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抱後工業的實踐想像(下)

挖掘經濟生活的質性體驗

在後續的章節中,Block 在更為具體的層次上巧妙地編織一系列「趨勢─作為」的平行概念,來喚醒我們被經濟學霸權論述的量化視野所長期壓抑、然一直深孕在我們日常社會生活中的質性體驗。在此,後工業的機會與挑戰具體展示在如下的趨勢:「非線性生涯」意味著終身學習已成為一種生活風格;「資本節約」烘托出「組織性會計」與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性;GNP 的測度問題暗示了「競逐地位財」對生活品質提升的弔詭與「優質公共財」之緊迫;「非薪資報償」與「優質照護」的人性需求提醒我們正視「志工」在維護社會公義與團結上的積極意義;「生產性休閒」與「休閒性工作」挑戰長期撕裂我們個人與家庭生活的思考陷阱,鼓勵我們深切反思生活的重心與意義何在,以及如何在後工業洪流下創造更為完整「因此」「並且」更為富於生產力的人生(此處對於內容的簡述自然不易理解,請就把閱讀這段文字的困惑,當成是進入此書正文的邀約吧!)

「社會鑲嵌」因此有了在方法層次上與經濟學論述相分庭抗禮之外的第二層意義:只有回到生活世界意義豐滿的母體,來檢視我們的經濟行為,才能更為均衡與完整地關照我們作為「社會人」的自我面貌,長期以來不論在思想或實踐上俱被自律市場的競爭視野所綑綁的「經濟人」也才能夠找到揮灑創意與實現價值的自由空間。

這本書的英文標題是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possibilities 直譯就是「可能性」。Block 的意思,當然不是在跟讀者斟酌像「後工業是否可能」這樣的問題。對 Block 而言,後工業是個真實無誤的沛然趨勢;如果譯為「後工業的可能性」卻可能造成這樣的語意誤解。重點在於,我們能不能擺脫主流經濟學論述的盲點,掌握住後工業趨勢對我們開放的成長機會(亦即,實踐的可能性)。這裡,我們碰觸到「社會鑲嵌」這個概念與經濟學論述相抗衡的第三個面向─反對「自然化」社會生活的迷思,以及擺脫「偽必然性」的符咒;這也是貫穿《後工業機會》這本書的另一個主題─政治行動與制度創新的自由。

「理性+自由」的後工業方程式

經濟學者常常用二分法來區辨自身與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其他社會科學。一些典型的說法包括:經濟學是強調客觀的科學,社會學則流於主觀意識形態;經濟學相信「人是理性的」,而社會學則關注「人的非理性」;經濟學認為「人是自由而有選擇的」;社會學則堅持「人沒有選擇的自由」。經濟學者的這一些自我加冕,或隱或顯地正是建立在這些他們自己想像出來的「異己」;這使得他們可以安穩地定居於優越的自我想像,不需面對系統的挑戰。然而這種想像不僅是錯誤的,弔詭的是,它也造成了經濟學的自我誤解(譬如,雖然大部分經濟學者不會承認,但 Amartya Sen 準確地注意到,經濟學作為一種倫理學論述的內涵)。昂首闊步的國王其實沒有穿著新衣!

Block 在「社會鑲嵌」與「自律市場」的對比中,看到了與經濟學論述的二分邏輯恰恰相反的圖像。主流經濟學者將「經濟」想像成獨立於社會其他領域而依其內在定律運轉的客觀機制;於是任何牽涉到市場的制度改革,一旦超出了維護市場運作的基本底線,遂被認定成一種「外部的」、「人為介入」;換言之,是「違逆自然」的莽撞之舉。譬如,一旦全球化被描繪成一種無法抵抗的市場趨勢,任何循序調節市場開放的措施很容易便被當成是「不自量力」、「封閉鎖國」的民粹舉動;而且根據自律市場的客觀必然性,這些脫逸的行為還會透過資源錯誤配置而招致懲罰,甚至得到適得其反的效果。相似的論證我們可以在包括追緝走私、最低工資、環保規範、媒體監督、週休二日、累進稅制、資金流動管制等的公共課題上一再看到複製。

