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工業社會」其實不是個富於創意的字眼，它記錄了一個「還找不到方向感的脫離」，「在工業之後，但仍無可名之」，令人不禁垂頭喪氣的處境。

更糟糕的是，它甚至還意味著一種令人不安的猶疑與延遲。就像在日本，「戰後」恰好意味著戰爭陰影的無法擺脫；也因此，一直要到被認為首位「後戰後」作家的村上春樹出現，分水嶺以及眺望其後的視野才能算開始浮現。

以「後工業社會」為名的專欄，大約只能是介諸「工業」與「後後工業」間的一種尷尬的存在吧？

機器之於人，似乎永遠是帶著天使與惡獸双重面具的伙伴。

這種愛恨交集關係的工業時代版，鮮明地紀錄在1936年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尤其是主角川普（Tramp）被輸送帶捲入大小齒輪構成的巨型機器的那一幕。卓別林的批判影像背後，其實是時代龐大的驚訝與迷惑，如今我們已經很難理解，當年福特主義的自動化生產力曾經左右了好幾個世代人們的想像，甚至連左翼學者都曾歌詠過它解放自由的潛力。

然而，川普的形象對於我們這些在後工業氛圍下辛勤勞動的大部分人，其實是有著距離的。接受專欄的次日，我心頭掛念著「後工業」的主題，搭上一部計程車，回想起馬丁‧斯柯西司執鏡下年輕的勞伯狄尼諾。

《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的主人翁崔維斯（Travis）應該是電影裡最初乍見「後工業勞動者」身影的一刻吧？在流動時空與短暫交易中旁觀世界的浮游勞動者，內心其實一直隱藏著一股熱情的伏流：必須在可以肯定的價值上，把內在自我與外在社會重新聯繫起來！

不過，那畢竟是1976年的老電影了。

我眼前的年輕運將，端坐在一堆「後工業機器」間，在台北的大街小巷間穿梭，除了方向盤、喇叭聲與紅綠燈，還忙碌地跟另外一堆聲光訊號頻繁互動，我彷彿置身高科技的飛行器座艙。

他一邊開車，透過藍芽耳機跟女友與家人聯絡，也談幾通直銷副業的電話。暫停的片刻，親切地轉身問我，螢幕上的無線數位電視節目「還可以嗎？」。一路上跟著嗶嗶聲，不時傳來人工聲音嚴肅的警示：「注意，前有測速照相…」。另一種女聲自然卻慵懶，則不時講些像：「山洞溝，山洞溝，收到沒？桃源街，請回報…」之類的密語。他拿起掛在出風口像御飯團的黑色麥克風迅速回應：「舞妖拐，10分鐘就到」。

一下車，他迅速關門，猛然衝往下一個停駐點。我回頭看那運將一眼，恍然發覺，後工業時代的我們，或多或少不都像在移動的個人膠囊中工作/休閒、疾駛急停、忙碌的計程車司機？

多重資訊網路緊緊纏繞下，效率不再模仿定點的生產線，而是如何彈性尋找最短距離，以配對離散的移動浮點。家人親友各自攜帶手機，機動聯繫，在鎖定的空間中集合解散，彷彿複製相同的邏輯。頻寬放大，混雜資訊得以同時大量上網，工作與生活、勞動與休閒也變得越難切割。因為在資訊洪流中每一個潛在接觸點都暗示著機會，生活遂被要求盡可能最快速地前進，一旦機會浮現，再用更快的速度換檔煞車。

「後工業社會」正是像這樣把自由的弔詭壓縮到極致的時代；但是「後工業人」可能穿透這樣的遊戲規則，擁抱到真切踏實的方向感嗎？想到我們這些游離在「工業」與「後後工業」之間，拼命想要認真過活的靈魂，1976年那位紐約市計程車司機的話跟著浮上腦海：

「我整個生命所要的其實不過是前往某一個地方的感覺（a sense of someplace to go）」。

但我想，或許，「地方感」正是我們在這個資訊與速度主宰一切的網絡世界裡遺失最珍貴的東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