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抱後工業的實踐想像(上)

這本書捧在你的手上,我猜測一個狀況,此刻,上下班的縫隙,你站在書店的書架前翻閱到這一頁,決定要不要移身到櫃臺前付款,然後帶它回家。仔細回想我們度過的平凡一天,或者就單純想像一下此刻的你,我們絕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其實一直被「生產」、「交易」、與「消費」循環不已的經濟迴流所籠罩。我們的生活、生涯與生命始終與所謂的「經濟」息息相關,過去幾千年來代代傳承的先輩如此,被緊緊地糾纏在數位資訊與全球化網絡中的你我更是如此。

也因此,我們理解「生產」、「消費」、「工作」、「休閒」等等這些基本經濟範疇的方式,幾乎也就決定了我們如何看待我們自己,如何看待我們周遭的環境(父母、兒女、同事、老闆以及所謂的「社會」)、以及我們如何跟這些環境中的人與事互動。理解決定態度,態度決定行動,而行動決定了我們的命運。這正是本書作者 Fred Block 教授想要跟你交換意見的主題:時序跨入後工業,在充滿開放與彈性生機的數位時代裡,我們腳底踩著的是可以讓創意自由奔馳、讓工作/休閒更加豐足而有意義的寶藏;然而挖掘與把握這些機會的關鍵,最終在於我們是否能夠跳脫舊思維的束縛,勇敢地去嘗試全新的「經濟想像」。

《後工業機會》出版的那一年,我剛抵達美國杜克大學開始博士課程,原本想往發展社會學的方向進修,到了國外才知道該領域早已「退流行」。發展社會學者,跟著組織、勞動、階層、產業、甚至政治社會學者(Block本人),開始活躍於一個我前所未聞的新興研究領域─經濟社會學。那一年我接觸到Block這本迷人的小書,從此它便成為我的床頭書,生怕因久翻破損,甚至還另外購買一本私藏。一直以來,閱讀此書隱約像是在呵護一種理想知識典範的原始感動,一種如初戀般純真的知識邂逅。後來跟一些氣味相投的朋友偶而聊起,才恍然大悟這種情愫原來並非我所獨有,而是許多同輩學術成長的共同經驗。

由於當時的杜克大學社會學所並非以經濟社會學為重心,之後幾年我僅能以自修斷續摸索經濟社會學的文獻發展。不過,後來所接觸到的這些經濟社會學著作,雖然豐富多元而充滿知性挑戰,但似乎總缺少了初識《後工業機會》時那種令人為之心悸,願意為其獻身的知識衝擊。為什麼在更為成熟的經濟社會學主流作品中,我反而再也感受不到《後工業機會》這個旅行原點的知識/實踐熱情?《後工業機會》與其他經濟社會學著作間有許多相似,使得它可以被歸屬到同一知識範疇;但顯然也存在著關鍵的差異,使得《後工業機會》在經濟社會學越趨建制化下仍舊散發著一股拒絕被同化的魅力。但是,支撐起這種魅力的因素究竟是什麼?難道真的只是初戀邂逅的銘記效果?經過四年來編修校譯,漫長而貼近的前後閱讀,我心底大約有了比較肯定的答案。

經濟思考的另類選擇

大部分人一談到經濟的重要性,或者更進一步想到「市場」、「勞動」、「產出」、「消費」等經濟概念,直覺便認定是歸屬於經濟學統治的知識範疇,而且通常還是那種高度制式化的「教科書經濟學」。這就好比,大部分的人一想到「個人電腦」,便直覺想到微軟的「視窗系統」;想到「可樂」就必定是「可口可樂」一樣,是權力壟斷最細微與最高層次的表現,因為它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根深蒂固地灌輸到我們靈魂深處,可以像扣扳機一樣刺激我們的直覺反應。

然而「捨此無他」(It couldn’t be otherwise!),其實正是思維陷入僵化窠臼的開始,它鼓勵了知識供給端的傲慢,也平順了需求端的臣服。它在機會之前的行動,在行動前的態度,在態度之前的理解初初萌芽之際,便將重估(On second thought?)與反思(The other way around?)的念頭有系統地熄滅。然而創意與自由卻正是,也只能是,來自於思想與實踐上對「可能性」的想像。

《後工業機會》是一本經濟社會學的著作,它毫不妥協地提供我們一套替代經濟學的另類想像,鼓勵我們(即便只是暫時)轉身背向那已然滿佈整個書架、甚至滲入到我們現代經濟人筋骨脊髓的經濟學教科書,面向我們對於經濟生活其他論述的「可能性」。這本書並沒有提供你科學指導的絕對定見,Block 迎向後工業挑戰的經濟社會學之旅,是一本破除迷信與權威的著作,目的在為務實地摸索制度創新的實踐道路排除障礙。就像宗教社會學者揭開權威神學的面紗,使我們得以面對那雖然遠為複雜與曖昧、但卻更為接近世間的精神面貌。