Block 警告,這種將原本鑲嵌於社會脈絡當中的經濟活動「自然化」的理解,有可能對人類自主行動與制度創新造成牽制與戕害。一旦我們不假思索地信受了主流經濟學的霸權想像,把市場與經濟當成一個「不以人之意志為機轉」的獨立實體,原本應該屬於公共領域中理性思辨範圍的政策抉擇與制度創新,將會在「市場反彈報復」的威嚇之下,或者「終將徒勞無功」的嘲諷中有系統地萎縮。其結果是如下的弔詭:在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橫行之下,獨斷的意識形態反而以「科學」之名箝制了務實思維的空間,狹隘定義的「理性」反而封閉了公共論辯的開放性,而社會面對制度選擇的自由度也在「自由市場」的視野蒙蔽下被癱瘓。

與此息息相關,是「偽必然性」的另一種版本。Block 指出,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社會越來越富裕,照理講,這樣的社會在思考與實踐制度創新上應該享有更大的揮灑空間,可以不用被競爭的壓力所驅策,可以不用因為憂心匱乏而裹足不前。但是在主流經濟學的霸權下,「市場」、「經濟」與「經濟之外」的資源盡被想像為保證最佳效率的「自律市場」所繃緊,因而改善社會生活品質的政策措施與制度創新在尚未被思索與嘗試前,便被當成是一種「浪費」、「扭曲」與「偏離」,而沒有被允許發展並且孕育成形的餘地。

受到這種經濟思維的束縛,一個形式上步入「後工業」的富裕社會,卻可能仍舊受困於公共建設低落、公共衛生萎縮、惡質媒體肆虐、衛生下水道闕如、環境生態破壞的惡劣生活品質。弔詭的是,人們越有錢、社會越貧乏;經濟越成長,發展越短視;市場越「自由」,人們卻越覺得無力。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論述背後其實是一種對於公民行動集體性本質的恐懼,它們在經濟學論述的先天範疇上已經被排除為「不可欲」、「不可取」與「不可能」;這種直覺的背後其實是一種混雜著科學專斷的失敗主義。

把經濟與市場視為鑲嵌於更廣泛的社會生活,並不意味著盲目地反對任何市場競爭。Block 強調經濟生活始終受到個人選擇、政府管制、與社會規約(譬如規範、專業、組織)這三種機制的交互影響。市場競爭僅僅是其中的一種制度性選擇與安排,而且三者之間也並非相互排斥;這意味著,大部分我們所經歷的現實市場本身也是制度設計的結果,而且可以因為制度差異而有南轅北轍的結果。所謂的放任自律市場反而常常導致結構陷阱與人性扭曲;缺乏謹慎的制度創新引導,惡質的市場競爭甚至可以導向社會失控的野蠻退化(譬如:俄國接受震盪治療法後的經濟黑道化;台灣陷入惡質競爭的媒體市場)。

這本書寫在柏林圍牆倒下,天安門事件爆發,泡沫經濟與全球金融危機、安隆案等的市場信任危機、以及 SARS 與禽流感等大型傳染疫情肆虐之前。但閱讀 Block 這本書,回想這一連串事後發生的事情,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它至今仍舊鮮明,事實上更加鮮明的預知告事。儘管科技發展與所得成長的表面帳目顯得光鮮,但只要我們的思維仍舊活在割喉競爭與經濟匱乏的「經濟必然性」陷阱當中,只要我們仍舊無法在制度上想像積極公民生活的可能,台灣社會所蘊藏的人力資本與創新活力便將持續處於低度開發的壓抑狀態。

複雜社會的自由之路:媒體改革為例

就以最近國內無線媒體公共化的改革波折來說,質疑者處處以「政治黑手介入」來窄化這項關係到媒體改革、民主品質與文化提昇的制度課題,形同一種虛無的失敗主義(請注意在這些論述中,「理想主義」一詞如何透過修辭而被轉化成一種吃改革者口頭豆腐又擺高姿態的嘲諷);甚至還有歸結到「閱聽人才是最終裁判」,「讓收視率來決定一切」的荒謬言論,彷彿忘記了媒體改革之所以成為長期受苦大眾的共識正是出於在惡質市場競爭下「收視率掛帥的亂象」,以及「閱聽人無從裁判」的深刻體認。這種經濟學教科書的市場言論看似理性,其實是一種狡詐的語言陷阱,它一方面掩蓋了媒體亂象的結構性問題,另一方面把表現失格的媒體藏身到「收視率」之後,並嫁禍予消費者。

有趣的是,成立公共媒體集團的提案送到行政院院會討論時,卻遭到滿腦子「自律市場」的財經官員「先建立退場機制」的反對。其實,真正應該要問的問題是:為何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中,電子媒體會一再生產高社會成本與傷害無辜個人的惡質報導?為什麼「收視率」不能夠有效地將消費大眾的不滿透過市場機制(亦即,「退場機制」的本尊)淘汰掉失格媒體,甚至反而給它們灌注養分?拋開「放任自律市場」的效率神話,從「有限理性」與「商品特性」等更為務實的前提來具體考量市場交易所鑲嵌的制度環境,台灣媒體市場的問題恐怕跟底下幾個線索密不可分:

