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後憂鬱症

每次公開論文發表後,都有點像得了「產後憂鬱症」。今天的週五演講輪到我發表,題目是「Hidden Transactions: Toward an Integrated Sociological Theory of Consumer Protests」,演講完畢,照例全身虛脫的感覺。這次尤其嚴重。

1998年底的台北市收視戶集體抗爭事件是研究的對象,這是我的國科會計畫的一部份,研究助理鄭禮忠配合工作之便,把由他負責蒐集的這部分資料,並且隨後寫成了碩士論文。這份碩士論文後來得到台灣社會學會的年度最佳碩士論文獎,身為指導教授我也覺得很光榮。

禮忠是個很上進而肯學習的學生,對於社會學的熱情讓我有點不可思議的感覺。經過了一些波折,他最近收到芝加哥大學社會系的入學許可,是最近很令我感到高興的事情,畢竟這是我回國六年多來唯一指導的學生,他前後完整地參與到我兩個研究計畫,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助理。默契與信任自不在話下。

我在禮忠進行碩士論文寫作期間一直控制自己不要提出太多自己的想法,只是跟著他的思考脈絡給他一些釐清思緒的對話與資料整理方向的建議。師生關係是非常微妙的,無論我如何刻意小心,總不免是個權威。權威沒有什麼錯,對學習與成長其實也有其正面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極必反,我也希望能夠給他更自主的空間可以放輕鬆摸索,所有該研究計畫的資料我都開放給他自由使用,甚至把我還沒有發表的資料與分析部分先寫到他的論文裡。

我跟他的默契是,一旦他論文寫作完成。將輪到我發揮自己的知識空間,好好把我真正想要的研究冒險完成。畢竟,那是他在我的研究計畫內部、同時帶著研究助理身份進行的資料蒐集。過去我有很多地方並不能同意禮忠的處理與分析,都盡量壓抑不要完整地申論出來;但現在該是輪到我舒展思想自由的時候了。過去兩年來,為了徹底實現自己的想法,為了把探險之旅走完,我花了很多時間進行文獻閱讀與資料比對,甚至為此還去上微積分的課程。趁著這次演講,我終於完成了論文前半理論部分的初稿。

結果?一個大膽的分析取向,完全打破學科與學派的既有文獻理路,只盯著問題一路問到底,如果需要我就走入文獻叉路,走到自己也不知出口的小徑,尋找必要的資源。我保留了道德經濟的基本精神與分析理路,但是離經叛道地走到「方法論個人主義」路徑,從Hirschman與Kahneman處重新開一個meta-frame的接口,最後大膽地重新詮釋Scott 農民道德經濟的分析,以便建立社群倫理與市場架構同時並存分析的平面。

今天的演講過程,我內心一直有種揮之不去的孤單感,我知道我的社會學同事已經盡力在給我回饋,但是他們並不清楚我的論述脈絡。每一次都是這樣,這個人習慣進行 second order的思考,喜歡一開始就把文獻中既定的區分放入刮號,喜歡轉換既定的問題架構,而不是在既定的架構內修補解答。但是人的溝通其實大半是在分享許多hidden consensus或frame下進行的對質,一旦面對像我這樣的怪胎確實很難follow。

(我所倚賴的學者沒有一個是正統的社會學者,甚至都是處在邊界地帶,Kahneman是心理學者還是經濟學者?Hirschman是政治學者還是經濟學者?Taylor是哲學家還是政治學者?我自己現在又算什麼?一個蹩腳的學術邊緣人?)

產後憂鬱症一次比一次嚴重,不知道自己算什麼學者,為什麼要這麼偏執地跟自己過意不去。明明以自己工作的拼命,規規矩矩來可以出版的論文量絕不會是現在這樣,不要說獲得更多的正面鼓勵,最起碼也可以更好地保護自己。但是,現在的我,不要說越來越陷自己於焦慮與脆弱,而且離自己同行的知識世界好像越來越遠。

晚上看到網友留言鼓勵順手寫了一些散亂的牢騷:

最近環境變化大,讓你會對理性所為何事,有些悵然。

想想,越覺得「相信」是很重要的力量。相信理智,偏執理性,否則我們如何能在思想混亂的時代中存活?

我在中研院確實是個幸運兒,這點從不否認。我知道你是要鼓勵我,不是說我就因此沒有表達工作挫折的權利。

上週吧,跟一群同行談到工作累,需要休息。回答是:「你們中研院的人,還需要休息?你們整天不是都在睡覺嗎?你們沒有資格在我們面前談到休息!」我能說什麼?原罪?