談到當代經濟的思維,1980 年代同時興起了三股對於市場經濟的思想潮流,它們分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經濟學的新制度學派,以及經濟社會學。實情自然不是如表面上一分為三這樣簡單,每一個經濟思潮內部都各有其分支與爭執,而且也多少都併入了其他思潮的局部內容,這就形成了一個遠為複雜的競爭論述的分佈平面。我想在這篇導論中,將《後工業機會》鑲嵌到 1980 年代以來盤根錯節的知識競逐脈絡下來定位其獨特性,希望能夠讓作為讀者的您,在閱讀這本書充滿巧思的論述佈局與論證轉折時,能夠在論述空間的層次感中延伸更為豐富的迴響。

80年代興起的三股新經濟思潮

這三股經濟思潮中最為強勢,也是最有現實影響力的,首先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反映在雷根主義(1981-1989)與柴契爾主義(1979-1991)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甚至 1990 年代中期(WTO 成立於 1995 年)之後放鬆管制的經濟全球化都有其深厚的影響力(所謂的「華盛頓共識」)。1989 年柏林圍牆不預期地崩垮,自由市場論隨即聲稱獲得全面勝利。之後,在失去社會主義左翼經濟與思想的制衡下,經濟放任主義開始全球暴走,維繫戰後已開發國家繁榮的社會保護與勞資協定一一被撤除,其對文明社會生活紋理的無情撕裂,使得法國社會學者布迪爾(Pierre Bourdieu)以近乎控訴的沈痛語氣稱之為「文明的退化」。

另一方面,1980 年中國在鄧小平南巡後宣布「摸石子過河」向世界經濟開放,20 年後,經過數度宏觀調控與外資的灌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經濟大國。相較之下,俄國在 1992 年採取了美國經濟智囊的「震盪治療法」(shock therapy),想一步到位讓放任市場開始自主運轉,結果盧布對美元由 4:1 變成 6000:1,俄國經濟破產並陷入長期衰退。原本承諾支援的「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跟著抽手,轉而要求俄國葉爾欽政府大力加稅。1997 年屋漏偏逢連夜雨,復受到金融風暴打擊。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的現實撲面而來,凸顯了謹慎考量制度因素與歷史脈絡在務實改革中的關鍵重要性,這種背景讓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加速發揮其影響力。Ronald Coase 於 1991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兩年後更具歷史學色彩的 Douglass North 接著獲獎,可以說正式認可了新制度學派經濟學的學術地位,「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與「路徑依存」(path dependence)的概念如今幾乎隨處可見,甚至被技巧地收錄到經濟學的教科書中。

經濟社會學可以說是社會學的傳統,被稱為「古典社會學三大家」的涂爾幹(Emile Durkheim)、馬克思(Karl Marx)與韋伯(Max Weber),他們優異的經典著作都是透過跟當代經濟學前身的古典經濟思想對話,來面對工業化後歐洲的經濟社會現實,才誕生的思想結晶。但是戰後社會學的發展卻日漸脫離了古典社會學的經濟社會學核心關懷,反而有系統地從政治經濟的課題上撤退。結構功能論大師帕深思(Talcott Parsons)雖然進行了新古典綜合,但卻也是將社會學的想像框限在「角色整合」(role integration)這個次系統的始作俑者。從此之後,潛藏在社會學傳統核心精神的經濟社會學開始被一一分割拆解,進入到階層、勞動、組織等零散的個別領域,最後社會學終於成為一門撿拾政治學與經濟學「剩餘」的學科。

1960 年代以後,這種情勢有了轉變的契機。富裕的先進國家內部掀起了一連串包括學生運動在內的社會衝突,在這種時代氛圍的洗禮下,女性研究、新馬克思主義、歷史社會學、發展研究等等一一崛起。在帕深思的結構功能論遭受嚴重挑戰時,結合經濟與社會的整體分析視野再次被帶回社會學。但是一直要等到新自由主義在 1980 年代抬頭,市場自由化與經濟轉型的現實衝擊排山倒海而來,社會學者開始匯集之前的能量,將焦點重新對準「經濟市場」本身,經濟社會學於焉復甦(或者被稱為「新經濟社會學」)。