首先,台灣特殊的有線電視市場環境容納了全世界密度最高的新聞台與SNG轉播車(數量超過亞洲其他國家的總數,但想想台灣的市場規模),它們激烈競爭著消費者手中遙控器據說30分鐘可換台10多次的短暫注目,每一節新聞結束前不斷提醒觀眾「不要轉台,馬上回來,精彩的還在後頭」。然而,新聞節目不同於綜藝節目,在收視率競爭下,「精彩」但是不重要、不實、不符專業倫理的報導反而容易被大肆地報導。辛辣、對立、簡化、誇大的「雜訊」在競爭夾縫中被不成比例地放大。

其次,電子媒體在瞬息萬變的競爭環境中為確保收視率,面對高度不確定性,觀眾接受新聞後的訊息回饋緩慢而不清晰,緊密監視競爭電視台的動作便成了唯一的指標,於是專業判斷變得麻痺,快速跟風的「羊群效應」主導了競爭的態勢。當年以訛傳訛的「少林棒球」笑話便是一例。論者把收視率直接等同於消費者偏好的反映,把自己擬裝成一片無辜的鏡子,根本是自欺欺人。

最後,雖然觀眾對於媒體惡象的不滿從許多調查可以確認,媒體本身如有基本的自省,應該不至於否認。但是,媒體失格表現的社會成本往往不容易測量,即便報導傷害到的是特定人物的名譽利益,除了傷害已成事實外,因為「羊群效應的收視率共犯結構」,受害者孤掌難鳴也很難對準靶心。還記得SNG報導白曉燕案造成撕票的慘痛後果?觀眾就算有道德內疚,但收視率真的是他們坐在電視另一頭成了共犯的證據?業者「又不是只有我犯錯」的說法,絕對合乎實情,但卻也是專業淪喪與混淆社會責任的脫詞。

在台灣這種「自由市場」的媒體競爭環境下,不管是媒體業者或者閱聽消費大眾都是有苦難言,我們所處的媒體競爭市場其實是高度「不自由」的。環繞著「收視率神話」所搭建起來的市場具有底下的缺陷:它提供了媒體失格表現(performance lapse)強烈誘因,它提高了消費者形成有效回饋以強化市場紀律的障礙。這是一種競相向下墮落(race to the bottom)的「野蠻型」自由市場。更糟糕的是,這種滯留在低層均衡的市場,因為表面上看來符合經濟學教科書裡競爭市場的抽象要件,不管是出於無知或者自私,反而很容易就被業者甚至輿論拿來當成合理化現實的藉口,阻斷想像市場制度往更佳均衡變遷的可能性。

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其實可以從兩條並行不悖的路徑才思考媒體市場的改革方向:演化(evolution)與變革(revolution)。

如果我們走「演化」的改革之路,順著前面的分析,要讓現實市場演化成為比較符合公共價值、趨向高層均衡的「文明型」自由市場,就需要在系統中帶入:1)紀錄與評量媒體表現的資料蒐集能力;2)在媒體與觀眾間建立可以有效連動雙方的中介關係者;3)在收視率之外,另建足以強化市場紀律的獎懲機制。只有透過這些市場制度要素的修補,才能夠啟動現實市場脫離「野蠻型」朝向「文明型」自由市場的驅力。筆者已經在他處具體討論過一些引導媒體市場朝文明型競爭市場演化的制度可能(〈讓媒體市場由野蠻走向文明〉,《新新聞》2004年4月29日),此處不再贅述。

至於「變革」的媒體改革路徑,可以朝建立公共媒體集團的方向進行制度改革,來調整媒體市場的文化生態。於此傳播平台之上,犬儒主義與虛無風氣下日漸模糊不振的新聞專業可以透過收視率降壓與公共性加壓來獲得實踐的空間;透過摸索典範的建立,專業可以有伸展與拓深的契機。公共電視集團也可以讓在炒短線、求急功的商業競爭市場之下失去摸索成長舞台的音樂、戲劇、電影、舞蹈等領域的文化創作者,有個揮灑交流並與大眾接觸的人文空間。公共無線媒體的加入可以在開拓視野、人才培育、典範創新等方面刺激台灣既有媒體市場的良性競爭。但是,這些文化發展的積極可能性在量化思維的成長帳本下卻很容易被錯計,成本被誇張地膨脹,收益被嚴重地低估。

