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因「社會性共通資本」獲獎﹑天皇陛下的言語衝擊
我在1983年獲得「文化苦勞者」的榮譽。文部省舉行的表揚儀式之後，聽說天皇陛下將在宮中賜茶。我們被引導到一間小房間裡，在陛下面前，輪番說些關於我們到目前為止做了什麼事的對話。沒多久輪到了我，我非常的緊張，說了凱因斯怎樣、誰又作了什麼事之類，連自己也聽不懂的話。
接著，昭和天皇身體前傾，說：「你呀你，一直在談經濟、經濟。總之，你想要說的是人心的重要吧」。我聽到這番話，好像受到電擊一般，大夢初醒的感受。
《我的履歷書》22-24 自我批判的經濟學
（22）為文批判新古典派、經濟學的二次危機
我跟凱因斯的高徒之一、當時在劍橋大學教書的瓊‧羅賓森（Joan Robinson）教授有很多共同的想法。我受其知遇是1961年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之時。
她跟李查‧康（Richard Kahn）一起，加入了凱因斯弟子們的團隊，成為所謂凱因斯圈子（Keynes Circus）的一員（按:其他還有Piero Sraffa、Austin Robinson、James Meade等人）。可以說《一般理論》是在1930年代初，經由這群人花費了四年的時間，討論構築才完成其骨架，羅賓森在當中不止擔任主導角色，在凱因斯思想的後續發展上也有很大的貢獻。
《我的履歷書》19-21 歸鄉、學運、公害
（19）學生佔據校園，戰爭的犧牲品
在劍橋生活了一年後，回到芝加哥，我對於情勢的變化感到驚訝。跟著我一起在大學當局與學生的爭議中擔任調停者的三位年輕助教授都遭到學校解職，之後也不知道下落。這三人因尚未拿到tenure（在任期間保證）而沒被續聘。但是，雖尚未得到tenure，在當時助教授一般都是會自動獲得續聘的，人們因此認為是跟反戰運動扯上關係才會遭到解聘。
1966年4月，反對越戰的學生佔據了芝加哥大學的校本部大樓。學生佔據校本部大樓的舉動由芝加哥大學開始，接著波及到全美各地校園。當時，美國的徵兵制因為遭逢反戰運動而變得無法順利運作。美國政府便優先徵召在學成績不佳或者確知參與到反戰運動的學生到部隊服役。
《我的履歷書》16-18 劍橋大學的際遇
（16）祝壽大典燃怒火，嚴厲逐出師門
我到了芝加哥大學一年後，1965年秋天，法蘭克‧奈特（Frank Knight）教授值八十大壽，慶祝會由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主辦盛大舉行。
在教職員俱樂部最大的一間房間，曾經師事於奈特教授來自全美各地的經濟學者齊聚一堂，盛況空前。代表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傅利德曼（Milton Friedman）與喬治‧史提格勒（George Stigler）當然出席，會場也看到保羅‧薩姆爾森等人的身影。整個儀式由史提格勒負責主持。
《我的履歷書》13-15 芝大計量經濟講座
（13）發展最適成長理論，資本主義的計畫經濟
我在史丹佛大學時，進行的是對資本主義經濟機制的研究，我更深的關懷是在研究「競爭性的社會主義原理」。
1917年俄羅斯革命發生後，社會主義經濟的計畫要根據什麼樣的基準，要如何打造這種經濟體，就成了非常重大的問題。經濟學者馮‧米塞斯（Mises）與海耶克（Hayek）主張，因為現實經濟非常的複雜，非有數百萬條聯立方程式不可能解答，因此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重新調整方向感
終於把DE的文章修整完畢，這應該是最後一次的修改了。已經有點麻痺，不太記得自己寫了什麼，而且整個文章的結構感也越來越模糊。還好有Sato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沒有放棄逼我把文章的論點雕琢清楚。沈住氣還是對的，不然以後出版後一定會後悔，為何當初不仔細修改，所以質的過程還是比量的結果來得重要。早上還剛熬夜趕寫修改稿時，收到電話才知道一忙忘了日文課的事情，急忙把文稿送出後，提著外套什麼也沒有帶就衝出去搭計程車趕去，一路上體力透支，一直想吐，趕到時在電梯間一陣鼻酸，覺得自己真的很可憐。唉。上回日文課，趕著回家，路上收到T電話說評論稿已經送出，要我再加我的部分。但最近忙於DE文章的修改，同時又要弄NGO的評論等事情，加上清大課程備課壓力，又再度陷入睡眠不足，回到家躺在沙發上終於受不了睡著了。一小時後驚醒，寫email通知T沒有辦法加入，但他文章寫得甚好，可以獨立刊出沒有問題。