1980 年代開始大量湧現一些經濟社會學的優秀作品。Harrison White(1981) 發揮數理長才,以網絡分析的工具試圖回答:「什麼是市場」的問題。接著他之後,Mark Granovetter(1985) 根據求職行為進行勞動市場的網絡分析,提出「弱連帶的力道」(strength of weak tie)的論點,一鳴驚人。Ronald Burt (1982;1992) 的網絡研究最終翻轉了 Granovetter 的推論,強調結構洞(structural hole)是決定市場競爭的關鍵。除了網絡模型之外,Neil Fligstein(1990) 研究美國企業的長期變遷,發展出組織治理、經營文化、政府管制與權力結構間互動的場域分析。Vivian Zelizer(1983) 知名的經濟社會學三部曲,從文化角度精巧地挖掘出意義調整的市場動態。James Coleman (1988) 從理性抉擇出發,點出社會資本所發揮的經濟角色。過去 20 年來經濟社會學從默默無聞,到相關學會陸續成立、專業期刊一一誕生、教科書持續增加、越來越多系所標示其為核心領域,專書出版倍數增加,到最近開始世代交替,新一波的年輕學者逐漸崛起,不僅構成社會學中最有活力的新興研究領域,而且也確立了其作為社會學核心的地位。

經濟社會學的非主流

Block 的這本《後工業機會》出版於 1990 年,是經濟社會學復甦的早期作品,但是這本書卻是當中一個異數。相較於其他學院派的主流經濟社會學,在學術形式上傾力考究模型、變數、假設的驗證與修正;Block 把經濟社會學當成一種對發展中現實經濟政治體制的論述介入。不同於一般學院派預設知識是對客觀研究對象一種如實的逼近,Block 採取一種更為辯證的知識想像。在他看來,資訊電子技術的發展、女性角色與家庭結構的蛻變、服務業與專業化的蓬勃等等後工業化的趨勢固然是需要用心檢視的客觀事實,但更重要的是,這些趨勢所代表的僅是一種可能與機會,至於一個社會能否順勢向上提昇、增進人民的福祉、提高生活品質、促進社會公義,端視於我們「如何理解」、「如何想像」這些趨勢所內涵的機會而定。這也就是本書標題「後工業機會」的意義。

Block 的論述介入因此是具有高度反身性(reflexivity)的,他很清楚,學者的論述本身也是足以影響社會發展走向的力量。簡單講,學術論述就跟企業家在商場競爭中的現實評估、年輕人判斷就業環境與自我性格而規劃生涯一樣,都是屬於社會實踐的範疇。Block 對於「論述介入」的想像,甚至也不是那種知識份子慣有的天啟式獨白,而更接近於球場上貼身肉搏、商場上緊迫斡旋的戰鬥。Block 警惕我們,如果社會理論沒有辦法有效地論述後工業化所帶來的當代現實與機會,那麼這個思想的空檔「就會被」甚至是早已失敗的落伍思想(也就是,「前凱因斯」的古典自由市場經濟學)所侵佔。

這是 Block 這本書有別於主流經濟社會學的另一個特色:面對 1980 年代逐漸取得論述霸權、攫取民眾現實想像的新自由主義,Block 採取了毫不妥協的戰鬥立場。主流經濟社會學這幾年來的發展,大抵上用力在與主流經濟學或者新制度學派經濟學進行區辨、妥協、或者整合,基本上都是抱持著一種「與人為善」的敦親態度。很少人有像 Block 的這種膽識,將經濟社會學與經濟學的關係比擬為宗教社會學與神學的關係;因而將經濟社會學擺在一種「揭穿」經濟學論述與現實間落差的高姿態上發言。這也就是本書副標題「批判經濟論述」的意義。

比較起其他兩個經濟思潮,經濟社會學有相當高的內部異質性,這反映了社會學本身一貫的學科特性。我在教授經濟社會學課程時,勉強將這些文獻歸類到網絡、組織、文化、制度、理性等五個不同模型,但這些分類內部還是高度混雜而不穩。如果要說經濟社會學有什麼所有這些模型所共同分享的核心,那應該就是「社會鑲嵌」(social embeddedness)這個概念;也就是,主張經濟活動並非其他社會生活之外的一個獨立領域,而是始終在政治、文化、網絡的脈絡中進行的社會活動,並且也應該要依此來加以分析。

