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學三大家當中，我覺得最投緣的是圖爾幹。有很多人不是說一個人的性格三歲前就決定了嗎？學術性格大概也是如此。最近收到東吳蔡錦昌老師的新書《圖爾幹社會學方法論正義》，收到書後一看封面知道是圖爾幹，一看又是關於「正義」，讓我頓時感到興奮，便停止手頭工作拿起來翻閱（實在抱歉，工作太過忙碌，只能用這種輕浮的方式閱讀，有空一定仔細拜讀），蔡老師這本書真是難得，終於幫圖爾幹洗清冤情，也是最符合我理解的圖爾幹，讀著讀著想起一些陳年往事。
當年在輔大才大一，蔡老師到學校來教授「方法論」這一課程，那是極少數讓我上課會覺得有知性快感的課，那年他在課堂上談到了卡爾巴伯、
維根斯坦、胡爾賽等一些學者。讓我本來灰暗的生活一下子亮了起來，課堂下我就一直浸淫相關的著作上。後來還有有位哲學系老師來上「哲學概論」的課，我就跟著一直纏著問，還跑到他的教室去問關於胡賽爾的問題，甚至最後還寫了一長篇關於圖爾幹與舒茲的小文，這些熱情的起頭點應該是上蔡老師課程的啟蒙。
母親今天遞給我這封信，寫在五張薄薄的便條紙，時間是1985年8月9日清晨1：34，這封信寫給父親，顯然沒有寄出，執筆的是22歲時的Jerry。她幾天前整理一堆舊書時，發現夾在一本書中。
我問她裡面寫什麼？她不肯說，要我自己看。一封沒有寄出的信，20年後又回到自己手上，不知道為什麼，鼓起很大的勇氣才分段讀完。讀之前問母親，妳讀完有什麼感想？
她的語氣非常平靜，告訴我：「我一直不想要讓自己婚姻的失敗影響到你們，但還是影響到了」。「不過，我一直在想的，不是那些事，而是覺得，我怎麼生出個這樣敏感的孩子？」
我把這封信重謄出來在底下，留一個記錄。這封信寫完後，又過了將近16年，父親的生日，我終於寫了一封真正交到父親手上的信。寫完那封信，才算是真正跟父親和解吧？
人，生下來就被綁在一個你無可選擇的結上，小孩子脆弱無辜，只能默默承受甚至好幾代大人花盡力氣打的死結。我花了將近40年的時間，才費力把它解開。那之後，也才有能力承認自己的婚姻失敗。幾個月後，我終於鼓起勇氣跨過了D-Day，跌入之後無盡墜落的深淵。然而，也是在那些自我治療的痛苦日子中，我真正有了「自己的人生就要開始」的感覺。然而，過40歲的人，才講出這樣的話，一切似乎都太晚了。
彼此相愛，是父母親能夠給小孩子準備的最好禮物。因為愛小孩，所以更要加倍地愛你的另一半。
40年就這一點點刻骨銘心的心得可以分享，Jerry想想，也只能輕輕苦笑。
高中時代是我的中世紀黑暗時代，也是我慢慢自我啟蒙的時期。高二那年，因緣際會認識了「社會學」，從此變成一輩子陪我成長的好朋友。
因為小時候家裡面的一些衝突，我這個自幼敏感憂鬱的長子，一直生活在莫名的困惑與苦惱當中，有一次困惑到了極點，實在忍不住，就問我媽媽為什麼要把我生下來？那時候讀到存在主義某位大師的一句話說：「人是被拋擲到這個世界的！」，很震撼，發覺自己成長過程中陷入的痛苦與衝突，原來都是無辜的。為了要逃避住在家裡的壓力，國中畢業前，我刻意在高中聯考填寫志願時選擇夜校就讀，後來竟也如願進了師大附中夜間部（最後一屆，後來夜間部廢了）。因此，入學沒多久當然就「按計畫」向媽媽說不想住在家裡，媽媽很傷心吧，兒子竟然這麼說，很難過一直哭，不過沒有罵我，後來就拜託外祖母收留我，於是我開始第一次的離家經驗。
已經大約一個月半沒有增添網站內容，包括Jerry’s World，First Step，還有View Point。原因除了忙碌以外，還因為網路接近性的問題，苦惱了許久，但是今天想通了，要開始調整寫作的慣習。