有趣的觀察點是,一旦媒體改革進入政府議程,財經單位旋即提出「先建立退場機制」的說法,這恰恰好反映出前面提及,自律市場的霸權想像將不符標準的「非市場領域」視為「劣質市場」的直覺。既然是「劣質市場」,在(「民粹主義」?)情勢比人強下只好提出「退場機制」來盡量模擬市場的運作(按照經濟學的直覺,「盡量減少損害」)。

公共媒體集團的根本挑戰,毫無疑義地應是如何參酌國外成功經驗並配合本地的歷史環境,膽大心細地尋求制度設計上的創新思維與執行意志。但是建立鑲嵌於台灣社會的公共媒體所最需要的思考自由與公共對話空間,在「自律市場」的「偽必然性」先驗架構下卻在一開始便有被窄化的危險。「想像可能性」真的有這麼困難嗎?如果為了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是否可以允許公共電視集團營收廣告?如果允許廣告收入,有沒有可能規範公共電視集團以強化公共性的方式來呈顯這些廣告?面對來自行政、立法與政黨部門「政治黑手介入」的問題,不是更需要在制度設計上尋求共識與創意來盡力避免其害?

許多像這類制度創新設計的具體問題可以一直追問下去,重點是:要小心提防那些販賣「偽必然性」、認定「捨此無他」的冒牌先知。改革之初便思考「退場機制」離變革之路遠矣,集思廣益制度上「補強機制」的可能性反而才是改革政治的正途。畢竟,不管是「演化」或者「變革」,不管是「接近野蠻」或者「趨向文明」,現實經濟始終是鑲嵌於社會制度當中,為政府管制、個人選擇與社會規約所共同決定。透過均衡考量的制度創新適度地降低「市場性」,才是讓媒體市場競爭得以創造較符合社會公義的產出,並且更有效發揮人力資源的後工業發展對策。面對盤根錯節的複雜社會,社會積弊的改革與向上提昇的機會沒有「萬能政府」或者「完美市場」的簡化答案,只有勇於想像可能並且敏於創新行動才是人類在複雜社會下「自由」的真諦。

擁抱後工業的實踐想像

Block 大聲疾呼,主流經濟學的思維範疇其實已經無法承擔後工業的現實,也無從指引我們掌握後工業的發展機會。後工業時代的來臨意味著朝向更人性化與文明化社會發展的可能性:人們可以從經濟匱乏的恐懼中獲得喘息,可以從單調線性發展的生涯模式中解放,可以將創新合作的自由氛圍擴散到企業、政府、家庭與民間組織等各個角落,也可以讓更多公民有更多時間精力去積極從事社會參與。這一切端賴我們是否能夠從新自由主義本來早應被歷史淘汰的魔咒中覺醒,從它獨斷排他的封閉思想中解放,勇敢地面對複雜多變,但處處充滿實踐空間與可能性的後工業時代挑戰。

Block 在這本書中展現了「社會鑲嵌」作為經濟社會學的核心概念在方法、理論、與行動上的三層互補意義。它融合了新制度學派經濟學的一些基本論點(在一定意義上,Block拒絕將這些觀點公理化處理的態度,反而接近一些新制度學派創始學者的原始精神),並藉著在後工業化的歷史時勢下一一檢討「市場」、「勞動」、「產出」等基本經濟範疇,來跟主流經濟學在公共議題上正面對質,這種對經濟社會學的自我定位,以及溢出學科本位甚至跳脫學院派成規的論述策略,都是與主流經濟社會學相當不一致的大膽嘗試。這其實也充分反映了 Block 在此書中所強調,探索可能性的創新與實踐精神。

這讓我想起 1994 年與 Block 教授在台灣首次碰面的機緣。那一年 Block 應邀到台灣進行數場關於國家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的演講;而我還是在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就讀的博士候選人,正巧回國蒐集台灣鞋業發展的資料。我陪他驅車前往新竹科學園區參觀,他對於台灣科學園區的制度設計以及廠商間競合的互動關係表達很高的興趣。路上我們聊到了台灣製鞋業的輝煌歷史,以及寶成公司在國際運動鞋 OEM 供應市場上舉足輕重的位置。他聽後稍作沈思問了我一個奇特的問題:「Jerry,我問你,像寶成這樣的台灣製造廠有沒有可能創造出自己的品牌,取代耐吉(Nike)?」我那時候猶豫了一下,直覺回答說:「應該是不可能」。我跟他接下來的對話就在他「為什麼不可能?為什麼?說服我」的層層逼問下進行。最後,他大約是這樣跟我分享他的想法:

