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時代是我的中世紀黑暗時代，也是我慢慢自我啟蒙的時期。高二那年，因緣際會認識了「社會學」，從此變成一輩子陪我成長的好朋友。

因為小時候家裡面的一些衝突，我這個自幼敏感憂鬱的長子，一直生活在莫名的困惑與苦惱當中，有一次困惑到了極點，實在忍不住，就問我媽媽為什麼要把我生下來？那時候讀到存在主義某位大師的一句話說：「人是被拋擲到這個世界的！」，很震撼，發覺自己成長過程中陷入的痛苦與衝突，原來都是無辜的。為了要逃避住在家裡的壓力，國中畢業前，我刻意在高中聯考填寫志願時選擇夜校就讀，後來竟也如願進了師大附中夜間部（最後一屆，後來夜間部廢了）。因此，入學沒多久當然就「按計畫」向媽媽說不想住在家裡，媽媽很傷心吧，兒子竟然這麼說，很難過一直哭，不過沒有罵我，後來就拜託外祖母收留我，於是我開始第一次的離家經驗。

高中時期身體也開始變化，突然間對藥物過敏，心理也是異常畏縮過敏，日子總是憂鬱沈悶、好像看不到眼前幾吋的方向。兩個弟弟一直成績都不錯，都保持前三名，也讀了建國中學，我則還在人生的黑暗隧道裡獨自摸索著前方的路程，那時拿起教科書就覺得好像明明是被硬灌的，還要自己把頭擱上刑具，生活帶著一種強烈的被羞辱感，讀書為了升學，像這樣的理由簡直就是在唬人。

但是，同時又覺得自己脆弱的可憐，非常的自卑，記得當時台北盛夏大熱天，還穿著冬天的長袖外套上學，整個人更顯得瘦弱蒼白。高一時我讀的是所謂的丙組（生物組），國中時交生物課作業，老師要我們畫課本上的蒼蠅、蝴蝶、蜜蜂等等，我就覺得很快樂，只是這樣單純的理由覺得自己應該適合讀生物組，想來好笑。進了高中後，還是覺得課程無聊，總是想辦法應付過去就好了。小時候就養成時時讀書的習慣，所以大部分的時間，包括上課時，都是在讀自己的課外讀物。後來想想，乾脆白天就在學校的圖書館打工，這下子看得更痛快了。

那時，我住在外婆家三樓後面的小房間，樓下是大舅的醫院，二樓前半是手術室，還有一些病房。二樓後半是客廳。三樓前半是廚房，然後好像是外婆房間，然後隔著幾間舅舅的房間，我的窩在最裡面，常常暗暗的，天花板是斜著一邊，好像是個閣樓。我在那裡過了快三年晝伏夜出像蝙蝠一樣的高中生活。早上我起床時，通常大家都上班了，外祖母碰到我就問我喜歡吃什麼，我通常說是煎蛋，然後她就一直笑。然後我會到樓下晃晃，大舅看診都是很忙的，我會跑到藥房去幫忙包藥，磨粉，看打針（打針我不能動手，但是幾個基本動作我是知道的，都是護士教的），收錢，找病歷，有空我喜歡坐到旁邊去看病人跟舅舅的對話互動。醫院裡面病人各式各樣的，有時候大老遠山上的老農也會下來，有時候還扛著菜、綁著雞呢，那真是個有趣的空間。

我因為讀夜間部，所以出門都是10點以後，再熱門的電影從來不需要擠著排隊，甚至往往空蕩蕩的戲院就自己一個人，上學路上也很少擠車通勤，走在台北街上常覺得自己是個隱形人一樣，我通常早到學校，然後在圖書館等下午4、5點的第一堂課，這段時間不是在書庫就是在閱覽室裡走動。因為是夜間部，跟「真正的附中學生」有很大的一段距離，在閱覽室時我常就坐在角落的位子，觀察一個「正常的高中生」是怎麼回事，生活得處處疏離，但是還好有讀不完的閒書陪我。