回頭看我的網站日記，第一篇是在2000年的12月1日，在日本東京小台開始寫起，到現在已經快接近四年了。以一週約兩篇的速度前進，不知不覺中也累積了不少文字。一開始對html一點都不懂，只是請一位朋友幫我弄了一個超かわいい的網站，怎麼看都不是我心中理想的網站。那時我經歷過D-Day不久，身心俱裂，根本連生活能力都沒有，甚至連跟人相處的能力也沒有（講話到一半會大哭起來的人，妳敢久談？我知道我如果真的倚賴朋友，大概沒有一個正常人能夠忍受這種「友情的試煉」），怎麼辦？我決定，跟自己講話，跟陌生人講話。我大概是第一個為了「求生存」而寫網站的人吧？
很久沒有參加研討會，今天終於又要上場。
好幾個月前就已經答應台北大學的T老師要參加「台灣與發展理論」的研討會。我那時候打的主意是可以順便藉開會壓力把寫了兩年的一篇論文給完成。
果然壓力頗大，一週前開始加緊腳步來寫，論文重新又讀了一遍，那論文其實也已經寫了約五萬字了，文字內容雜亂，甚至還有不知所云的感覺。後來索性丟到一旁，偶而拿起來看看，還是只能直搖頭。
今年的228，或許是台灣終於步入「後228」的開始。原因不是「平等聯盟」對族群歧視半邊麻痺的監督、不是因為國家音樂廳演奏布瑞頓的「戰爭安魂曲」、更不是因為政治人物有效率的組織動員，而是因為「人民的力量」（一個解嚴後詭異地被加速污名化的概念）。
【四十年青春物語後記】
我跟許多學院朋友經歷最近的選後風波都有很深的自我檢討，是不是平時沒有扮演好自己應盡的角色，才讓社會的不理性走到這種地步。我自己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更是對於社會學這幾年走偏了的歪風，引以為戒，對自己幾年來沒有能站出來批判深深自責。
每回臨到稿約逼近，我總會悄悄脫離人群，尋個清靜的空間，回想最近在耳邊、眼際拂過的言語、人物與光影，抓一點令我感動或困惑的念頭，想像跟一位朋友促膝漫談，一篇篇的短文便這樣被「製造」出來。
這次情況有些不同，我的心思完全被自己身體的病痛所俘虜。
連續兩天，全所每個人都把時間騰出來參加進入show list三位應徵者的發表。第一天一個人，第二天兩個人，隨後開始討論（真的討論喔），最後才進入緊張懸疑的投票。
今年的三位候選人現場表現都很穩定，每個人發表後，幾乎都被問了30個以上的問題，還一副欲罷不能的樣子。平時討論應該是很過癮的，但是碰到job talk，那一定壓力很大，他們真的都很辛苦，也很不簡單，一個個都臨危不亂，亂酷一把的。
我們還覺得，應該留給應徵者比較充分的時間報告，也覺得認真、不敷衍地跟他們討論其研究是對一個學者最大的尊重（這種「尊重」，當然也可以被當成是一種「凌辱」或者「鄉愿」）。還有，我們指派了不同的人專責接待，然後再帶到現場。我們也安排讓每一個人都各有一個完整的上午或下午時段，不會一堆人衝在一起，進進出出的，有點尷尬。每一次演講完畢，都準備了一些簡單的水果點心，讓應徵者可以在神經轟炸後有輕鬆跟所裡同事聊聊的機會（當然，他們能不能夠真的放鬆起來是另一回事）。
回國後，開始學日文，想要修補自己一個長期的遺憾，經過五年下來，開始感覺到收穫，可以比較輕鬆地接觸到日文的文獻與文化。升上副研究員後，決心修補另一個更小時就有的遺憾，那就是開始學習數學。
我國中時的數學老師叫做姚政雄，人非常魁武（190cm以上），像打美式足球的身材，他幾乎每天帶著藤條，分數一落後，一聽不懂，就鞭子抽起來打。你知道嗎？一打下去，馬上屁股一陣刺熱，無法坐下，回家對著鏡子看，一條條深深燒焦的傷口。他是那種時代的所謂名師，自己家裡也開補習班。我那時候每天都是帶著恐怖的心情在熬過數學，從此對數學就敬而遠之。
高中時，很奇怪，教到排列組合，突然間竟跳到全班第一名。那是唯一一次，我無法理解別人為何不懂。然後，排列組合一過，我又變成白癡一個。人的學習過程真是微妙。
上個月寫了一篇日記，是關於寫日記的重要與自己的一段經歷。之後，好像引起一點爭議，留言版上有位朋友，給我一番善意的提醒。我想過要回答，但考慮很多因素，最後還是放棄。