最近總覺生活步調有點混亂，沒有辦法專心好好做事，或許是每次忙完一事後總是會有的失落感，不是不知道緊接著該做什麼，但是就是沒有辦法進入狀況。包括日文課程與清大課程都開始了，事前準備與事後的整理都要花費不少時間，如果沒有重新調整好作息，一定不可能應付得好。兩個課分別在週一與週四，把一整週也切割了，當中的縫隙要能夠馬上重整心情focus才行。否則不免影響到正常的研究與寫作工作。
決定將辦公室與家裡書房整頓了一下，看會不會有助於理出生活的秩序感。文件重新再歸類分檔，也清理了不少沒有用的舊文件掉，房間清爽了不少。過去幾個月來丟擲辦公室與書房每個角落的書籍，也終於初步有個擺置的頭緒。這個工作一直做到週日晚間才完成，還包括把修剪窗外的植物，給所有植物澆水，也清理掉不少雜草。最後，回到Palm的行事曆與待辦事項，把事情都整理妥當。這樣，週一應該可以有個好的開始。
農曆年時規劃了今年度想要完成的resolution，洋洋灑灑地列了九點，當中當然也包括了升等副研究員的目標。一切都整頓好，又拿出來看，堅定自己這一年度的目標。
過去兩年因為生活巨變的困擾，生產力幾乎停頓，想來可怕，自己還算求生意志堅強，知道不能夠因此亂了腳步，一直勉力出版，逼著自己儘速恢復正常，在2000年與2001年也總共出版了4篇的文章，算是勉強可以交差。當初1999年時的規劃，原本這些以中文為主的論文應該是在2000年就都完成了。2001年應該是集中於英文發表的一年，所以整個計畫都往後延了。四月底前希望可以再加把勁，把有線電視的另外兩篇送審。然後就要提出升等申請。如果一切順利希望能夠在今年底前趕上原來的規劃時程。
另外一個重要的思考，是應該要規劃一個如果順利升等後，副研究員階段的研究環境。希望能夠培養自己的在地感，強迫自己寫作社會評論是一個可行的方向，可惜是台灣的言論空間已經不如以往，這時，這一年架構起來的私人網站應當可以當作一個虛擬的私人言論倉庫，重點不在發表，而在練習抽象知識與現實課題間的思考轉換能力。另外，以後的論文寫作要比較完整的review國內文獻，甚至於應該鍛鍊自己寫作文獻回顧的評論文章的能力，這當中當然是有一定的風險在，但是不能因為危險而不去做應該做的事。台灣的學術評論文化是該好好透過自我惕勵與集體學習來提升的時候了，這個學習的過程不免會有摔倒跌跤的時候，但不能因噎廢食。另外想要弄一個專門給有心於建立台灣批判的經濟社會學研究傳統或網絡的人一個可以相互學習交流的空間。
翻譯是另一個踏實面對台灣社會的方式，這工作吃力不討好，必須要有一點傻勁與使命感，Block的《後工業社會的機會》後，直接自己下海來翻譯，希望還會有更多經濟社會學的系列書籍可以出版。如果可能，希望2002年打個底，可以寫自己的書，這可以藉著跟上課搭配的完成。另外一個要努力的方向是，在國外以英文發表看來已經是不得不走的方向，儘管瞭解這當中的rationales我未盡信服，也不是沒有深深的隱憂，但卻是生存不可迴避的方向。長期的趨勢是這樣，英文的寫作能力也因此要再鍛鍊，能夠第一次稿就避免掉問題才是斧底抽薪的辦法，不能老是倚賴copy editor。如果能夠在英文出版上站穩腳步，中文出版時面對的顧忌也會比較低。還有需要避免的，就是過去的慘痛經驗，太輕率地答應加入論文集書，一定要提防不要再犯。現在年輕一輩的學者所面對的競爭環境，上一輩的人不是很能瞭解，覺得妳很不能夠配合，甚至不夠尊重。其實，要想在這日益嚴苛的環境下求生存，已經到了必須要精打細算時間與精力的地步，參加到編輯書籍的寫作不會收到肯定，更不會反映到升等續聘評鑑上的正面評價，反而糟蹋了自己用心書寫的論文。這當然無疑地是一種學術評價標準的窄化，但是失敗者是沒有合法性來埋怨的，就像上次寫學術判斷戲局收到W的評論一樣。只有先求生存吧，
《我的履歷書》10-12 史丹佛大學經濟所
（10）研讀經典倍極辛苦，解說之後茅塞頓開
