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STS考察報告

這是提呈給國科會的考察報告,我負責第一天的議程,其後兩天由其他兩位教授負責,因為沒有徵得同意就不放在自己的網站。我是STS的門外漢,但應該還是可以給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這次參與日本「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以下簡稱STS)研究機構RISTEX所主辦的國際研討會。我是以STS研究的門外漢身份,趁著這次日本人廣邀歐美STS大師與會討論的機會,想要瞭解STS在歐美日的發展狀況。

1990年代以降,受到一些因素的綜合影響,STS儼然成為全球矚目的研究顯學以及各國制度創新的焦點。首先,無線磁波(例如手機與基地台)、基因改造生物、垃圾焚化爐、核能電廠等對於生態與人體所產生的可能影響,在各地都越來越引起民眾的疑慮與抗拒。科學不再能夠輕鬆地宣稱自己的權威,必須要透過有效的說服才能夠獲得民眾的信任。

其次,面對諸如狂牛症、愛滋病、SARS、禽流感等等新形式的感染疫情,負責公衛、醫療、農產與食品管制的技術官僚體系在風險評估、危機處理與分寸拿捏(措施是否侵犯人權?)上是否恰當,日益受到普遍的社會關注。環境與科技影響評估的程序與理念本身也必須要重新被評估。

第三、科技本身的突破性進展,生物複製或者數位複製的技術,好似打開的潘朵拉盒,不斷地衝擊社會人文的分際,這些都逼迫我們去重新檢視科技運用的倫理基準。不再能夠單純以「科學」之名便排除外界的質疑、毫無限制地發展與運用科技。

第四、隨著「知識經濟」的重要性日增,為了提升研究能量與強化產業競爭力,各國政府無不想辦法投入越多的公共資源到創新研發體系,然而科技政策在爭取更廣泛的政治支持時,也因此必須要承受更為嚴厲的民意檢驗。

最後,技術專門領域越來越零細化,科技體系因此更容易在公眾面前暴露出內部歧見。科技不僅越來越不像是能讓社會爭議去政治化的「客觀仲裁者」,更常被捲入到公共爭議的風暴核心。「科技如何為社會所放心接受?」本身成了當代的嚴峻課題,人們也越來越認識到科學內部分歧所按暗示的知識不確定性。

「科技化社會」的來臨,顯然並未如商業廣告所暗示那樣,科技魔法一點就通、一匙便靈,大小問題隨之迎刃而解;相反地,我們都正經歷著「科技」與「社會」似乎永遠糾纏不清的折磨。

2000年日本內閣會議決定,為了降低科技發展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並增進與科技發展調和、安心與安全的科技社會,日本政府必須配合調整其科學技術基本計畫,納入「科技社會」與「社會科技」的研究方向。同年,日本科學技術廳也提出,必須要建立跨學科、綜合性的「社會技術」的研究平台。

經過積極的規劃,RISTEX終於於2001年成立,成為日本推動STS研究的主要制度力量。日本人的組織力量確實驚人,一旦決定方向,很快便搭建起井然有序的制度架構。RISTEX包括三個部分:STS研究論壇、任務型研究計畫、與公募型研究計畫。在短短兩年內,透過任務與公募計畫,RISTEX納入300名以上以理工科為主的研究人員,在腦神經科學、基因工程、核能安全、地震防護、垃圾處理、資訊網路等各個領域延伸眾多相關的STS研究計畫。此外,RISTEX論壇扮演著反省與凝聚STS研究架構、問題、方法、方向的重要角色。

2002年一月,RISTEX開始執行一項考察研究,希望瞭解歐洲在European Commission的「科學與社會行動計畫」(Science and Society Action Plan)下執行STS社會技術政策的經驗,涵蓋荷蘭、丹麥、與瑞士三國的研究機關與創新制度。結果旋即發表於2002年2月18日。可見RISTEX有系統推進STS研究的態度與作法。目前RISTEX運作即將屆滿三年,決定開始引入國際觀點,並與國際上相關領域的重要學者建立研究網絡,交換STS研究發展趨勢的心得,並且也討論RISTEX的國際定位,這便是這次國際性研究工作坊的緣起。

會議時間在2003年12月18日與19日兩天,地點在東京大學。會議規劃了三個session。第一天上午的議程是「社會中與為了社會的科技」(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in Society:Emerging Programs in the World)。過去十年來,先進各國不只檢討到必須在「為知識的科學」(science for knowledge)之外,建立「為社會的科學」(science for society)的面向,這不止牽涉到對於科學在社會中現實影響力的反省,也包括對科學研究本身「該如何進行」、「可以如何進行」的檢討與調整。本場次共有四場演講,都是各國在STS研究上素有專長與經驗的重要學者。包括European Academy的Liakopoulos博士,韓國STS研究機構STEPI的Wichin Song教授, 荷蘭Amsterdam大學的Hagendijk教授,以及地主國東京大學工學院的堀井秀之(Hideyuki Horii)教授。

Hideyuki教授回顧歐洲STS研究的發展,他指出過去10多年來,STS研究已經改變了歐洲社會對於科學與技術的看法。過去民眾被認定在科學知識上是「無知、有待教育」的,但是如今人們越來越能認識到其實民眾對於科技發展不僅有興趣認識,而且也有能力認識。他們並非只是一味地避免任何風險,而是希望能夠具體地討論與掌握風險的不確定性。研究亦發現,對新科技感到疑慮的民眾反而是教育程度較高、對科技有較佳理解的人。

