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紹馨教授是台灣第一位社會學者，師事當年日本社會學先驅新明正道教授，是新明正道的得意門生。陳紹馨因為本省加上日本教育背景，他的貢獻與重要性一直要到解嚴民主化後才逐漸受到肯定，去年適逢陳教授百年冥誕，台灣一些社會學者舉辦了紀念研討會，重新確認台灣社會學的傳統與學術先驅的貢獻。

【圖一：《社會學研究》是東北大學社會學師生繞過戰後政局下GHQ的箝制，維繫社會學學術傳承與命脈的平台】

我去年人剛好在東北大學，有種冥冥中早被安排好的使命感，便費些心力蒐集陳紹馨、仙台、東北大學、日本社會學、新明正道間關係的資料。剛好，2007年也是東北大學百年紀念，陳紹馨是該校創立社會學系時極為優秀的老學長，該所社會學者知道我的想法，非常熱心幫我補上這段台日社會學發展的missing link。因此無意中找到這篇新明正道哀悼陳教授逝世的短文，我跟日本教授都非常興奮。我後來因為日本的研究工作吃緊放棄了寫作計畫，但最起碼這篇短文一定要翻譯出來，一直有這樣的想法。回國一個多月生活終於比較安定，今天花點時間把東西整理些出來，希望有些參考價值。

接著是哀悼文的中文翻譯：

    哀悼陳紹馨博士的逝世

新 明 正 道

去年（1966年）十二月七日我在中央大學的社會學研究室收到了陳紹馨先生的訃告。陳君在十一月十六日凌晨零點四十分逝世於台灣台大醫院。當時中央大學因學生會館問題而引起罷課騷動，事務混亂，遲於十一月三十日才收到蓋有神田郵局章戳的訃告。前年參加在東京舉辦的東亞社會階層問題的國際研討會時還見到他如同往昔的朝氣，因此這個訃告對我來說是極大的驚愕與衝擊。

我立刻以航空郵件致送悼辭給在台北的未亡人阿嬌，馬上收到回信。陳君於去年夏天埋頭致力於準備要在東京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太平洋學術會議？【譯註：新明教授自己不確定】）中發表的原稿，但到了九月健康受損，從那之後就一直住院治療。病症是癌症，但是陳君自己與未亡人都未曾察覺。從陳君學生時代看他豐滿的樣子就覺得他有健壯的體格，最近見面時還有如果是陳君不用懷疑一定會長壽的感覺，沒想到卻因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癌症急逝，這真是極大的遺憾。

陳君是昭和七年東北大學法文學部社會學科的畢業生。雖然陳君於昭和四年入學，但那年我出國（譯註：德國）留學不在，直到昭和六年四月才回國，因此在大學我只教導陳君一年。陳君本是因為知道我在才以東北大學為入學志願，入學後卻因我不在而一時之間相當沮喪。儘管當時社會學科的學生只有兩名（譯註：東北大學創立社會系時只有新明正道一位教授），陳君與法學志願的飛澤謙一君一起自修社會學，不但習得了外語，作研究的態度也非常積極，老實說，我覺得有陳君一人如同獲得了十位學生。

陳君在畢業後立即成為助理，到昭和十一年辭職為止共在職四年。當時我也剛返國，正值充滿活力的時期，對知識社會學和意識型態論抱持興趣，以其為中心進行講課及專題研討的同時《知識社會學諸相》（知識社会学の諸相）及《意識型態的系譜學》（イデオロギーの系譜学）」等著作也陸續公開。陳君雖是專攻法學與經濟學的學生，但他反倒在許多專題研討會中一直幫助我，不但擔任討論的指導，還在日本社會學會大會發表報告，也在社會學相關的雜誌發表論文等，持續出色的表現，使陳君的名聲響遍全國社會學界。

當時助理是沒有年限的，雖然我希望陳君能夠一直擔任我的助理，但是陳君卻不得不照料他父親所經營的高雄農場，因此他於十一年辭掉了助理一職回到台灣。在那之後的幾年陳君與學術無緣，轉為從事實際工作。雖說是家庭的緣故，但我一時很擔心如此將可惜了陳君的學術才華。不過，十七年開始，陳君受當時在台灣大學文學部的岡田謙君等人的委託，總算重返學術之路。偶然在台北召開日本社會學會大會時，闊別了一陣子後，我得以與陳君有再次見面的機會。

戰後，台灣收復為中國領土的同時，陳君成為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授，講授社會學。他在昭和二十七年赴美，我記得好像是在加州大學學習社會調查。赴美期間，陳君因年輕時累積的經驗得以與美國的理論社會學者們相識，但因台灣大學授課的關係，比起社會學，他更致力於人口學的研究，回國之後也以台灣為中心，專注在人口問題的研究調查上，在這個方面確實也成為台灣的學界的指導者。

在那之後，陳君在昭和三十二年被授與關西學院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前後，記憶中有跟他見過面，但是我記得較清楚的是昭和三十四年陳君再次赴美，回國的途中特地到仙台看我，當時我記得他好像贈送我Parsons的《Social Systems》當禮物。下次再見到陳君，如同之前寫到的，是昭和三十九年的夏季，這成了我與陳君最後一次的會面。當時和在東京擔任教職的四、五名畢業生一起在中央大學的食堂舉行簡單的午餐會，一邊喝啤酒，一邊以有朝氣的聲音一同談笑的陳君，當時的音容現在回想起來仍歷歷在目。