離開了東大數學系的研究生生活後，我開始一個人學習起經濟學。一次，在小田急線的電車上，偶然遇到後來成為大阪大學教授的稻田獻一先生。他一看到我，就問：「聽說你正在學經濟學啊」，原來已經知道我在學經濟學的事。
稻田教授是我在一高橄欖球隊的前輩，可說是非常有名的主將。一高時期我跟他擦身而過，很像是沙林傑（Jerome David Salinger）小說《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裡的主人翁霍登，看起來有一點偽善，但實際上給人清爽的氣息、是個值得敬愛的前輩。
《我的履歷書》7-9 東大數學系
（7）前途迷惑醫學之路斷念
昭和二十年春天， 我剛通過第一高級學校理科乙類的第一次考試，運動部就跟著來邀我加入。首先找我的是橄欖球社。我當時有種印象，覺得如果能夠進入橄欖球隊將有助於我通過二次考試。我想，如果能夠進入兩個球隊那又會更好，於是也接受了柔道社的邀約。但是，後來回頭細想，自己真正喜歡的還是橄欖球，最後決定進入橄欖球隊。
我的運動神經不好，能夠進入到橄欖球隊，是因為體格不錯。身高一公尺80公分，擔負起球隊中排（rock）左翼的位置。所謂「中排」，是在組成爭球陣式（scrum）時擔任隊形支撐的角色。球隊的中排右翼是由伊藤順擔綱，他是個天才型的選手。因為長相像是閻羅王的緣故，有了「閰魔」的外號。比賽當中，經常聽到對手「小心閰魔！」那樣的互相提醒。
Disciplinary Divide On “Natural Monopoly"
Mainstream economics commonly adopts an efficiency model, which views the market as a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driven by price-mediated competition among anonymous economic actors. Two things separate the sociological paradigm from economics: one ontological and the other methodological. Sociologists use the term “embeddedness" to emphasiz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pre-existing socio-political context on economic activities (Granovetter 1985; Granovetter and Swedberg 1992; Smelser and Swedberg 1994). In contrast, mainstream economists often assume a “naturalized" conception of market, self-sufficient, self-regulating, and beyond politics and history (Unger 1987, Swedberg 1990, 1991). Methodologically, sociologists often approach economies inductively from bottom up,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diversity and historicity, and rely on various sources of data. Economists instead prefer parsimonious assumptions, mathematical models, deductive reasoning, and restricted ranges of quantitative data (Hirsch, Michaels, and Friedman 1990).
《我的履歷書》4-6 一高啟蒙
（4）高度熱中於數學，認識秀異之才速水。