晚上下課，通常坐71路公車一路晃到安康社區的終站，這地方以前很荒涼的，都是住著一些貧戶，而且山岡旁邊就是墳墓堆，我整天一個人，到這時更是落單，慢慢山丘上逛下來，然後沿著河堤走回到政大，沿路因為沒有什麼住家，所以天空的星星看得很清楚，我就買了星座圖還有書，每天邊走邊看，那時候因為這樣也認識了很多星座，也順便讀了一些西洋神話故事。其實還蠻enjoy那樣的時光。有時候，時間多些，我會慢慢先閒晃到公館夜市，有時鑽到台大校園（尤其是傅園一帶），或者跑到書店裡窩，不然就是買些零食吃（後來要去找公館的炸雞腿就找不到了，印象中超好吃的）。

那時候是我的中國時期，我讀的書很雜很亂，但有不少是錢穆等關於中國歷史的書，想像中國漢唐盛事時覺得身為中國人而驕傲，讀到宋明積弱就覺得悲憤，讀到近代史更是幼稚得可憐。那時候還是戒嚴時期，民進黨都還沒有成立，黨外雜誌一本接著一本的出，也頻頻被禁。封面常常更換，雖然裡面是同一本雜誌的延續，我在台大路邊書攤翻閱這些書時，都有一種觸犯禁忌的快感，那時候家裡面其實也有很多這方面的黨外書，什麼「寧為黨外」、「風雨之聲」幾乎沒有一本看漏了，那種戒嚴時期的言論箝制，我感受得很強烈。那時也因此讀了柏楊、李敖、殷海光的書，然後又從那裡接觸到卡爾巴伯（否證論、歷史決定論與開放社會）、維根斯坦（語言哲學）、米爾斯（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那時候的黨外，沒有什麼台獨色彩，而且還有不少讓我敬仰的外省籍民主人士（前面那些作家也沒有一個是本省籍的）。

高二那年（或者高一？）中美建交，那時候滿街都是中華民國國旗，劉家昌做了「梅花」跟「自由女神哭泣了」滿街唱，好像「龍的傳人」也是這個時候紅起來，我悲憤不已還收藏了一份國旗起來以明志呢。甚至一氣之下，把一堆ABBA的唱片都丟了，想來好笑。可是接著沒多久，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整個台灣風聲鶴唳，我平常讀黨外雜誌看到的一堆反對運動人士都成了階下囚，然後全省通緝施明德，我心裡一直替他加油，希望他逃出去。許信良在海外發表說國民黨是罪惡的政權，康寧祥的人格被檢驗，台灣獨立運動外銷轉內銷在這個空檔抬高了聲勢，美麗島大審中竄出了一群以律師為背景的新生代反對聲音（陳水扁、蘇貞昌、尤清、謝長廷、、、），然後新潮流來了，那時候宋楚瑜當新聞局長的表現，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美麗島事件沒有多久，有一天大舅、一位政大的法律系教授（黃越欽）、還有老爸等一堆大人在家中喝酒，大概覺得台灣已經沒有希望了，幾十年的政治菁英一掃而空，講到傷心處幾個大男人哭成一團，我站在往三樓的樓梯口往下看到客廳的那一幕，至今還是難以忘懷，那時心中有很多的不解，高雄怎麼了？台灣怎麼了？這些長輩怎麼了？傳播媒體的扭曲報導讓人義憤填膺，我可以感同身受，整個台灣都被硬塞一個標準版本的情節，就像我那時要忍受那些無聊的教科書一樣。美麗島事件後，「外省籍主宰的國民黨外來政權，用戒嚴法、情治系統鴨霸控制的悲情國度」，像這種台灣的圖像開始在社會上浮現，大舅下定決心移民日本也大約是在這個時候吧？！

在這種政治低氣壓的大環境下，還是大中國主義的我，當時倒是沒有覺得有什麼政治認同的矛盾，也不是因為這樣就想要讀社會學。我會跟社會學結緣，是因為無意中在圖書館整理書時看到的一本小說。高中時期我才開始有機會接觸到南部來的同學，他們的台語跟我不太一樣，而且講一些家鄉的事也讓我印象深刻。尤其是有一位，憤世嫉俗而且動不動就跟我們這些「台北人」挑倖，說我們「不知道做田人的辛苦」。