「你知道嗎?社會現實的發展總是一直在跟我們社會科學開玩笑。柏林圍牆倒塌之前,有誰知道它會發生?不是嗎?現實能夠被我們大部分人發現並且清楚言說它,往往是因為體制已經弱化了。就像男性霸權在它最強勢的時候,其實我們是無從知覺到它的存在。所以,社會科學者如果要逼近現實,就要開放地去思考可能性。否則我們永遠是過時的科學家,永遠在幫死的歷史做後知後覺的註腳而已。所以,台灣要在 OEM 之外想像不是 OEM 的台灣。可能性永遠都是在的」。

他這番回應的話,我到現在還是謹記在心,難以忘懷。難道不是嗎?當年最嚴密地分析國民黨黨國體制如何透過黨政軍特權系統牢牢地把台灣社會控制在戒嚴體制之下的論文,現在回想起來,不正是出版於國民黨體制開始分解崩潰的時機嗎?寫作《第二次產業革命》(Second Industrial Divide)的知名組織學者賽保(Charles Sable)也曾經這麼說過:「我不是個實證主義者(positivist),而是個可能主義者(possiblist)」。他跟皮耶(Michael Piore)教授合著的這本確立彈性生產模式的經典,主旨也是在扭轉我們對於福特大量生產體制乃是歷史必然走向的意識形態(「偽必然性」!),並且從歷史現實的檢討中開啟我們對當代經濟社會替代組織出路的思想敏感度,以便開創未來的可能性。這本書的副標題也頗呼應 Block《後工業機會》的主題:「朝向繁榮的多重可能」(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後工業機會》的讀者們

因此,Block 這本書背後的論述策略與知識創新精神對於國內經濟社會學以及整體社會科學的學術發展,毋寧也具有一番警惕與鼓勵的作用。我們在積極追求所謂與國際接軌時,如果因為競爭的壓力,基於效率原則只是一味附合西方期刊中既定的知識議題與解疑風格,做一些永遠跟不上西方腳步的修補或複製(譬如:重複去檢驗「社會資本」的有效性),固然 SSCI 的點數可以快速累積,但是卻無助於我們跳脫其所鑲嵌的典範束縛。本土化的課題姑且不論,就算論到國際化,恐怕我們也無從在這種知識生產的慣習下產生對當紅西方典範正在分解衰疲的敏感度。反倒是,誠懇面對我們自己的社會變遷,培養我們對於現實轉型變動的知識焦慮與敏感,大方地以西方理論材料為用,大膽提出回應這些變遷趨勢與轉型亂象的問題架構,以尋找社會出路的可能性為念,或許帶有這種實踐關懷的知識探究反而更容易累積逼近現實的紮實知識。

談到實踐,Block 身為一位具有左翼知識背景的社會學者在處理「後工業」課題上的膽識與堅持,也是國內具有「進步與批判精神」的知識工作者可以借鑑的典範。Block 固然受到後結構主義等目前流行「後學」的衝擊,對左翼的本質主義有很深的警覺。但是,它並沒有因此便落入反對任何形式以「公共」、「道德」、「專業」之名行壓制之實的虛無主義批判中,也不因此便全盤否定勾勒社會遠景與變遷趨勢的論述重要性。

在當代風行的後現代批判論述下,倫理的視野一律都被推給了所謂的「道德右派」;社會分類的[「污名化效果」貧乏地幾乎已成唯一的批判語言;價值共識在被「隱私化並一律視同等值」下反而造成公共對話的溝通障礙。在台灣這種邊陲國家中,所謂「基進」思想的虛榮廉價與複製性格其實不會比保守者更少,但是它卻越來越佔據了我們這個新興民主化社會亟待開展的改革想像空間。所謂新的進步思想,機械式地一再以「國家集體主義」、「道德法西斯主義」、「新民粹主義」的污名作為思想鬥爭的武器,跟新自由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指控是多麼地神似!對照之下,Block 對於公共理念與社會重建的堅持反而顯得鶴立雞群,鮮明地標示出另一種務實卻基進的可能選項。