對日本東北的社會科學來說，陳君是此地最初培育出的優秀研究者。如果他就這樣在日本繼續學術生涯，現在就是與大道安次郎等並列的人物，應該足以成為日本的社會學先驅之一。身為學術研究者，陳君擁有優秀的素質自不待言，身為一個人，他也有著濃厚的同袍友情，陳君為了助理時代的朋友飛澤君因家庭的事情學費陷入困境而擔心，還說服我最後讓出了位於仙台青葉區前丁當花壇用的家暫時給他寄宿。正因為如此，陳君的逝世讓人惋惜不已。六十一歲雖說不算是年歲不足，但即使如此，遠比我年輕許多的陳君突然先去世，是為什麼呢？

陳君有三個孩子，其中兩個目前正赴美求學中。未亡人的信中，對於孩子們的教育似乎完全沒有感到不安，我想這比什麼都令人欣慰。從陳君助理時代開始做為其妻子，與陳君一起生活了許久的未亡人來說，回憶種種的同時應該有著深深的哀嘆。我表達深切的哀悼之意，並為未亡人及失去親人的遺族們祈禱，衷心祝福她們一家今後一切都能吉祥平安。

——————————-

本文刊於東北社會學研究會《社會學研究》的28期，1967年。一般人談到仙台，東北大學，很容易想到中國的魯迅。但包括東北大學社會系與台灣的社會學圈在內，很少人知道透過陳紹馨與新明正道的這個師生傳承也聯繫了台灣與日本社會學史非常重要的兩位社會學者。

【圖二：新明正道的哀悼文，台日兩位社會學先驅師生間的心思牽掛】

新明正道在東北大學創立了日本最初的社會學系，陳紹馨是他最初的學生，另一位同學大道安次郎後來繼承新明正道成為知名社會學者，但依當時後進學生的回憶，當時同樣擔任助理，陳紹馨的seminar（閱讀Weber）就是比大道安次郎還受到歡迎與尊敬，大道安次郎與陳紹馨間一直存在著競爭緊張這是當時更年輕學子的感受。

新明正道在戰後受到GHQ（美軍接管日本的總部）的冤獄迫害，將他驅逐出東北大學校園不得接近，直到現在東北大學社會系的教授提及此事還憤憤不平。因為老師不能靠近校園，學生頓時群龍無首，便想到創辦期刊來延續學術活力，這就是新明正道發表這篇追悼文的《社會學研究》誕生的緣由。

陳紹馨與新明正道間這絲台日間學術血脈的micro連帶，可以說受到戰後整個政經情勢macro巨變的衝擊，這兩位營造台日社會學社群的師生先驅都因此經歷一段權利被剝奪、失語禁語，與再發聲的掙扎過程，也因此一旦步出戰後，便有了重新平反確認其學術傳承內在價值的必要。

從傳記的角度重新理解這兩個人的微視思想史，不僅可以有助於我們扭轉他們在台日社會學史中被扭曲的位置，或許從當中藉著反思「被壓抑的可能性」也可能是學術社群更深層自我理解的開始。

【圖三：東北大學的同窗會名錄中我找到了東北大學社會系第一批學生中陳紹馨的名字】

後語：底下這段文字讓不熟悉陳紹馨教授的朋友有個背景參考：

陳紹馨教授是台灣第一位社會學者，1906年6月14日出生於汐止，18歲進入台南商業專學校就讀，受教於林茂生教授，並受其影響而參加台灣文化協會，並
於1926年主辦講習活動，1927年進入東京的日本大學預科，1929年進入日本仙台的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跟隨新明正道攻讀社會學。1936年回到
台灣。1941年創辦《民俗台灣》研究台灣的風俗習慣，共發行43期，成為研究台灣常民文化的重要資料庫。1942年以聘雇身份任職於台北帝國大學的土俗
人種室，並受聘為歷史系教授，擔任民族學研究室的負責人，並主持南方文化研究會。1946年擔任台灣文化協進會理事，並創辦期刊《台灣文化》，1947年
因為時局變化而停刊。1949年擔任仁愛鄉瑞岩泰雅族的人類學調查團團長，同年9月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成立，成為創系教授之一。1952年前往美國、加拿大
進修，研究社會福利制度。1956年創辦《台灣研究》。1957年以台灣的社會變遷與人口變遷一文取得日本關西大學博士學位。1959年前往普林斯頓大學
人口研究所研究。1960年，創立社會學系。1965年發表「中國社會文化化變遷的實驗室-台灣」，指出台灣研究的意義。陳紹馨與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系
主任傅瑞德合作的台灣人口與姓氏分佈，社會變遷基本指標的研究計畫成果，1966年發表第一冊《姓氏分佈資料》與第二冊「社會基圖」，但第三冊「系統論
述」則來不及發表，於1966年11月16日，因癌症逝世於台大醫院。

（以上引自2006年「從實驗室的台灣到台灣研究的深化-紀念陳紹馨教授百年冥誕研
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