前天跟朋友去看了THE HOURS後，在影城裡喝咖啡聊天，我不知為何心有所感，又跟朋友推銷「寫作真的很好喔，尤其是寫寫經歷與感想」，因為看過朋友寫過的遊記，大家都覺得他該多寫。但朋友覺得他的性格不適合，而且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沒有那種時間。
我不放棄，又說，你把所有的commitments都砍掉，只留下讀書、教學、研究，弄到很核心的生活，那就可以空出時間來寫作了。這種說法，顯然沒有什麼說服力。我知道接著大半是會接著談到教學的辛苦，果然沒錯。還好，沒有用「你們中研院不用教學」來表述。
重要的是，跟朋友的這番對話，讓我腦海裡一時閃過了網站的那則留言。
今晨，熬夜，但照樣早起，上網，回想前一陣子累積起來的留言。又看到那一則，想想，決定還是回吧。但是，一寫起來，就有點一發不可收拾。結果，變成一篇好長的回信。那位朋友是用隱密的方式留言的，我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透露其內容。其實，就當作我跟某個虛構的人對話也可以吧？我這樣想，就放手一寫。
底下是這封信的內容：
早上，進辦公室，整理漸漸混亂的房間，電子郵件信箱也「順便」清理。有時候事後想起來會覺得驚訝，虛擬與現實的空間感不知不覺竟然連動了起來。
然後，從WinPim的檔案中，找出六天的日記，清理出來給Febie，麻煩她幫我弄到網路上。這樣，中午用餐的時間便到了。
穿過所旁邊的小門到後面的小店買便當，順便牽回上週五送去修理的自行車。老先生一家人正在用餐，堅持要我稍後再來。買了兩份便當，回程路上看到老先生正從一堆被鍊子綁在一起的自行車中拖出我的。換了後輪內胎，總共50元。這腳踏車店的光線、擺設、氣息不禁讓我想起小時候雙連老街上的古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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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難得睡晚。但過程是，要一直提醒自己今天是休假日，才得安眠。最後，「撐」到了10：00起床。慢慢習慣後，應該可以悠哉地過假日的早晨。睡眠，都弄得像件需要刻意經營的事，需度過見山見水的多重「境界」。被自己打敗。只能暗地苦笑。
至於原因，猜是工作上癮症大半沒錯。但我有點懷疑。有時真的沒有事做，事情是起床後才找的。你看小孩清晨一睜開眼睛，噗通一聲跳下床，興奮地到處拉人起來玩。我好像有點那樣的心情，醒著，就好像帶著一種莫名的期待。
但，這是個憂鬱的小孩，從小對於死亡特別敏感，幼稚園時代就有嚇過父母的紀錄。半夜站在床邊把父母搖醒，問：「死了以後像什麼樣子？」，困惑到睡不著覺。還記得父親要母親繼續睡，由他來「處理」，半夜在客廳的一盞燈光下，泡杯牛奶，展開父子的嚴肅對談。父親的回答到現在還記憶清楚：「死就是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是」。但是，「『什麼都不是』到底是什麼？」，這問題至今也還沒個可以交代得過去的答案。
高樹煌，統一證券的總經理，1月19日週末下午，在公司尾牙宴上開懷高歌，據說還跳舞，然後在餐桌上低頭，就這樣離開了人世，口袋中還留著一堆未來得及完成的行程。他，今年53歲，是我的二舅。
