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陳界仁」(7-2):魯迅凝視/凝視魯迅

現在,我隱約大概知道,1905年的那一天,魯迅在仙台,看到了甚麼?

1904年9月,魯迅抵達日本東北的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現在的東北大學)攻讀醫學,然而不到一年半,他便放棄了行醫救國的念頭,在1906年3月離開仙台回到東京,並且立下志願要成為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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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仙台,魯迅顯然遇著了強烈衝擊的事故,使他毅然做出如此重大的抉擇。按照魯迅自己的說法,關鍵是他在課堂上目睹一張幻燈片的那一刻。

魯迅抵達仙台稍前,爆發了決定東亞強權位置的日俄戰爭。1905年戰事進入最慘烈階段時,課堂上總是會放映一些時事幻燈片,日軍在中國東北前線的「英勇事蹟」自然成為當時的主題。那一天,魯迅正面撞擊上那改變他命運的影像:

我竟然在畫面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中國人,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精神。據解說,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鑑賞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

當時戰事緊繃,日俄雙方都抓了大量的中國人「間諜」,民眾圍觀斬首行刑的光景可說經常性地上演。在暗黑的教室裡,魯迅混在一堆歡呼鼓掌的日本學生當中,孤獨地凝視著牆上光線投射的黑白影像。那短短幾秒的觀影,釋放了文學家的魯迅,「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要緊的事」。因為:

凡是愚弱的人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

我看到這個來龍去脈後,卻一直被一個困惑的念頭纏繞,久久無法甩掉:究竟,魯迅看到的是怎樣的一張照片?受刑、圍觀、行刑、攝影的人都帶著怎樣的表情?材料與看客,怎樣的穿著打扮?站在怎樣的位置?那是烏雲低罩的陰天,還是晴朗歡愉的晴天?

更讓我感到好奇的是:那觀影的短短幾秒間,在魯迅的腦海裡,究竟閃過怎樣的思緒混亂,怎樣糾結的不安,可以將魯迅推向一個截然不同而未知的路途上。



觀看
《凌遲考》時,隱隱地我突然意識到,通過陳界仁的觀影經驗,我不正平行地瞥見到那個撞擊魯迅的影像原爆點。

麻木的圍觀群眾

凌遲材料的受刑人

拍攝「材料與看官」的洋攝影師

群眾眼中被切割的肉體

攝影鏡頭中的受刑人

挖空的身體中看出去的人群

受刑人眼中切割顛倒的失神天際

從被看的受刑人眼中看到的參與了觀看的自己

在《魂魄暴亂》的系列作品中,陳界仁透過數位技術將自己的臉龐貼入到凌遲老照片中包含受刑人與觀賞者等的眾多人物上。那個觀看老照片的錯綜思緒,到了《凌遲考》,透過影像流動的鋪陳考據獲得更充分的再現,多重視點與視線來回交叉替換,甚至不預期地重疊,因而在游移中累積了更多倫理的焦慮不安。

身為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魯迅對於凌遲應該不會陌生,也不至於無知圍觀行刑的場景。但是,透過鏡頭的觀看與親身肉眼的觀看,並不相同。

鏡頭站在「材料與看官」之上的隱形位置。如果肉體的凌遲讓人不安,觀看的麻木眼神讓人茫然,那麼透過鏡頭更有系統地複製、流通觀看只能是更細膩的粗暴、更安靜的囂張。

窩身在日本教室日本學生間透過鏡頭觀看這一切的魯迅,只能被逼得站立到一個矛盾曖昧的尷尬位置上接受精神凌遲。他的身分在黑暗教室的歡呼聲中,一方面被外在遺忘、一方面被內在喚醒。



魯迅,一方面,作為被看的對象,立在攝影鏡頭的前方;另一方面,何嘗不也站到了鏡頭背後的相同位置?跟觀看凌遲的中國人一樣、也跟觀看影片的日本人一樣,魯迅
either this or that,都成了「觀看材料的看客」。日本同學的歡呼,反而是用更大的荒謬與尷尬,呼應了中國圍觀群眾的麻木。

魯迅,勢必要離開那個觀看的位置,才能將所有這些纏身觀影的龐大不安推到外部。於是,在那個逃逸的出口,他發現了「國民性」這個文藝創作的批判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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