昭和十六年（1941年）四月，我入學到東京府立第一中學校，也就是現在的都立日比谷高校。日中戰爭擴大，軍部的發言分貝大增。當年的入學考試並未如往常包括書面筆試，只需要學校成績考核資料與面試就好。新生的制服跟前輩的衣著不同，是卡其色的國民服與戰鬥帽。雖然是那樣的時代，一中學風仍舊非常自由，有許多好老師。所謂「好老師」，並不是指擅長教學方法，而是看重關心學生的事。
學生在這些老師底下，盡情呼吸自由的空氣，研習自己所喜歡的課程。我喜歡的是數學。那時就讀了高木貞治先生的《解析概論》等書，能夠靠自己之力研讀起相當高級的數學。那是因為家裡與數學相關的書非常之多，而一中的圖書館裡也有《如蘭文庫》等豐富書籍的緣故。
民族主義與現代性：一些零星的思考
□松永正義的「日本戰後思想與民族主義」一文，從吉本隆明與竹內好對於日本民族主義的批判開始。二者檢討日本戰前知識份子（尤其是左翼）為何對現實軍國主義權力膨脹沒有反省力，都指向了日本思想的「翻譯性」，這跟台灣淺碟子批判思想，人文反省沒有生根相似。松永正義指出，日本民族主義在戰前乃是受到日本社會構造雙重性的影響（具體而言，所謂近代化前緣的都市與近代化底層的農村），在包括226這些重要轉向的事件中，都可以看出日本右翼將大東亞戰爭視為日本逼迫對於西洋衝擊的回應，基本上反映的是右翼勢力對於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受害最深之下層的收編。日本的左翼一直是浮游於都市的表面現象，具有思想橫向移植的翻譯性，因此沒有能夠整合近代化之下層社會。
我的二舅是像這樣的一個人
高樹煌，統一證券的總經理，1月19日週末下午，在公司尾牙宴上開懷高歌，據說還跳舞，然後在餐桌上低頭，就這樣離開了人世，口袋中還留著一堆未來得及完成的行程。他，今年53歲，是我的二舅。
提起筆來寫我印象中的二舅，幾次猶豫，總覺得不自在。不自在，自然不是他個人給我的感受，我想任何與他接觸過的人，總相反地有如沐春風的感受。不自在，是因為儘管他已經離開人世數日，我仍舊不能夠確切肯定，二舅已經離開了我們。換做是尋常人，或許可以簡單地歸於一切來得太突然。但我想，我的二舅是個特例，讓很多人好像還活在不確定的謎樣氛圍裡。為什麼？幾天來我細細地感受體會，終於有了這樣的體悟，原因出在，我的二舅從來不允許我們在他身上感受到哀悽沮喪；相反地，我們都像被寵壞的小孩，已經習慣於環繞他四周始終歡樂振奮的氣息。直到人走了，我望著他健壯的身影與兀自微笑的臉龐，心底彷彿還有像：「二舅，你這次玩笑開太大了，別再鬧了！」，那樣真實而奇特的直覺在喃喃自語。
我的二舅就是如此奇妙的一個人。
從1949年到2002年，許許多多經歷過他的人們，回想起來一定慶幸有這些美妙的奇遇，她（他）們每一個人比起我，恐怕都還有資格來談談我的二舅。
與他一同朝夕相處的心愛妻子，一定有數不盡胼手胝足、同甘共苦的切身體會；
有他一同伴隨成長的子女，一定有許多溫馨難忘的甜蜜回憶與銘記在心的教誨；
跟他一同打拼的工作伙伴，一定有言之不盡的共事經驗點滴在心頭；
與他一同走過童年歲月的姊妹兄弟，一定有更多青春的回憶與共享的秘密。
而我，二舅16歲那年，才剛哇哇落地。等到有記憶的童年，他應當正忙於燃燒青春的熱情，大學生、足球隊員、然後是社會的新鮮人。輪到我16歲時，他應該剛剛結婚，或許正抱著初生的千金，享受著當父親的驕傲。我的生涯衝刺到個階段，回神一看，沒想到二舅的小孩已是身壯如牛16歲的高中生，而他已是統一證券日理萬機的總經理。比起前面那些貼身經歷過他的幸運兒，我跟二舅錯過的機會多，只能算是一個旁觀的晚輩，原本應是沒有資格來談我對他的體會。但我想，我的二舅是個特例，靠近他的人既使距離稍遠，也很難不蒙受他煦煦如冬日暖陽的照射，而有許多感想與啟發。經歷過他的人，總有些興奮的人生發現可講，連我這個外甥也不例外。
我的二舅就是像這樣任誰也難以忘懷的人。
在我所有的舅舅與他們所有的外甥之間，我跟二舅最常被提及非常相像。我們聽到這點時，一直都只能搔首對看莞爾一笑，從來也沒有機會好好一起檢討是怎麼回事。是為了想要分沾一點二舅璀璨人生的光彩吧？我竟這樣提及。
但那終究是不可思議的比較。畢竟，外甥是關在積塵象牙塔中的社會學者；舅舅則是大型證券公司的忙碌經理人。學者（尤其是中研院的學者）活在時間彷彿緩步的單純環境中，好沈思與凝視那些據說藏在表層之下的結構。而經理人（尤其是證券市場的經理人）則是活在分秒必爭、分文必較、風險起伏、甚至爾虞我詐的現實競爭中，無日不為每週、每月的業績報表而焦額。再沒有比我們相距更遠的了，聽到比擬二舅與我的話，我常心底這樣苦笑。但是，現在靜心想想，或許正由於我與二舅這種極不相像的場域距離，加上那些讓我更能設身處地瞭解他的「神秘」相像之處，讓我有理由來談談我一個晚輩眼中所見的二舅。