後來有一次他跟我說，他其實很想讀農校，但是老爸說他拼了老命在田裡做，就是不要他再務農，如果他要讀農校乾脆回家！從此之後，我這個像隱形人一樣在台北生活的夜校生，晚上趴在學校頂樓欄杆看著夜色時，經常想著：對務農會有興趣那是什麼樣的感情？務農一生認為最笨的人才會去務農又是什麼樣的心情？這個台北外頭還有另一個更大、很不一樣的台灣，但那個世界到底是怎樣？

1970年代底，台灣正經歷工業化的震盪，農工部門的資源迅速轉移，農業與依靠它而生的農村開始凋萎，農村人口迅速老化、年輕人口外流。開始百花齊放的鄉土文學貼近現實、走入工廠、漁港、農村中為台灣工業化留下鮮明的記錄。那時候，我白天在圖書館打工，有一天正在將歸還的書由推車上放回書架時，無意間看到一本書，宋澤萊寫的《打牛湳村》。我不是對小說特別感興趣，但是卻被它吸引住了，故事內容是敘述一對種稻的兄弟如何認真辛苦地投入勞力到農耕，然後我看到金黃稻穗佈滿田間的喜悅，接著好像是連日下雨而中盤商如何藉此大肆削價剝削。蹲在書架間走道的我，一下子好像嗅到了一點「外頭」的氣息，瞭解了一點那位鄉下同學與他父親的心情。

然後，我開始做一件很傻的事情，我開始每天剪報紙上的米菜價格，好像要從這當中拼湊出《打牛湳村》的實情，知道那對兄弟的近況如何？一個禮拜後，面對一堆數字與剪報，我極度挫折覺得自己好無能，然後開始對著生物化學課本，思索起這會是我要的嗎？我看看我的「課外讀物」，發覺那裡面就算是漢唐時代的典故「都有人在」，開始想到或許我該換組。但是「社會組」到底是什麼？進了大學後是讀什麼樣的書？能幫我多認識這個謎樣的世界嗎？

那時候我晚上坐71路公車回木柵，開始注意到車上四周圍的人，想著他們都在做什麼？什麼樣的工作？以前讀什麼？如果讀所謂的「社會組」以後我的生活會像怎樣？我會不會有一天也說出「我做XX，就是不要你去做XX」那樣的話？腦中有好多好多的困惑。然後，我開始注意到一位三十歲不到，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年輕人，經常剛好跟我坐同一班公車，手頭經常抱著一堆書，而且一上車就拿起書來看（顯然跟我一樣是個愛書人）。有一次我故意坐到他旁邊，然後鼓起勇氣問他：「請問你在看什麼？」、「那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原來他是台大政治所博士班的學生，正在準備博士論文，好像是關於《民報》的事。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研究生」這種東西。而這個人二十年後又被我碰到，他已經是中研院近史所的研究員，樣子變了，但是我進了中研院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馬上就回想起很久很久以前那場公車上的邂逅。

那天我回到閣樓房間後，興奮地睡不著覺，第二天一早坐著公車趕到重慶南路的三民書局（那時候最大的書店），趕著書店一開就進去往所謂「社會科學」那裡面鑽。那時候真的什麼書也沒有，找了半天看到了薩孟武的《政治學》與龍冠海的《社會學》。幾天後，我跑去找那時正好教我們「公民與道德」的教務組長，跟他說我想轉到「社會組」，說「生物組」不是我要的。其實那時候哪裡知道「社會學」是什麼？只是憑著一種文字間嗅出來的直覺（我想絕對不是龍冠海的書寫得多精彩，一點也不）和「從這裡鑽進去，從台灣那頭出來」的衝動。附中夜間部的風氣非常自由，跟日間部不相上下。那位教務組長二話不說，就很高興地說：「那很好，趕快來辦手續吧」。就這樣，我在高三轉到了社會組。

