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抽點空，讀了一位同事H已經出版的一篇論文，比較新加坡與香港的教育制度，離我的研究領域有段距離。很快看完，感想是，這正是我喜歡的那類論文。研究對象，研究資料、提出的論點、乾淨俐落，一清二楚，毫不含糊。
你可以反對、可以贊成，但絕對清楚他要說甚麼。老實說，要開發出甚麼驚人的重大研究發現，真的很不容易，我們大部份人窮一生之力恐怕也只能把那當成夢想。而且，越是獨特的看法其實越容易引起爭議，本來就不容易受到毫無異議的接受。
這讓我想到，很多人好像挺欣賞那種很長很長的論文評審意見，好像另外在正文之外，又開了場「雙人高峰對談」般，我自己坦白說，並不那麼欣賞「這種欣賞」。
Granovetter是個有趣的社會學者。他好像除了博士論文弄過第一手資料蒐集的經驗研究外，其餘成名的論文幾乎都是消化吸收別人東西後的「再創作」。
Granovetter有許多在社會學引用率排名前面的期刊論文，其中最常被提到的，除了那篇關於embeddedness的論文外，就屬《Strength of Weak Tie》(弱連帶的力道）這篇期刊論文，據說是近年來社會學文獻被引用最多的一篇。
1993-1995年間，我在菲律賓蘇比克灣、廣州附近城鎮、日本東京、台北市、台中市、草屯鎮這幾個點之間穿梭往返兩年多，把企業經營所處的市場當成一個具體的組織「場域」（研究「田野」，field），觀察交易進行的實際流程，往返訪問商品鍊上的許多行動者，尤其側重在運動鞋各種國際買主的採購網絡與控制操作，最後寫成博士論文《Embedded Competitiveness: Taiwan’s Shifting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Footwear Sourcing Network》。
1996年我回國後僥倖進入中央研究院工作，這段期間內我的研究工作擴展到許多新的領域（網路與社會運動、自行車產業、異國餐館、有線電視市場、道德經濟消費抗爭、區域經濟的地方形構等），但是在延續博士論文的產業或發展研究這一大塊，老實說，我一直覺得非常寂寞，因為我想要說的研究方向，一直沒有辦法有效傳遞出去。「社會學式的謬誤」（sociologistic fallacy）與「經濟學式的謬誤」（economistic fallacy）還是一再被不假思索地運用，我想要打破的那種「地理學上根深蒂固的直覺」仍舊頑固。我認為該真正對質(confront）的重點一直被擱置，而便宜行事的「假爭執」仍隨處可見。
在社會學三大家當中，我覺得最投緣的是圖爾幹（Durkheim）。有很多人不是說一個人的性格三歲前就決定了嗎？學術性格大概也是如此。最近收到東吳蔡錦昌老師的新書《圖爾幹社會學方法論正義》，收到書後一看封面知道是圖爾幹，一看又是關於「正義」，讓我頓時感到興奮，便停止手頭工作拿起來翻閱（實在抱歉，工作太過忙碌，只能用這種輕浮的方式閱讀，有空一定仔細拜讀），蔡老師這本書真是難得，終於幫圖爾幹洗清冤情，也是最符合我理解的圖爾幹，讀著讀著想起一些陳年往事。
當年在輔大才大一，蔡老師到學校來教授「方法論」這一課程，那是極少數讓我上課會覺得有知性快感的課，那年他在課堂上談到了卡爾巴伯、 維根斯坦、胡爾賽等一些學者。讓我本來灰暗的生活一下子亮了起來，課堂下我就一直浸淫相關的著作上。後來還有有位哲學系老師來上「哲學概論」的課，我就跟著一直纏著問，還跑到他的教室去問關於胡賽爾的問題，，甚至最後還寫了一篇關於圖爾幹與舒茲的小文，這些熱情的起頭點應該是上蔡老師課程的啟蒙。
判斷人（judge）與被人判斷（being judged）是人生的常態。
從政客與媒體、法官與被告、學生與老師、藝人與狗仔雜誌、老闆與職員、一直到迷失於愛情追逐的男女，有的人鍾情於這個區辯真偽高下的刺激遊戲，有的人感嘆人在江湖的無奈，但無一不瞭解這種寄存於社會中之生命基調的普遍性。
判斷活動的結果往往是我們生存所繫，這情形在被我們稱之為「學術」的這個行業裡亦同。但，學術領域中的「判斷」以相當不同於社會其他領域的風貌出現。首先，在學術圈子裡，「判斷」與「被判斷」以普遍、頻繁、以及各種不同的形式貼緊我們每日的職業行程。其次，學術活動被理解或者寄望為一種完全摒除「利益」與「感情」的判斷活動，因而彰顯「判斷」所可能存在的純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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