓練。事實上,所謂「通識教育」本來就不應該是以「專業訓練」來要求。那要怎麼辦呢?我真的也沒有一點概念。
我想了好一陣子,決定用講授為主,課程時間並不長,這樣應該比較有效率些。不過,講授時想要盡量活潑些,有趣些,多問學生問題,讓教室裡的互動性強些。
社會上有很多理工科畢業的人士,就把他們當成是這個大社會的小縮影,將近20週的課程下來,說不定還會磨練出一番面對社會大眾的演講心得。
Creative Commons(創意共享,底下簡稱CC)的授權條款於2002年發佈,台灣隨即加入iCommons國際合作,今年9月4日中研院資訊所在台北舉辦正式發表會。在全球CC創意文化運動中台灣的步伐算是相當活潑而積極,完全不輸給其他二十多個初期發起國家。當天CC創辦人Lawrence Lessig教授親自來台發表「自由文化」的演說,音樂人朱約信、翻譯名家朱學恆、以及創作CD-PRO II的劉裕銘先生都以自身經驗現身說法,場面熱絡而感人。
這本書捧在你的手上,我猜測一個狀況,此刻,上下班的縫隙,你站在書店的書架前翻閱到這一頁,決定要不要移身到櫃臺前付款,然後帶它回家。仔細回想我們度過的平凡一天,或者就單純想像一下此刻的你,我們絕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其實一直被「生產」、「交易」、與「消費」循環不已的經濟迴流所籠罩。我們的生活、生涯與生命始終與所謂的「經濟」息息相關,過去幾千年來代代傳承的先輩如此,被緊緊地糾纏在數位資訊與全球化網絡中的你我更是如此。
也因此,我們理解「生產」、「消費」、「工作」、「休閒」等等這些基本經濟範疇的方式,幾乎也就決定了我們如何看待我們自己,如何看待我們周遭的環境(父母、兒女、同事、老闆以及所謂的「社會」)、以及我們如何跟這些環境中的人與事互動。理解決定態度,態度決定行動,而行動決定了我們的命運。這正是本書作者 Fred Block 教授想要跟你交換意見的主題:時序跨入後工業,在充滿開放與彈性生機的數位時代裡,我們腳底踩著的是可以讓創意自由奔馳、讓工作/休閒更加豐足而有意義的寶藏;然而挖掘與把握這些機會的關鍵,最終在於我們是否能夠跳脫舊思維的束縛,勇敢地去嘗試全新的「經濟想像」。
一開始只是為一篇寫作中論文補充材料,漫不經心地踏入汽車產業,沒想到越看越覺有趣,肆意隨資料遊走竟至有點不可自拔,恍然幾個月後,人已經在台北與東京之間太平洋上空的機艙裡,焦慮地準備著一連串關於汽車業的訪談行程,至於原來那篇論文卻早被忘到腦後。
把整篇論文的架構調整後,沒有想到更動的範圍這麼大,眼看週五就要報告的論文到現在還沒有個影子。史上最慘的交稿事件即將爆發。
長期以來睡眠不足,加上眼睛勞累用手去戳揉,眼睛被感染到,眼睛非常刺痛,更加深了寫作的困難。買了新一點靈來點,好像沒有特別有效。明天還是要撥時間去看看醫生比較好。唉,咳嗽一直沒有好,再加上這個新毛病,就在沒有時間了說。
早上進辦公室,清理報紙就花了一些時間。看到南方朔在中時的一篇文章,又是一篇讓人直搖頭的文章。唉,當年在《南方》時的南方朔還是現在這一個嗎?
從3月20日開始到現在這段期間,台灣社會發生許多「過激」的現象。我的兩個好友,吳介民與王宏仁,前後在《新新聞》上寫了文章,做了一些嘗試,想要對它加以理論上的「定性」。吳介民的文章《第二民間》寫在前面,王宏仁的文章《內在殖民》隨之在後,還挑明了反對前者的看法。
我看了兩造的說法,雖然說對他們寫的好文章,基本上是同意的,但是基於好玩的心情,想跟著在裡面湊熱鬧攪和,也來發表一下我的「第三條路線」。於是寫了一封email給一些朋友,玩弄一點戲言。刪除這封信中的一些枝節,放在這裡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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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公開論文發表後,都有點像得了「產後憂鬱症」。今天的週五演講輪到我發表,題目是「Hidden Transactions: Toward an Integrated Sociological Theory of Consumer Protests」,演講完畢,照例全身虛脫的感覺。這次尤其嚴重。
1998年底的台北市收視戶集體抗爭事件是研究的對象,這是我的國科會計畫的一部份,研究助理鄭禮忠配合工作之便,把由他負責蒐集的這部分資料,並且隨後寫成了碩士論文。這份碩士論文後來得到台灣社會學會的年度最佳碩士論文獎,身為指導教授我也覺得很光榮。
前言
如果說社會學基本上是一多元典範的學術格局,則現象學做為當今社會學的學術典範之一,而自成一家之言,殆無疑問。 隨著六0年代以來,社會學圈一連串對自然主義式社會學的批判反省,徹頭徹尾反自然主義式思維的現象學傳統自然跟著水漲船高,其來勢洶洶,使我們不得不正視其發展。 從胡塞爾到舒茲不僅只是哲學到社會學之間的一段因緣,更代表著社會學人文精神的復甦。
胡塞爾
胡塞爾,德裔猶人,現象學派宗師,終其一生獻身於真理之追求和他自己在哲學上的苦心經營。 胡氏自許現象學將挑起為一切學術建立絕對基礎的大樑、使哲學成為一嚴格之科學體系,以拯救歐洲學術危機。 他認為哲學當以尋求徹底確定性為最終職志,而流行當時的自然主義、心理主義皆以片面之獨斷,扭曲實在界之真相,甚而墜入相對主義而不返,於是他有感而慨言:「理性文化、其失敗的理由並不在於理性主義本身的本質,而是在於它之流於膚淺,在於它之與『自然主義』、『客觀主義』糾纏不清。」
社會所同事吳乃德的一篇論文,關於「蔣經國是獨裁者」,前幾天引來各大電視台派來的SNG蜂擁到國史館現場。但,我在想,這個論點稱得上「發現」嗎?那,不是常識嗎?看幾個大報那種急著跳腳的樣子,看一些政客那種視之如
毒蛇猛獸的反撲,還真讓人擔心起台灣的價值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