從作為社會學者的外甥眼中看去，我的二舅是個令人羨慕的異數，在家庭與在職場都一樣。
在不久前一個家族聚餐中，我提到正在放映的卡通電影時，二舅聞言興奮地側身向前，舉起大拇指，頻頻點頭稱是地說：「讚！」，一副頑童的樣子，令我印象深刻。想必是全家一起去看的電影吧？我知道二舅喜歡看漫畫，與子女一起看，一起狂笑的家庭場景，只能說令人稱羨。二舅父親的形象，應該不只是制式的嚴肅吧？跟兒子一起分著搶喝一瓶可樂的樣子，應該更像是忘年的兄弟吧？聽表弟妹對各種身旁事物直率而有自信的發言，儘管有時在傳統眼中不免失禮，就知道那是在愛與支持的環境中長大的幸福小孩。但這不是二舅的家庭讓人真正稱羨的地方。父母照顧子女至難，難在照顧最終是要他們不再需要父母照顧，這兩難才是教育的難處。權威的時代已過，有的人或許還在掙扎，大部分人起碼口頭上都開始強調愛的教育。但是權威教育固然泯滅個性與抹煞創意，關愛之後創造出散漫任性而缺乏自律，「永遠需要照顧」的小孩，與「永遠放心不下」的父母，恐怕才是自由社會的真正難題。我看二舅的子女，因為他們夫妻的愛心與魅力，已經有了內心自律與自娛的種子。紀律與童真的和諧平衡感，我在二舅與他的小孩身上都能看到。
我的二舅以及他的家庭就是像這樣的人。
「嚴肅的完美主義」好像是外婆家的大家庭傳統，在從前那樣的傳統社會，必定是讓人敬佩與效仿的模範。我的大舅便像是從那樣時代走出來的今之古人，體現出嚴肅剛直的大家長風範。二舅相較之下，倒像個異數，不過竟也像小巨人般走出了自己的領導之路。什麼原因讓二舅在阿波羅的理智傳統中，神來之筆地注入了酒神節慶的笑聲與歡愉？二舅年輕時曾是足球隊的隊長，並有稱職的精彩演出，在陽光燦爛的綠野上帶著爽朗笑容,揮汗奔馳射門的二舅，據說因此得到年輕時舅媽關愛的眼神，一點不令我們好窺小道的晚輩感到驚訝。領導與後援、紀律與衝勁、團隊與熱情正是足球比賽的致勝之道。二舅必定是像電影裡那個正直、開朗、善良、不知畏懼為何物的主人翁，用一樣的阿甘精神，一路由足球場奔跑過來，才會在家庭與職場都有出色動人的表現。
我的二舅就是像這樣特異出眾的一個人。
我的二舅跟阿甘一樣，樂於跟旁人分享生命盒子中甜美的巧克力。他不喜單打獨鬥，始終屬於人群，天生喜歡熱鬧，厭惡旁人孤獨與沮喪。
我的二舅像個綿延的向日葵園，非不知黑暗，但永遠堅持面對溫暖的太陽。他高大的身軀裡頭藏著的，始終是顆小孩般熱情、純真、好玩的心。
我的二舅像艘巨大的破冰船，只要他在場便絕不允許冷場，人的衿持與隔閡輕鬆就被他打開。
我的二舅常說自己像小丑，喜歡娛樂大眾。他常自嘲說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但，不要誤解他的意思，他說那話時，絕不是陷在那種自憐自艾的小格局，而是不擺架子，不分貴賤，表達樂於分享、急於鼓舞人群的單純熱情。
畢竟，後權威時代的好領導，或許可以不像一個衝鋒陷陣的足球隊隊長，但不能不是一位能於場邊忘情無我、加油打氣的啦啦隊員。
脫離傳統後，我們的社會其實正渴望一種新的典範─能夠在紀律與創新、工作與享樂、團隊與個性之間，找到新的平衡與更自在的混合。
我們仍舊在家庭、在學校、在工廠、在商場尋找這種可能性存在的暗示。
我相信，面對我二舅的離開，許多人深深地自內心表達惋惜與不捨，是因為透過我們所經歷過的他，我們曾經幸運地瞥見一種在這迷惑的時代，我們一直共同想望的可能性。
關於死亡的事，時間，平凡的俗人如你我，很難與問，就像一片葉子隨秋意落下，沒有我們可以置喙之處。但離開時的方式，才是一個人對自己人生最後的書寫，透露一個人的生命風格。死亡是個神秘的事，當它發生，人的一生被總結起來，在熱情燃燒後的灰燼中，我們會看到人生最終閃亮的鑽石。這些是我從一位已故知名的社會學者處學到的話。
我的二舅是在工作崗位上離開的，是在歡唱的笑聲中離開的，他走的瀟灑自然，沒有半點痛苦的掙扎。到人生最後一刻，也始終不改本色。我們每個經歷過他的人，拼湊我們所有的記憶，除了激勵與自在的歡笑，找不到一絲悲哀的嘆息。是他，讓我們甚至一直到現在，想到，看到，只有盈耳的笑聲與健朗的身影。我們難掩悲哀，傷心的是失去他的我們自己，但絕非他的本意，這必要分得清楚。甚至，我們這些經歷過他的人們，反而幸運地在人生中有了一份禮物般被賜予的信心。我的二舅，不會希望他的離開，留下的是我們一個個人獨嚐生命的苦澀，那遠遠不是他這一生帶給我們的信息。