我的學業荒廢很久，這時候才開始有想要上個好大學的強烈動機，數理、英文、國文、三民主義樣樣不行。那時候都要硬背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什麼民生主義的「目標」、「原則」、「宗旨」、「優點」、、、為何？美其名為「申論題」，但答案永遠都是固定的，還一字不能差。歷史、地理、國文也好不到哪裡。我仍舊帶著強烈的被羞辱感在死背這些，那時一心禱告希望在我考上大學，有了思考說話的自由後，不要才發現為時已晚，對腦袋已經造成後遺症就好，那時候真的是蠻擔心的。（我後來看電影「草莓宣言」，看到學生佔據學校，拿著機關槍掃射時竟然有些興奮，自己清楚都是源自於國、高中長期背逼著讀書的壓抑憤恨。）不過，因為有了清楚的目標，我真的高三變得很用心在準備，好像臥薪嘗膽一樣，只可惜基礎太差，回天乏術。

一年後大專聯考終於結束，然後開始選填志願。那時候大家都是按照過去的排名來填寫，而且洋洋灑灑的一長串。我回到家，填好我的志願後，拿給還坐在餐桌旁的爸媽看，我想她們一看一定有點傻眼，總共大約只有20個學校，從頭到尾幾乎只有政治系與社會系，長長的一張表格，只用到一小截。他們好像去旁邊開了一下「緊急會議」，然後回來後不知道是哪一位先發言的，很嚴肅地問我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嗎？」，「大概知道」。「你…….以後不會後悔？」，我也不知道哪裡來的膽識，哈，就回答說：「不會！」。然後再問「真的？」，「嗯，真的」。最後，「你要記住今天這句話，以後不要跟我埋怨」。然後父母就簽名用印，通過！

現在想來，人生的幸福就是像這樣的時刻，人生的轉折也就在這麼一刻。我竟然有這麼傻的父母，就這樣「真的」尊重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年輕人做這麼重要的決定。一般的父母「基於愛心」一定會說：「你還年輕，不知道人生的險惡，不知道賺錢的辛苦，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多，聽我的，現實一點」。比較有人文素養的父母可能會這麼說：「興趣真的是非常重要，不過，你現在哪裡會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麼？對吧？」。更疼愛子女的將來、更有「責任感」的父母甚至會說：「興趣算什麼？興趣能當飯吃嗎？你老爸如果跟著興趣走，你今天就沒有辦法給我讀書、考大學、還給我填出這種志願出來！」云云。

考試成績出來，我的分數實在不怎麼樣。尤其驚人的是，我的國文成績不佳，尤其是作文部分幾乎是得到個零分（接近白癡？）所以連所謂的「最低標準」都沒有達到。於是放榜那天拿到各校率取最低分的總表，分數到了政治大學政治系，但是因為國文未達最低標準，所以很多學校不要，就一路像自由落體一樣從學校系所名單往下掉（眼球看到快跳出來），好險輔仁大學社會系適時伸出「不要求國文最低標」的援手，我終於在那裡停止墜落。呼（甩甩額頭的冷汗），好險！

於是，我這個成績很爛的夜校生，終於在1981年7月的某一天，踏進了位於台北縣新莊的輔仁大學。還記得那天，我們一堆剛碰面的同學坐在一間教室裡等著級任導師的來臨，我坐在正對著講台的位子上，忐忑不安又充滿興奮地等著跟「社會學」的初會，心裡想著：「社會學，我來了！我來了！」。

沒多久走廊上喀喀的腳步聲慢慢接近，走進來的是一位說話帶著台語腔、頭髮燙起來、身材矮小、笑容可掬的中年婦人（真的不像我想像中的教授，我們後來都叫她「吳媽媽」，可見一斑）。她進來後就直接走到黑板前，寫下自己的名字（「吳素倩」），然後在旁邊重起一行，踮起腳尖由上往下寫下大大的四個字：「勿忘初心」。我在輔大四年，從吳老師處學到的真的不多，但她對我人生最大的影響就在這初見面的幾秒，在這幾個字之間，完成了！旁邊的同學都是填了很長的志願，碰巧進到了社會學的領域，自然對於所謂的「初心」是沒有什麼感應的。

但那四個字深深地烙印到我的腦海裡，那天之後吳老師說了什麼話再也不重要，時間彷彿就在那一刻凝結住，旁邊的校園、同學、老師似乎也退到了背景，教室裡只有我一個人冷靜地對著講台正後方斗大的四個字─「勿忘初心」，好像經過了漫長的煎熬追尋，而今終於跟夢中的情人碰面一樣。我跟社會學就此結緣，一輩子再也走不開、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