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倉促寫成要交給期刊的「幕後告白」草稿，最後的版本可能會經過些刪減，我到現在也還不知道究竟寫這種「告白」恰不恰當？總之，放在這裡供參考。

這篇論文對我而言既是個新的起點，也是個段落的終點。1996年完成博士論文《Embedded
Competitiveness》時，並沒有發展理論的念頭。博士論文處理的是國際運動鞋產業的採購/供應網絡，兩年多在東亞區域的許多「地方」穿梭，進
行跨界的田野調查（trans-border field
work)，最強烈的感受便是那種無形中將價值鍊上眾多跨越國界的經濟人捆綁在一起的場域動態。我選擇一個現實上最符合對立理論（抽象價格市場）的產業個案
（most likely
case)來進行社會學研究，目的就是要在全球層次上質疑主流經濟學，同時也打破社會學者根深蒂固的訓練直覺（trained intuition)。現在想來，雖然經過這些年來的研究累積，如今提出TBIF竟有種回到十年前「原點」的感覺。

在《隱形的手肘》（invisible elbow)的論文中，我甚至故意提出「社會學式謬誤」（sociologistic
fallacy）來刺激思考。但結果證明，盡管指導教授的GCC概念常被引用，打破在地框架的分析觀點仍舊很難傳遞給學界。大部份的社會學者仍習慣於將
「全球市場」讓給經濟學，後來我稱之為一種分割學術領土的「合謀」；而經濟社會學的盛行也沒有讓我們把台灣研究推到全球層次理論與現實挑戰的風暴中心，
「社會鑲嵌」始終留步在「國境之內」。這讓我回想起在Duke求學時跟指導教授的許多爭議，也越來越肯定我當時對GCC根本侷限的質疑。我需要一個「容易
溝通但不容易妥協」的概念，經過十年的摸索，我終於在TBIF理論上找到思考與溝通的新落腳。

1990年離開台灣前往Duke時，我曾在自己的筆記本寫下：「發展社會學是後進國家的一般社會學」。這句話16年後我仍舊相信，只是當初的樂觀，如今已變得悲觀與沈重。後進的學術圈很難擺脫先進國家學圈的眼光來看待自己，從台灣作為「中國研究的實驗室」，到冷戰對立中的現代化模範，到發展理論爭議中奇蹟的「異例」。回想起來，「台灣」在因應西方學圈需要時浮現，也在西方流行理論框架下呈現出殊異的「台灣形象」（不管它可能如何扭曲）。西方典範的關注決定了我們身價與身影的浮沈。如今關愛眼光轉向中國，台灣的理論形象也跟著模糊，書寫台灣的國際出版機會、研究台灣的國外獎助逐漸縮水，學術TBIF的變化於是帶來台灣學者自我定位的危機，我們需要摸索「說自己故事而又足以動人的劇本」，這是隨著國際市場水漲船高之際書寫台灣時很難想像的困境。

在這種龐大的後進學術焦慮中，我從周圍同事身上慢慢找到一些「可能性」的啟發。謝國雄、吳乃德甚至汪宏倫的作品都從建構台灣為一個「理論個案」中同時界定出台灣的「特殊性」與「一般性」，它使得「研究台灣」成為國際學圈要解決侍從主義、勞動體制等一般性理論問題時必須要面對的對象。我這次發表的論文，回到發展社會學這個當初出發時的理論母體，回顧理論交鋒的歷史曲折，來「界定台灣」與「提出理論」，或許只是一番拙劣的模擬，但這畢竟是個起點，而我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中也有特殊的文脈需要面對。

因此，讓我回到的自己的學術脈絡，藉釐清前面提到的「國境之內」來結束這篇告白。鞋廠是80年代底台灣產業外移的第一波，我的博士論文因此也被視為最初的「台商研究」。「台商研究」不管其理論含意如何模糊，顧名思義一定程度上已經保障了我們的特殊性，但我始終對於「台商研究」保持畏懼，因為它似乎承載著「在地性」傳統理解的印記。要不被當成是文化歷史或後殖民遺緒的區域延伸（「帝國之眼」？），要不便框限在台商如何鑲嵌到投資當地的制度環境。在國際學圈目光轉向中國轉型時順勢找到台灣的卡位點（「台商是中國研究的新實驗室？」），既可有效回應SSCI的國際發表壓力，同時又似乎符合全球化下「研究台灣」的精神。學者生產論文，跟廠商生產商品一樣，都受到TBIF的牽制與推促。在越來越困難的學術TBIF中找生存空間，研究「台商在中國」尤其是可以理解的出路。

《幻象之後》被歸類為「台商研究」未嘗不可，我也樂觀其成。這或許是我們在學術TBIF中扮演隱形手肘的控制策略，也是學習成長的聰明對策。但我希望傳遞的訊息是：如果我們能將分析單位提升到區域或全球經濟的層次，能夠挑戰全球市場這個社會學鑲嵌分析的理論禁地，將台灣廠商放到動態變化的各種TBIF中，我們將會發現不管「南向」或「西向」，「向上」或「向下」，台灣與台商一直都是全球產業變動的核心故事。Nike、Apple、Wintel、、、的故事背後都有台灣，沒有台灣都將會是不同的景象。「台商研究」應該可以在TBIF中找到台商研究更寬闊的舞台，如果我們願意重新檢視社會學傳統直覺的可能陷阱，並且勇敢地將「社會鑲嵌」的社會想像力推向全球市場。

對於我們這種後進國家的學術發展而言，SSCI的發表點數不會是適當的成長指標，它跟我們對台灣的理解以及國際學圈對台灣的重視，起碼不必然成正比。究竟「台商研究」會將台灣建構為一個全球化時代的「理論個案」？還是成為「中國內部區域研究」的台灣註腳？仍有待時間證明。

面對未來的台灣研究與台商研究，TBIF如果能夠提供一點思考的新線索與可能性，盡到社群成員的一點參與對話的責任，我將會很高興。論文出版本來就是學術對話的一個環節而已，希望對照之下不會讓這篇幕後告白更顯得多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