「想到他爽朗的笑聲，就發憤一定要收拾哀傷，用信心，一同繼續走我們未完的快意人生！」
這樣的話，他如果聽到，一定會如同以往一樣地，笑著鼓掌叫好。
他在天之靈，也一定會以這樣樂觀地想的我們為傲。
我的二舅，是像那樣的一個人。
陸霖 記於南港 1/23/2002 清晨6：20
日本生活的七個月與七個目標
2000年12月1日一直到2001年6月30日，我接受了日本米山基金的資助來到日本學習，前後總共7個月。在這之前，2000千禧年，我結束了一段刻骨銘心的婚姻，人生開始陷入始料未及的震盪。沒有想到自己會在一夕之間變得脆弱不堪，懷疑人生的許多價值，痛苦到了極度，甚至有過輕生的念頭。那時面對眼前即將到來七個月200多個異鄉的日子，地圖攤開一個龐然多彩、複雜陌生的大東京，我想像不出自己會在什麼樣的環境、用什麼樣的規律與心情生活。老實說，我怕極了孤單，甚至經常聽到自己懦弱的聲音說：「算了，不要去了」。但是，許多朋友告訴我說，這是個機會，我只有離開一陣子，好好地整理自己才能再回復健康開朗，再重拾起研究工作的動力。我相信他們說的是對的。我聽了各種聲音，想了很多過去與未來的自己，在啟程赴日前定下了日本生活的七個目標。想要勇敢地將人生重新歸零，在日本找回再出發的原動力：
（1） 在生活中學習日語：不會日文一直是我的一個遺憾，在台大碩士班時期的朋友（像郭正亮、林繼文、王宏仁等）當時就已經熟悉日語到相當的程度，我雖然非常嚮往但是個性謹慎保守認定自己只能一次做好一件事，就只有忍著心中的願望，一直釘著社會學學業。在美國寫博士論文時，知道自己即將回國面對新的生活，當時寫下了回國後想完成的10個目標釘在牆上、寫在筆記本上，經常拿起來提醒。如今看來這些目標大致都已經完成，其中有一項還有待完成的就是學習日文。做為一位社會學者，我覺得語言就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社會與歷史的產物。我既然有難得的機會能夠在日本社會生活，就應該好好把握，以自我實踐來檢驗這種素樸的社會學想像。想想，有多少日文教室強調純正日本人教學，有多少日語教材強調實況語境，所以，我想要做一點實驗，在教室之外的日本社會生活的食衣住行中學習日語，從瞭解日本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中來學習日語，我想不管我在七個月當中能夠學多少，但是這種實戰的經驗一定會對未來回到台灣後，繼續加強日語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2） 廣泛認識日本朋友：這是個聽起來很奇怪的目標，一點都不學術。那就學術一點，社會學的網絡研究發現家庭之外的人際連帶，不僅有助於心理的健康，更有助於人們開拓視野、開展資源、加快速度、與寄存實力。這聽起來學究味頗重，但其實裨之無甚高論。就生活而言，我常常覺得研究工作只是一個認識世界、結交朋友的過程，它比較像是在精心準備一份手作的禮物，準備跟朋友分享打開後看到的世界。就好像獨自旅行後回來，迫不及待拿拍攝的照片給親友看一樣。研究著作不過就是一張張在特定角度下取景的寫真吧？我真正enjoy的是透過研究認識各色各樣朋友的爽快人生。跨國比較的經驗，往往讓人不管看國內或者國外的微小事物，都總是能夠保持著豐富敏銳的想像力，因為很多被視為當然的，會變得突然鮮明有力。跨國的視野不容易達到，但是有了異國真摯的友誼不僅讓這個過程變得平易，也讓探索的過程本身充滿著機趣。還記得1998年到以色列開會，我整天穿梭於以色列朋友中哈拉，後來被笑說是台灣來的花蝴蝶。我倒是反而覺得奇怪，為什麼老遠跑到以色列來，還是自己人圍起來聊天，回家多的是機會不是嗎？要說我寫文章是為了交朋友，我可是一點都不會否認。