提起筆來寫我印象中的二舅，幾次猶豫，總覺得不自在。不自在，自然不是他個人給我的感受，我想任何與他接觸過的人，總相反地有如沐春風的感受。不自在，是因為儘管他已經離開人世數日，我仍舊不能夠確切肯定，二舅已經離開了我們。換做是尋常人，或許可以簡單地歸於一切來得太突然。但我想，我的二舅是個特例，讓很多人好像還活在不確定的謎樣氛圍裡。為什麼？幾天來我細細地感受體會，終於有了這樣的體悟，原因出在，我的二舅從來不允許我們在他身上感受到哀悽沮喪；相反地，我們都像被寵壞的小孩，已經習慣於環繞他四周始終歡樂振奮的氣息。直到人走了，我望著他健壯的身影與兀自微笑的臉龐，心底彷彿還有像：「二舅，你這次玩笑開太大了，別再鬧了！」，那樣真實而奇特的直覺在喃喃自語。
我的二舅就是如此奇妙的一個人。
從1949年到2002年，許許多多經歷過他的人們，回想起來一定慶幸有這些美妙的奇遇，她（他）們每一個人比起我，恐怕都還有資格來談談我的二舅。
與他一同朝夕相處的心愛妻子，一定有數不盡胼手胝足、同甘共苦的切身體會；
有他一同伴隨成長的子女，一定有許多溫馨難忘的甜蜜回憶與銘記在心的教誨；
跟他一同打拼的工作伙伴，一定有言之不盡的共事經驗點滴在心頭；
與他一同走過童年歲月的姊妹兄弟，一定有更多青春的回憶與共享的秘密。
而我，二舅16歲那年，才剛哇哇落地。等到有記憶的童年，他應當正忙於燃燒青春的熱情，大學生、足球隊員、然後是社會的新鮮人。輪到我16歲時，他應該剛剛結婚，或許正抱著初生的千金，享受著當父親的驕傲。我的生涯衝刺到個階段，回神一看，沒想到二舅的小孩已是身壯如牛16歲的高中生，而他已是統一證券日理萬機的總經理。比起前面那些貼身經歷過他的幸運兒，我跟二舅錯過的機會多，只能算是一個旁觀的晚輩，原本應是沒有資格來談我對他的體會。但我想，我的二舅是個特例，靠近他的人既使距離稍遠，也很難不蒙受他煦煦如冬日暖陽的照射，而有許多感想與啟發。經歷過他的人，總有些興奮的人生發現可講，連我這個外甥也不例外。
我的二舅就是像這樣任誰也難以忘懷的人。
在我所有的舅舅與他們所有的外甥之間，我跟二舅最常被提及非常相像。我們聽到這點時，一直都只能搔首對看莞爾一笑，從來也沒有機會好好一起檢討是怎麼回事。是為了想要分沾一點二舅璀璨人生的光彩吧？我竟這樣提及。
但那終究是不可思議的比較。畢竟，外甥是關在積塵象牙塔中的社會學者；舅舅則是大型證券公司的忙碌經理人。學者（尤其是中研院的學者）活在時間彷彿緩步的單純環境中，好沈思與凝視那些據說藏在表層之下的結構。而經理人（尤其是證券市場的經理人）則是活在分秒必爭、分文必較、風險起伏、甚至爾虞我詐的現實競爭中，無日不為每週、每月的業績報表而焦額。再沒有比我們相距更遠的了，聽到比擬二舅與我的話，我常心底這樣苦笑。但是，現在靜心想想，或許正由於我與二舅這種極不相像的場域距離，加上那些讓我更能設身處地瞭解他的「神秘」相像之處，讓我有理由來談談我一個晚輩眼中所見的二舅。
從作為社會學者的外甥眼中看去，我的二舅是個令人羨慕的異數，在家庭與在職場都一樣。
在不久前一個家族聚餐中，我提到正在放映的卡通電影時，二舅聞言興奮地側身向前，舉起大拇指，頻頻點頭稱是地說：「讚！」，一副頑童的樣子，令我印象深刻。想必是全家一起去看的電影吧？我知道二舅喜歡看漫畫，與子女一起看，一起狂笑的家庭場景，只能說令人稱羨。二舅父親的形象，應該不只是制式的嚴肅吧？跟兒子一起分著搶喝一瓶可樂的樣子，應該更像是忘年的兄弟吧？聽表弟妹對各種身旁事物直率而有自信的發言，儘管有時在傳統眼中不免失禮，就知道那是在愛與支持的環境中長大的幸福小孩。但這不是二舅的家庭讓人真正稱羨的地方。父母照顧子女至難，難在照顧最終是要他們不再需要父母照顧，這兩難才是教育的難處。權威的時代已過，有的人或許還在掙扎，大部分人起碼口頭上都開始強調愛的教育。但是權威教育固然泯滅個性與抹煞創意，關愛之後創造出散漫任性而缺乏自律，「永遠需要照顧」的小孩，與「永遠放心不下」的父母，恐怕才是自由社會的真正難題。我看二舅的子女，因為他們夫妻的愛心與魅力，已經有了內心自律與自娛的種子。紀律與童真的和諧平衡感，我在二舅與他的小孩身上都能看到。
