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面「科技化社會」

上個月底,我趁著到東京發表論文的機會,參與日本「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以下簡稱STS)研究機構RISTEX所主辦的國際研討會。我是STS研究的門外漢,這次搭日本人廣邀歐美STS大師與會的便車,為自己安排了一趟入門的新生訓練之旅。

1990年代以降,受到一些因素的綜合影響,STS儼然成為全球矚目的研究顯學以及各國制度創新的焦點。首先,無線磁波、基因改造生物、垃圾焚化爐、核能電廠等對於生態與人體所產生的可能影響,在各地都越來越引起民眾的疑慮與抗拒。

其次,面對諸如狂牛症、愛滋病、禽流感、SARS等新形式的感染疫情,負責公衛、醫療、農產與食品管制的技術官僚體系在風險評估、危機處理與分寸拿捏(措施是否侵犯人權?)上是否恰當,日益受到普遍的社會關注。

第三、科技本身的突破性進展,例如生物複製或者數位複製的技術,好似打開的潘朵拉盒,不斷逼迫我們重新檢視科技運用的倫理基準。

第四、隨著「知識經濟」的重要性日增,為了提升研究能量與強化產業競爭力,各國政府無不想辦法投入越多的公共資源到創新研發體系,科技政策必須爭取更廣泛的政治支持,也因此承受更為嚴厲的民意檢驗。

最後,技術專門領域越來越零細化,科技體系因此更容易在公眾面前暴露出內部歧見。科技不僅越來越不像是能讓社會爭議去政治化的「客觀仲裁者」,更常被捲入到公共爭議的風暴核心。「科技如何為社會所放心接受?」本身成了當代的嚴峻課題。

總之,「科技化社會」的來臨,顯然並未如商業廣告所暗示那樣,科技魔法一點就通、一匙便靈,大小問題隨之迎刃而解;相反地,我們都正經歷著「科技」與「社會」似乎永遠糾纏不清的折磨。

日本內閣會議觀察國內外趨勢,在2000年宣布,為了降低科技發展所引發的社會緊張,建立「安心與安全」的科技化社會,必須盡快建立一個跨學科、綜合性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平台。RISTEX這個半官方的機構因此於2001年誕生。

日本人的組織力量確實驚人,一旦決定方向,很快便搭建起井然有序的制度架構。接著在短短兩年內,RISTEX納入300名以上以理工科為主的研究人員,在腦神經科學、基因工程、核能安全、地震防護、垃圾處理、資訊網路等各個領域延伸眾多相關的STS研究計畫。2003年底RISTEX迫不及待主辦這場國際會議,邀請多位歐美知名學者與會,談STS的研究趨勢與RISTEX的國際定位,迎頭追趕歐美的企圖心甚強。

有趣的是這樣一段插曲:會議到了第二天下午總結討論,日方學者開始按耐不住,質疑國外學者未能善盡職責,接著態度大逆轉,要國外學者回答:「從RISTEX學到了什麼?」,場面頓時陷入尷尬僵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來的沙士肯(Susskind)教授以談判溝通與危機處理而知名,馬上「發揮長才」在歐洲與日本學者間打圓場,我當場不自量力也發言講了點和事佬的話。但當時最強烈的衝擊,是清晰地感受到存在於歐日STS學者間對於「知識經濟」與「科技社會」涇渭分明的不同想像。

歐洲真不愧是當代制度創新的重要發動機,「歐盟」本身就是一項既大膽又細膩的制度實驗。1990年代以後,歐洲不管就技術政策的公共參與、科技發展的基進理解、風險評估的深化都同樣展現了豐沛的理想主義與制度創新的勇氣。

他們推翻了那盛行於70年代認定民眾在科學知識上是「無知、缺乏教育」的所謂「赤字模式」(研究發現,對新科技感到疑慮的民眾反而是教育程度較高、對科技有較佳理解的人),強調民眾參與不僅非毒蛇猛獸,反而能夠增進科技研究的品質;「為了社會的科技」(technology for society)必須從建立科學專家與社會公眾對話的能力與相互學習的環境開始。

所謂「風險管理」不再是獨尊「科學理性」的權威指導,而是被當成促進公眾參與、深化民主的制度管道。所謂「技術評估」,也不再是傳統單向地評量科技對於社會的可能影響;而被歐洲STS學者視為多元社會面對新興科技時自我釐清價值、確認「社會理性」的制度過程。包括公聽會、圓桌論壇、公投、共識會議、公民陪審制、未來工作坊、科學小舖(science shop)在內的各種創新制度,在過去十幾年中被歐洲人不厭其煩地拿來付諸實驗,以摸索通向良善「科技化社會」的可行路徑。

相較之下,RISTEX代表著日本發展STS研究平台的努力,同時也充分反映了日本截然不同於歐洲的「技術領導」風格。這些以理工科系教授為主體的熱情學者想到「為了社會的科技」時,腦海裡浮現的並非歐洲人的「民主深化」與「價值釐清」,而是如何善用科技以使它服務於社會,提供民眾更為安心與安全的生活環境。

日本RISTEX的研究人員,就跟日本工業體系敬業的工程人員一樣,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發揮創意、改善科技的運用,使得日本社會一般大眾能夠受益於科技發展的成果,體貼地幫他們解決困擾的生活問題。

舉例而言,他們開發互動型的網頁多媒體資料庫,讓民眾可以輕鬆地提問,專家可以貼切地回答,希望因此有助於「知識社會」的成形。他們開發電腦軟體,可以很快導入特定社區的人文地理資料,迅速模擬地震的衝擊,使得社區民眾更容易溝通與達成地方防災體系的協議。

一位與會的日本學者很坦率而自傲地表白:「你們說的那些科技理性與社會理性的衝突啦、什麼民眾的科技參與啦、什麼科技專家的認識論先設啦,我從你們的書裡早就讀過了。但是,我們有我們的作法,我覺得我們已經摸索出自己的路。請問你們兩天來又跟我們學到了什麼?」

或許,這位RISTEX學者的直言在歐洲STS大師的耳中聽來剛好落實了「科學家拒絕跟社會對話、捍衛其權威角色」的診斷。也或許,這番聽似狂妄的自白其實有些道理,RISTEX正生氣勃勃地在推動更能積極地發揮「社會技術」正面功能的全新模式。可以肯定的是,科技化的社會已是不可迴避的宿命。所謂的「創新」,原本就不可能全然憑空誕生。歐洲人與日本人的理念不同,只不過因為他們都認真地站在各自的歷史脈絡中深思、尋找更能跟自己社會的發展相呼應的出路罷了。

台灣呢?我們的STS研究正在活潑地扎根,有很多本地學者正賣力地在開拓新局。場子正熱,如果你有興趣,不妨造訪一下這些網站看看。只是,台灣社會的科技相關爭議(從核電工程、坪林匝道、垃圾焚化爐、到大哥大基地台等)幾乎無日不止,一般大眾對於民主參與的要求也不低。但據我所知,絕大多數參與到台灣STS研究平台的盡是在文史哲領域工作的學者,理工科系的教授身影幾乎如鳳毛麟角。

這樣想來,歐日STS研究學者在東京的那場熱情又尷尬的衝突,反倒讓人格外羨慕。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