（3） 接觸瞭解日本學圈：這是我向米山基金會提出計畫的主要內容，我說，我想要「理解同樣在戰後大量承受美國社會學理論/經驗研究的影響，日本社會學圈如何透過制度、文化、與網絡的過程轉化出具有本土意涵的研究課題、理論與研究風格」。我還說，這對於台灣社會學圈長年關心的學術本土化與國際化課題必有所啟發。至於「研究的進行，將以建立30至40位不同年齡層研究課題與經濟相關的日本社會學者的傳記式訪談資料為主軸，兼及這些教授所處的制度與組織，這樣的方法同時對廣泛地建立與日本學界的人脈與信任關係亦有助益」。我的研究背景讓我直覺地就想要去看看其他社會如何面對共通的問題，日本與台灣歷史地理人文如此接近，卻好像離我們非常疏遠，這我坦白說覺得很不可思議。我回國以後經歷一開始的適應期，到了去年大概也已經可以想像得出自己未來20年、30年大概會是過著怎樣的生活，這時反而開始有股強烈的不安。覺得自己的根基未深、視野不廣、但是生活好像已經開始routine，隨著時間過往閱讀與經歷自然是會積累，但是這不表示眼光不會日窄、勇氣不會日衰。就在這時候讀到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的傳記，被他那種沛然無視於制度與身份框架的學習動力感動得頻頻落淚，就有強烈的慾望要尋求新的知性、感性刺激，想要尋找自己更多樣的可能。不想作一種外國語（英文）、一個國家典範（美國）的俘虜，趁年輕，給自己一個「脫美入亞」的磨練機會，謙虛地再做一次學生。
（4） 認識接觸日本社會：這似乎是不證自明的目標，一個社會學者到了日本社會，不想去認識這個社會，豈不奇怪？我還記得有一次被問到為什麼我會對日本感興趣，我一直覺得對這樣的問題感到迷惑。我倒是覺得會認為一個台灣社會學者對日本感興趣很奇怪才是奇怪。台灣「脫亞唯美」明明比人家嚴重，身在島國，卻常罵起日本人島國心態。更奇怪的是將台灣放在東亞列島中央的地圖，被稱作是「帝國之眼」來腦筋急轉彎地費力解析；但將台灣可憐兮兮地擠放在中國的右下角，這種「帝國之眼」卻被聰明的學者視而不見。台灣跟日本不管就歷史、地理、文化、語言處處不有聯繫，甚至如果拋開國族主義的框框很多根本就是同一個區域過程。我在學習日語的過程中曾經邊讀邊翻譯日本關西大學社會學系出版的「社會學入門」一書，發覺我們翻譯了那麼多美國的教科書，卻都不如日本教科書貼近我們的社會經驗，比方說「家族制度」就比「種族衝突」更有助於學生藉著比較，更細密地感受到台灣社會的特殊脈動。最近接觸了一點日本的環境問題，也覺得台灣根本就是亦步亦趨，他山之行可以為鑑，長期「脫亞唯美」忽視日本下去，恐怕社會學者也有失職之嫌。日本人整理資料之綿密，出版事業之發達，要作比較分析，往往缺資料的是台灣這邊而不是日本，台灣社會學者對日本社會多些深入瞭解，應該是個高報酬的投資沒錯。
（5） 遠離台灣調整心境：過去一年生活陷入混亂與無盡的掙扎，在短短一年內搬了三次家，但是「家」的感覺卻變得很模糊。過去一大段努力用心生活的日子，突然變得空白，要填進去一點點新的意義都非常困難。想鼓勵自己說自己已經盡力，但是沒有那種勇氣，也好像找不到確切的線索。有時候責怪自己是個加害者，有時候卻又陷入到被害者的幽怨。壓力痛苦襲來時常常不預警，一個人靜下來就哭泣，有時候不停喘息好像忘了如何呼吸，甚至一度四天三夜無法入眠，聽著鐘錶滴答聲一刻一刻熬過。過去好長一段建立的許多親友關係，好像都不得不一一切斷。舊的身份垮掉的範圍遠超過想像，新的身份又好像不合身的新衣怎麼套都難過，失去了生活中的物質道具，混亂塞滿一室雜物的房間就是我的「家」嗎？所有的價值都有待重估，想要跳到這個困境之上，重新找到生命奮起的動力與前景，除了需要愛自己的勇氣，也需要顆清明的頭腦和沈澱的心。在這段期間，很多親友伸出援手給我鼓勵，對我工作的乍然停擺給予寬容，我也知道爸媽對我情緒起伏總是接納，那是我的幸福。我看到曾經一起在研究上奮鬥的助理、曾經互相期許要在課堂上一起學習的學生，心理充滿愧疚。知道自己仍有一股不服輸的鬥志，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日本，給我一個平撫心境的空間與時間，給我一個機會重整自己。我在日本已經一個月，每天走在日本街頭小巷，看著四周為了生活忙碌奔波的陌生人，電車上的閉眼沈思的老人、公園裡帶著小孩玩的主婦、圖書館裡耐心解說的義工、趕著寫報告的日本友人，慢慢治療自己的心頭的傷口，找回了自己原本自在的尊嚴感。2001年的下半，我一定要亮麗自信地再出發！