我的二舅以及他的家庭就是像這樣的人。
「嚴肅的完美主義」好像是外婆家的大家庭傳統，在從前那樣的傳統社會，必定是讓人敬佩與效仿的模範。我的大舅便像是從那樣時代走出來的今之古人，體現出嚴肅剛直的大家長風範。二舅相較之下，倒像個異數，不過竟也像小巨人般走出了自己的領導之路。什麼原因讓二舅在阿波羅的理智傳統中，神來之筆地注入了酒神節慶的笑聲與歡愉？二舅年輕時曾是足球隊的隊長，並有稱職的精彩演出，在陽光燦爛的綠野上帶著爽朗笑容,揮汗奔馳射門的二舅，據說因此得到年輕時舅媽關愛的眼神，一點不令我們好窺小道的晚輩感到驚訝。領導與後援、紀律與衝勁、團隊與熱情正是足球比賽的致勝之道。二舅必定是像電影裡那個正直、開朗、善良、不知畏懼為何物的主人翁，用一樣的阿甘精神，一路由足球場奔跑過來，才會在家庭與職場都有出色動人的表現。
我的二舅就是像這樣特異出眾的一個人。
我的二舅跟阿甘一樣，樂於跟旁人分享生命盒子中甜美的巧克力。他不喜單打獨鬥，始終屬於人群，天生喜歡熱鬧，厭惡旁人孤獨與沮喪。
我的二舅像個綿延的向日葵園，非不知黑暗，但永遠堅持面對溫暖的太陽。他高大的身軀裡頭藏著的，始終是顆小孩般熱情、純真、好玩的心。
我的二舅像艘巨大的破冰船，只要他在場便絕不允許冷場，人的衿持與隔閡輕鬆就被他打開。
我的二舅常說自己像小丑，喜歡娛樂大眾。他常自嘲說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但，不要誤解他的意思，他說那話時，絕不是陷在那種自憐自艾的小格局，而是不擺架子，不分貴賤，表達樂於分享、急於鼓舞人群的單純熱情。
畢竟，後權威時代的好領導，或許可以不像一個衝鋒陷陣的足球隊隊長，但不能不是一位能於場邊忘情無我、加油打氣的啦啦隊員。
脫離傳統後，我們的社會其實正渴望一種新的典範─能夠在紀律與創新、工作與享樂、團隊與個性之間，找到新的平衡與更自在的混合。
我們仍舊在家庭、在學校、在工廠、在商場尋找這種可能性存在的暗示。
我相信，面對我二舅的離開，許多人深深地自內心表達惋惜與不捨，是因為透過我們所經歷過的他，我們曾經幸運地瞥見一種在這迷惑的時代，我們一直共同想望的可能性。
關於死亡的事，時間，平凡的俗人如你我，很難與問，就像一片葉子隨秋意落下，沒有我們可以置喙之處。但離開時的方式，才是一個人對自己人生最後的書寫，透露一個人的生命風格。死亡是個神秘的事，當它發生，人的一生被總結起來，在熱情燃燒後的灰燼中，我們會看到人生最終閃亮的鑽石。這些是我從一位已故知名的社會學者處學到的話。
我的二舅是在工作崗位上離開的，是在歡唱的笑聲中離開的，他走的瀟灑自然，沒有半點痛苦的掙扎。到人生最後一刻，也始終不改本色。我們每個經歷過他的人，拼湊我們所有的記憶，除了激勵與自在的歡笑，找不到一絲悲哀的嘆息。是他，讓我們甚至一直到現在，想到，看到，只有盈耳的笑聲與健朗的身影。我們難掩悲哀，傷心的是失去他的我們自己，但絕非他的本意，這必要分得清楚。甚至，我們這些經歷過他的人們，反而幸運地在人生中有了一份禮物般被賜予的信心。我的二舅，不會希望他的離開，留下的是我們一個個人獨嚐生命的苦澀，那遠遠不是他這一生帶給我們的信息。
「想到他爽朗的笑聲，就發憤一定要收拾哀傷，用信心，一同繼續走我們未完的快意人生！」
這樣的話，他如果聽到，一定會如同以往一樣地，笑著鼓掌叫好。
他在天之靈，也一定會以這樣樂觀地想的我們為傲。
我的二舅，是像那樣的一個人。
陸霖 記於南港 1/23/2002 清晨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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