這本書對於那些即將或已經進入職場的「管理者」尤其應有啟發。Block 用心良苦地一再強調,制度安排與管理創新才是創建後工業時代良善社會、發揮個人成長機會的重要關鍵。換言之,那些在政府機關、私人企業、公民團體中敏感於後工業機會的新時代管理與決策者,或許才是在後工業洪流下,創造出激發人們合作潛能、創新活力制度環境的真正推手。Block 在此書中提出了許多「後工業」社會改革的想像,確實是陷在各種狹隘分割知識領域內的台灣學子(甚至學者)所無法企及與亟待鍛鍊的宏觀視野。所謂的「管理知識」,其實一直是踏在社會學與經濟學這兩個端點之間的「劈腿族」,兩個學科間的長期緊張也正是激發後工業時代理想管理者的源泉。Block 這一本小書始終把社會學與經濟學繃緊著放在一起,往往返返不斷凸顯出兩種宏觀間的搏鬥,並處處顯示出巧妙運用各種分散資料與理論的創新。除非我們把自我養成窄化成一種非常工具性的專技訓練,對於那些潛伏在台灣社會各個角落伺機而動、富於社會願景以及強烈企圖心的「後工業管理者」而言,讀起《後工業機會》這本書應該會覺得興味盎然才對。

最後,如果你既非學院派、更非行動派,而「只是」一位上班族、學生、老師、甚至家庭主婦。在知識經濟洪流下,你每天儘管工作忙碌,但在喘息的空檔,仍抱著一份想要好好把握人生的成長機會、認真生活與充實學習的樸素願望。那麼這本書更是屬於你的。

透過電視、收音機、報紙、雜誌、書籍的疲勞轟炸,我們每天一直不斷地被告知,這是個「資訊時代」、「創新時代」,「數位時代」;因此,「網路創業」,「創意產業」、「知識經濟」、「體驗經濟」的酷炫字眼也幾乎無時不止地環繞在你的眼前耳際。但是,對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人,在面對這些被強烈暗示與挑逗的未來機會時,如何能夠穿透經過層層包裝的語言背後洞悉虛實,扣緊這些大趨勢來想像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還是陷在一團迷霧當中。這本書談生涯規劃、談企業組織、談工作與休閒的樂趣與意義,談親子互動的品質,談參與社會服務的意義,談公共財對社會生活品質的重要性,結構嚴謹、論理清晰,但又很能跟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相呼應,相信很多人讀了一定會有「深得我心」的豁然體悟。

中文版問世的因緣

這本書的出版最初是源於我與清大吳泉源教授四年前一個非常單純的想法:召集一群上過我們課程的研究所學生,一人負責一章分工各自翻譯,然後我們只要合併這些譯槁,稍做校訂,大概就可以在三個月內出版。這些參與過翻譯小組的學生包括林宗弘、林志成、廖郁毓、齊立文、蔡育崇、石育苑、鄭禮忠等人,對於他們的辛苦與用心,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但是,我們在閱讀初譯稿後才發覺事態嚴重,大部分的學生在理解與翻譯之間仍有很大的落差需要克服。我於是擔負起重譯與校對的工作,在繁忙的研究空檔中,進行牛步化甚至幾度想要放棄的文稿整理工作。這期間,吳泉源教授跟他的恩師爭取了一篇中文版的序言,補充了一些 Block 在出版本書時的學思經歷以及對出版後一些社會變遷的看法,使這本中文譯本更添光彩,也跟本地讀者們拉近了距離,並由吳教授親自翻譯這篇序言。

為了幫助讀者閱讀方便,我在幾乎要跳起來歡呼完成之際,又被群學主編的堅持與勸誘壓制下來,耐住性子繼續做了一些註腳與名詞解釋的工作。這樣一拖,回頭看四年已過。幾年下來,這些稿件與 Block 的書幾乎跟我形影不離,我很高興現在終於到了可以把它「用力甩掉」的時候。我當初因為一個單純的念頭與不自量力的血氣之勇惹上這番翻譯的艱苦經歷,不過也因此才老老實實地體會到翻譯的困難與對性情的折磨。現在這本書的中譯本終於問世,我的心情非常惶恐,大概離所謂「醜媳婦見公婆」的壓力不遠。我自認在可能的時間縫隙中工作,已經盡量讓這本書的文句平順可讀,但是翻譯的工作綿延數年,心情起伏不定,錯誤與疏漏的地方一定還是難免。翻譯並非本人專業,還請各位讀者多多包涵與指教,希望在下一版(如果可能的話)可以再做一次更仔細的校訂,並且把我不很滿意的附加註腳與名詞解釋做更精確完整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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