（6） 沈澱往事整理過去：去年我的人生好像也跟著上個千禧年的結束，翻過了一章。有這樣的體會：我們一般總這麼認為，婚姻是一個人從一個無法選擇、也無法自主安排的家（ascribed home），進到一個自己可以有所選擇、可以自主設計經營的家（achieved home）的過程。其實，我現在才瞭解，我們在前一個家不知不覺背起來的包袱，要一直到第二個家成立才被我們徹底地打開。在新家中建立自主的人生遠比想像困難，因為在老家中不知不覺被植入到我們性格的「結構」，往往要到這時才開始綑綁我們。離婚之後，我好像是一條昏昏沈沈地度過漫長冬季的蛇，辛苦地脫去一層過去自己的皮，把它丟在「柏拉圖的洞窟」中，才終於出來看到屬於自己的陽光與天地。2000年初寫了一封信給父親，說年輕的伊底帕司終於丟掉內心好強的爭鬥，跟父親和解也因此跟自己和解，一旦說出感謝父親的話，終於看清楚自己與父親本來如其所如的形象，打破那個映照自己的父親權威之鏡，就是開始走自己路的時候到了！幾個月後，我跟著走出了一直困惑著自己的新家，想來也是必然的路。2000年底，過去一直是我成長中默默學習模範的舅舅離開了人世，我慘綠少年的時期有多年住在外婆家，「看著舅舅長大」。舅舅在世的最後一年，我看著他對生命過往的懊悔與晚年的孤寂，看著站在幾乎平行線上的較晚起步的自己，心底的衝擊非常強烈，回憶往事變得越來越清晰，我過去一直默默以舅舅為榜樣，現在我告訴自己「絕對不要犯一樣的錯誤」，「我的人生不要end up一樣的懊悔」！趁來得及，活自己！多愛自己一點！我生命中的權威既然已經一一退去，應該是重新整理過去的時候到了。想要趁在日本的這段期間，用面向新千禧的新人眼光回顧過去生命中遭遇過雋永耐人吟味的人、事、物。未來的日子也會因此反省沈澱，而更加樂觀堅定吧！
（7） 摸索未來的方向：從1990年出國讀書開始，就一直為了課程、論文而忙碌，從學校的選擇到論文題目的決定，生性保守謹慎的我，總是在遷就有限時間與資源下一再妥協，不太敢放心追求自己想要的目標，也缺少相稱的自信。進入社會所以後有相當的自由可以決定研究的方向，但是因為回國後適應還有忙碌的生活步調，再加上離婚前後的衝擊，一直沒有一個喘息的空檔可以好好反省規劃。在東京生活的日子，認識很多人、觀察很多事，也閱讀了一些日本學者的作品，有很多的刺激可以激發靈感，也有獨立的時空可以好好靜心規劃。世界、亞洲、日本與台灣都正捲入急速震盪的轉型過程中，到底這樣的大環境下以我的個性與能力適合扮演什麼樣的社會學者？研究、教學、社會參與、著述對我各有什麼意義？要設定什麼樣的目標與計畫來一一進行？過去一年，我生活的各個側面好像都到了重新啟程的關口，現在的我，像剛剛經過了經年漫長的掙扎、終於脫卸下沈重的外殼。疲累渙散生活失焦的日子已經漸遠，內心有著一股浴火重生、等待奮起的動力。七個月後，離開日本，重回台灣，不僅要由2000年的谷底爬起，在異國沈潛反省後，更起期許自己能夠在事業、生活、愛情、奉仕等各方面，都能夠重拾清楚的方向感，能夠用更穩健的性格，更成熟的自信，更大的勇氣去追求自己未竟的夢想。
像個等待上場的運動員一樣，在這裡向自己宣示。
2001年的7月1日，當我重新踏上國門，回到單身宿舍的家，清理封塵許久的研究室時，我會再回來，重新檢視這些許諾，細細丈量自己在日本成長的腳步與距離。
期待那天，重新站上起跑線，大步向前奔跑的堅定腳步！
後記：
這次來到日本研究是受到日本扶輪社的米山紀念獎學會的支持才能成行。從2000年12月1日到2001年的6月30日，總共7個月的時間駐留在日本，聯繫的機構是東京外國語大學，指導教授是東外大的Ijiri教授，扶輪社的counselor是藤原先生。東京外國語大學因為新建校園在府中區，剛剛於2000年底10月才搬到新校祉，而接待外國學生與學人的國際交流會館則保留在荒川區，兩地相隔有一段距離，大概要1小時30分鐘的車程。所以，我一直都是居住在小台的國際交流會館。再加上東外大因為剛剛遷校，安頓內部大概都已經很困難，所以沒有研究室、圖書館證與網路帳號給訪問學人，我因此基本上都是留在宿舍裡，在一個沒有校園的東京老社區一個人生活。怎樣實實在在地安排每一天的生活，怎樣釐清生活的目標，好好把握這段異國生活的機會變得非常重要。
七個月，認真誠懇地生活，對自己設下的七個目標負責。
First Step -----Jerry的日記部落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