面對工作與休閒的態度,反映了我們對「尊嚴地生活的人」的想像。我希望那一整桌異口同聲譴責的社會學者,不是認為那些關於人的價值原則只能有選擇性地適用在某些人身上而已。

(告訴你一點我對社會學的不滿好了,想當社會學者的你,社會學者有種「永遠支持弱者」的奇怪傳統,我長期以來對此非常的反感。批評弱者幾乎是無法被容忍,但是這是智性的結論嗎?還是一種反智的偏執?反過來,一旦你被認定佔據了「強者」的位置,言說無論內容如何都好像變成了一種權力的掩飾。我還有一籮筐對社會學隱藏共識的反感,唉,我的內心裡,真的常覺得自己是個尷尬的社會學者。給你的社會學熱情澆點冷水,或許是好的。哈)

工作是一件事,在「孤立感」中工作又是另外一件事。

或許,我太serious了,我總是認為所有的行為與思想(科學研究與知識創新包含在內,學術社群也是需要被一種倫理感所支持的)都需要被Adam Smith所謂我們內心那個impartial spectator所justify。不能夠被合理地justify的東西,都是可疑的。

中研院工作當然是比別人有較好的條件,除了自認幸運的珍惜感外,對我而言,重點是,這種條件放在我這個人身上可以被justify嗎?能成理嗎?

我的工作壓力很大,大半都是精神上的自我要求。有時候想想,為何要對自己如此無情?但是,你知道嗎?一個人真的有限,常常有就要被龐大的問題、需要仔細推敲的研究步驟、不充分的證據、還沒有想清楚的死角、、、所壓垮的感覺。

研究工作根本是一種瘋狂的舉止,又時候花了好幾個月往一個方向鑽,漸漸發覺可能走錯迷路了,問題一開始就沒有架構對,但時間精力都投入下去了,那種感覺真的非常恐怖。中研院,從李遠哲的要求,到我們自己應該有的內在期許,都不應該只是侷限在normal paradigm裡做一些修修補補、甚至重複套用、「研究公務人員」的工作。但,那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真的很難啊。

「問題一定是只要再調整一下就對了」,「資料一定是只要在換個方向找就對了」,「感覺好像已經到了舌尖上的新語言,一定是再努力說下去就會出口」、、、這些話是幾乎接近偏執的自我欺騙?還是過「禁慾」的學術生活必須的靈信?事實是,我還是在語言與思緒混亂的這一頭,而真理還在遙遠的那一頭。

最近的環境真亂,我仔細聽聽泛藍的那些呼喊,只覺得理性的被褻瀆與侵犯。居高位的領導如果思想混亂到那種地步,而還不知廉恥地在那邊賈禍信徒,我們這個社會所維繫的那些基本價值要如何能夠存續?那些群眾選擇性聽自己要的,選擇性地說自己要的,選擇性的聽自己要的。

然後,更糟糕的,還有一種在我看來完全無法justify的高傲自視,自己是「中產的」、是「嘉年華」、是「理性、溫和、和平的」、是在搶救「民主、法治」、、、但是這些不能只靠耍嘴皮,或自我催眠啊!舉例來看,我在中時看到一位朱先生的短文,標題是「是非、良知、民主」,我看了內容,完全不知道他所謂的「是非」、「良知」、「民主」何義?文字不是一種情緒的裝飾,或者一種公眾的催眠啊!

這些能夠在與公共生活中的他者對話中justify嗎?不行,無法,所以就把所有公共生活的支架都拆了?選舉時在公共架構內的反對他者是一件事,選後對公共生活架構的拆毀是另一回事。我對這些人,老實說,不齒。

這是個是非顛倒的世界,是個理智淪喪的世界,在這樣的環境下,做一個追尋真理為(志、職、事)業的人,要justify自己工作的價值變得格外困難。當整個世界瘋狂時,一個人的理智意義何在?

昨天,我便是這樣跟所長談起我面對現實,內心深深的困惑與悲憤,談到自己研究工作的喪失動力。

我又講遠了。

很想給我那些憤怒的同行說,給我一點理直氣壯、可以喘息一下的機會吧!休息,在中研院,竟然會是一種「罪」,我承擔不起。

我跟你「交心」到這裡,寫多了。真的很感謝你很窩心的鼓勵。感恩。希望你有平安喜樂的一天。在現在,一天都值得鼓舞,不是嗎?

PEACE

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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