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的一篇論文開頭就說到發展社會學進入危機困境，引起一個評審認為沒有這回事的意見。當然，包括貧窮、衛生、社區發展、污染、文盲等等的發展議題與研究一直都存在，國際上有各種相關的機構與研究單位在從事相關研究，也不斷出版相關的報告與論文。

不過，我們就學問的發展文脈來談，討論的自然並非那個層次，而是就「發展社會學」作為一個社會學裡的特定研究領域的起伏興衰。

研究領域是一種制度現象，可以觀察它的生長史，有創始期、青春期、成年期、當然也會老化。研究領域一般而言不會有戲劇性的「死亡」，它通常只是漸漸凋零、漸失活力，不再能夠滋生創意，不再能夠對週邊研究領域發散影響、知識的操作例行化（routinize），對現實的回應敏感度降低，細微的典範內部微調取代了大破大力的巧思。

1985年，Booth於《World Development》發表了直言發展社會學已走入困境的論文，認為批判現代化理論線性演化模式的左翼發展理論在後設理論（meta-theoretical)的層次上也陷入了決定論的巢臼，更無法以非教條的方式有力回應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以其意識形態主導下的全球化現實。

Booth此文一出引起許多共鳴迴響，說出許多研究者隱然共通的焦慮感，包括Sklair (1988)、Mouzelis(1988)、Vandergeest (1988)、Colbridge (1990)等學者都分別從各種角度試圖為此困境尋找解套。

這些學者對於出路究竟是後馬克斯主義、韋伯學派、歷史比較研究、或者女性主義等容或有所爭議，但對於發展社會學漸失新意與活力、陷入了理論死胡同（impasse）、因而無法處理全球化的複雜挑戰的這一點判斷，卻有著高度一致的共識。

我們如果往前回溯發展社會學的專著，1995年Kiely的著作副標題仍是”Beyond the Impasse”，可見懸滯的困境依舊。Kiely之後下一本專著是2000年Long發表的「行動者觀點」(actor perspective)，仍舊延續Booth之後意圖打破決定論的基調，但這本落單的書顯然並未獲得多少支持，這是離現在最近的一本發展社會學的專著。

1970年代、1980年代發展社會學可以說是社會學的基本訓練，不管你研究哪個分支領域，多少都對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的爭議有所了解，甚至還會由這個後設爭議的架構來尋求理論啟發。

對照起來，發展社會學確實陷入僵局，越來越缺少創新的動力，不復當年居於社會學核心的蓬勃氣象。我對於當前發展社會學研究的僵局有自己的詮釋，另外再找機會談談。但Jerry說「發展社會學走入困境危機」真的不是無的放矢。

事實上從Duke讀書時這個公認的困境就一直是個糾纏不去的思考點，因為我出國讀書本來目標是要學習「發展社會學」的新發展，因此對於如何理解此危機、如何化解此危機的課題，感受特別強烈。關鍵應該已經不是在有沒有危機，而是如何在這個我們已經反應過於遲緩的危機中作一些知識前緣的eng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