在經濟學新古典理論中,經濟行動發生的場域是一個隔離於其他社會生活之外,獨立的、想像的純粹市場,而且完全受到價格機制的匿名調控。在經濟領域內部談論時,經濟學者常常將原本更為廣泛的經濟活動化約到所謂的「市場」。因此,在經濟學論述的潛移默化下,面對後工業挑戰的我們卻失去了觀察「市場」之外經濟活動的能力,輕忽了包括家務勞動、合作經濟、禮物交換、虛擬經濟等等經濟活動的角色與意義。更要命的是,這種市場的想像還僅能是經濟學教科書裡那種狹隘定義的版本(「捨此無他!」),這樣也就先天排除了其他市場想像的可能性,以及它們所可能帶來的思想刺激或啟發。譬如,支持網絡模式的經濟社會學者便主張,「市場」是一種資訊搜尋與資源媒合的網絡過程(這樣的觀點會不會更適應於網際網路的時代?)。

一旦談到經濟以外的其他社會生活領域,新古典理論往往主張:這些領域如果越接近經濟學教科書裡自由放任的自律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便越符合理想,因為唯有如此,資源方能獲得最佳效率的配置,人們也才能夠保有最大的自由。於是,一旦我們的心靈被烙印了這種抽象市場的理想性(柏烈圖均衡),其他非經濟的現實社會領域遂只能淪落成了一種「劣質的市場」來被理解,這其實是一種非常目的論式的荒謬聲稱。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相敵對的社會主義經濟想像,喜歡用大有為政府的抽象理想性來對照現實市場的不完美;新古典經濟學拿抽象理論上完美的理想市場來對比到現實政治,只不過是東施效顰地把同樣一個不合理的比較邏輯顛倒過來運用罷了。

經濟社會學主張,經濟活動始終「鑲嵌」於社會制度。這種觀點乍看之下只是一種再簡單不過的常識。經濟學者一般的制式回應強調,「科學」的模式分析並不需以真實無誤的假設為前提,而是以模型是否能夠做出有效的分析與預測為判準。這種方法論工具主義(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alism)其實很有問題,甚至也不符合經濟學引為模範的自然科學的研究實情。這種夫子自道的制式化方法想像把研究者跟「社會鑲嵌」的接觸(譬如,到現實的市場中去做田野觀察)擬想成了破壞科學實驗室純淨度的污染源來看待。事實上,這種「方法論工具主義」在經濟學內部的「常識化」,反而束縛了經濟學典範調整的彈性(膽敢懷疑這種「常識」的經濟學者,幾乎等於在從事一項自毀前程的自殺行為)。正因為對主流經濟學這種自閉性與排他性的反感,從 1989 年開始發生了由法國擴散到英、美學術圈的「後自閉經濟學運動」(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關於此運動的緣起、訴求、規模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其網站(http://www.paecon.net)。

但是經濟社會學者對於「社會鑲嵌」卻也只有表面上的共識,如何在分析上將經濟活動鑲嵌到社會脈絡中,社會學者發展出各種差異頗大的取向,也反映出各自相對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及新制度學派經濟學的理論定位。主流經濟社會學大致上以三種姿態來展現「社會鑲嵌」:(1)經驗地詮釋現實經濟的豐富面貌,這是跟經濟學平行喊話的路線;或者,(2)把社會關係的變數放到模型中來評比,譬如比較人際網絡變數與人力資本變數對職業地位取得的解釋量,這是先共存再求壯大的作法;最後,(3)直接向經濟學內強調制度重要性的新制度學派靠攏,這是帶槍投靠、抽自己銀根的方法。

在這些分析中有一個共同的隱憂是,「社會鑲嵌」作為一個典範對決的根本概念在意義上卻越來越模糊,也掩蓋了經濟社會學的基進特色。Block 在第三章「市場」中提出了一個獨特而精彩的社會鑲嵌分析取向,並在隨後的章節中開展出「社會鑲嵌」這個核心概念在三個層次上與經濟學對壘的意義,並且將之轉化為掌握後工業機會的思想武器。要瞭解 Block 這位偏離主流的經濟社會學者所採取的論述策略,必須先從整個經濟論述的戰場佈局談起。

「市場自律」vs.「社會鑲嵌」

按照 Block 的知識社會學觀點,凱因斯革命當年能夠動搖新古典理論很重要的理由是,它在主導社會的理論與現實趨勢間落差日益擴大的焦慮中,適時發展出一種替代性的論述來填補這個理論缺口。更具體來考察,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理論之所以「能夠」佔據這個空間,是因為它調整了個體經濟行動的前提(不確定性下的決策)並強調經濟互動的集合謬誤(流動性陷阱)。在1980 年代底寫作《後工業機會》的 Block,於是很敏感地從當代經濟學內部非主流的新制度學派經濟學裡去尋找顛覆典範的聯盟策略。

Ronald Coase 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與 Herbert Simon 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ity)從根本上挑戰主流經濟學典範的經濟行動前提,成為切割當代經濟爭議的軸心概念(pivotal concepts),同時也是從經濟學的核心打開「制度鑲嵌視野」的絕佳切入點。在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復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經濟學者Oliver Williamson,其主要貢獻便是巧妙地整合「交易成本」與「有限理性」並發展出一系列精簡的命題假設。無論如何,這些論述讓主流經濟學很難一口拒絕「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然而,正如孔恩(Thomas Kuhn)的典範分析所指出的,新古典理論在面對這些潛在威脅時,最「正規」(normal)的作法便是透過與方法論工具主義相容的「公理化」(axiomization)將這些概念所隱含「社會鑲嵌」的潛在威脅給解除掉,成為未觸及典範核心的外圍補充。無怪乎,Simon 與 Coase 在回顧其思想影響時,都不約而同地發出其概念的鋒芒被主流經濟學給消磨掉的感慨。就像透過將它納到經濟學教科書裡當成一種註腳性的「常識」,GNP 無法準確測量經濟產出的這個事實,其對於主流經濟學典範更核心的威脅便給巧妙地搓掉。

Block 的作法,首先是大量援引新制度學派經濟學的批判性見解來當成木馬,藉此將「社會鑲嵌」的觀點悄悄送進主流經濟學的特洛伊城內引爆,來接引並烘托「社會鑲嵌」在抵抗放任市場上的正面意義。Karl Polanyi 當年提出「社會鑲嵌」的原始精神,便是在反對與拆解主流經濟學獨斷封閉的市場想像。換言之,「社會鑲嵌」是在「自律市場」的對照之下才顯示出其中道的實踐力道。Block 因此慧黠地乾脆先翻轉此概念,透過「市場性」(marketness)來突出「鑲嵌」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具體言之,用新制度學派經濟學攻擊新古典理論的幾個先設性指標(例如:投機主義、工具主義等)來測量具體經濟體制偏離「市場性」的程度(反過來講,不也就是「社會鑲嵌」的程度!)。然後,再技巧地藉著揭穿「市場性」在實際經濟歷史中的起伏趨勢,來顛覆我們不知不覺中被新自由主義所灌輸「現代經濟乃隨著市場自由化而越益繁榮」的直覺,使它喪失了「自明性」(self-evident)的光芒。Block 洞悉經濟學典範的內部緊張,在堅持社會學主體性下,與新制度學派經濟學進行內部銜接,精彩地展現出藝高人膽大的知識操作。

在接下來的幾章中,Block 分別針對三個經濟論述的核心概念,「勞動」、「資本」與「產出」一一抽絲剝繭,廣泛地採用各種包括自動化技術、職業訓練、工作與休閒動機、家庭消費支出等研究資料,逐步解開經濟學論述受限於量化架構無法公允正視制度與組織因素重要性的陷阱,而這些因素對後工業趨勢下社會能否平衡與良善地發展卻是關鍵。這裡,Block 又一次準確地發揮了「社會鑲嵌」的實踐意義。由於主流經濟學的典範限制,經濟活動所鑲嵌的制度與組織脈絡只能臣服消失於量化程度的判準下,在這種「以形式要件來決定研究內容取捨」的工具主義下,「質性成長」的視野注定無法被有系統彰顯的宿命(如果不是反而被遮掩的話)。而一旦經濟學思維主宰了我們的公共想像,也就意味著我們在迎接後工業挑戰上思考與行動的自我設限。這是在方法層次上,經濟社會學強調「社會鑲嵌」的意義。

在 2004 年閱讀這本 1990 年出版的小書,讀者不免會覺得 Block 在勾勒後工業趨勢上所引證的數據與事例過於老舊。畢竟 1990 年時,Window3.0 才剛剛登場,WWW 才剛在實驗室中萌芽,CPU 尚在 Intel 386 的階段,B.B.Call(而非無線手機)還是酷炫的隨身配備。這些技術領域的後工業趨勢可以說直到最近才有了爆炸性的發展,尤其是電腦虛擬技術、網際網路、與無線通訊的整合性發展與商業運轉模式的日趨成熟,使得「後工業」這一眺望性的概念開始析解並且具體繁生出諸如「服務社會」、「資訊社會」、「知識經濟」、「體驗經濟」、「創意經濟」等這些引領大眾對當代經濟想像的新概念。然而,這所有的一切,其實只是更加證明了「後工業的機會與挑戰」已經不再是 1990 年時對未來的大膽揣測,而是豐富而刺激、無法迴避的當代現實。簡言之,引用資料與例證的「落伍」,並非削弱而是更加強化了 Block《後工業機會》一書中「善加利用科技進步的潛力,開發制度與組織創新的可能性,以創建合於公義與人性的新社會」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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