歐洲不同國家政府正在進行不同程度的民眾參與實驗。歐洲真不愧是當代制度創新的重要發動機,「歐盟」本身就是一項既大膽又細膩的制度實驗。1990年代以後,歐洲不管就技術政策的公共參與、科技發展的基進理解、風險評估的深化都同樣展現了豐沛的理想主義與制度創新的勇氣。他們強調民眾參與不僅非毒蛇猛獸,反而能夠增進科技研究的品質;「為了社會的科技」(technology for society)必須從建立科學專家與社會公眾對話的能力與相互學習的環境開始。

所謂「風險管理」不再是獨尊「科學理性」的權威指導,而是被當成促進公眾參與、深化民主的制度管道。所謂「技術評估」,也不再是傳統單向地評量科技對於社會的可能影響;而被歐洲STS學者視多元社會面對新興科技時自我釐清價值、確認「社會理性」的制度過程。包括公聽會、圓桌論壇、公投、共識會議、公民陪審制、未來工作坊、科學小舖(science shop)在內的各種創新制度,在過去十幾年中被歐洲人不厭其煩地拿來付諸實驗,以摸索通向良善「科技化社會」的可行路徑。

Hagendijk教授指出相對於過去,歐洲科技政策與環境、科技評估的改變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所有這些制度創新也只是存在於實驗的階段。對於這些經驗的反省與制度改善仍有待觀察。這裡呼應了Liakopoulos教授的觀察。Liakopoulos教授回顧技術評估過去發展的歷史,早期開始於美國關於預警的構想與評估工具,以及在國會下的制度設計。隨著國會技術評估辦公室的關閉,歐洲反而開始興盛。

有別於美國的古典時期,Liakopoulos教授說明歐洲對於「科技評估」發展出更能跟公民社會發展結合的新定義。不再是單向地評估科技發展的社會衝擊,而是透過架構健全的溝通管道促進大眾發展對新科技的社會價值認知。這樣的再定義為技術評估增加了溝通與互動的面向,也將問題性從「科技會對社會產生什麼衝擊」轉移到「社會對此科技抱有什麼樣的價值認知」,使公民社會由被動的科技受體,轉化為界範與篩選科技的主體。技術評估的工作也因此由指導者的角色轉為「中介者」的角色,由「建立合理的論述」轉到「促進論辯的理性」。

Liakopulos教授指出,歐洲人在評估這些制度實驗時,越來越出現「公眾諮商疲乏」的現象,越來越意識到公眾參與的高成本與曖昧成果間的落差。但他提醒,這已經是一條不歸路,民主深化沒有翻轉的可能,這是歐洲當代無法任意迴避的難題。

相較之下,RISTEX代表著日本發展STS研究平台的努力,同時也充分反映了日本截然不同於歐洲的「技術領導」風格。這些以理工科系教授為主體的熱情學者想到「為了社會的科技」時,腦海裡浮現的並非歐洲人的「民主深化」與「價值釐清」,而是如何善用科技以使它服務於社會,提供民眾更為安心與安全的生活環境。日本RISTEX的研究人員,就跟日本工業體系敬業的工程人員一樣,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發揮創意、改善科技的運用,使得日本社會一般大眾能夠受益於科技發展的成果,體貼地幫他們解決困擾的生活問題。

舉例而言,他們開發互動型的網頁多媒體資料庫,讓民眾可以輕鬆地提問,專家可以貼切地回答,希望因此有助於「知識社會」的成形。他們開發電腦軟體,可以很快導入特定社區的人文地理資料,迅速模擬地震的衝擊,使得社區民眾更容易溝通與達成地方防災體系的協議。這些都可以看出以RISTEX為首的研究人員普遍的「工程導向」,在歐洲學者眼中大概還屬於「古典」的典範。而整場會議,歐洲學者的發言,尤其是那些認為「科學理性」需要建立其人文自省並發展跟社會大眾對話能力的言論,對於以工程學系教授為主體的日本研究人員而言,不免有艱澀抽象、不知所云的感受。

會議到了總結討論,日方學者開始按耐不住,質疑國外學者未能善盡職責,接著態度大逆轉,要國外學者回答:「從RISTEX學到了什麼?」,場面頓時陷入尷尬僵局。場面令人有強烈的衝擊,可以說戲劇性地凸顯了存在於歐日STS學者間對於「知識經濟」與「科技社會」涇渭分明的不同想像。一位與會的日本學者很坦率而自傲地表白:「你們說的那些科技理性與社會理性的衝突啦、什麼民眾的科技參與啦、什麼科技專家的認識論先設啦,我從你們的書裡早就讀過了。但是,我們有我們的作法,我覺得我們已經摸索出自己的路。請問你們兩天來又跟我們學到了什麼?」

或許,這位RISTEX學者的直言在歐洲STS大師的耳中聽來剛好落實了「科學家拒絕跟社會對話、捍衛其權威角色」的診斷。也或許,這番聽似狂妄的自白其實有些道理,RISTEX正生氣勃勃地在推動更能積極地發揮「社會技術」正面功能的全新模式。可以肯定的是,科技化的社會已是不可迴避的宿命。所謂的「創新」,原本就不可能全然憑空誕生。歐洲人與日本人的理念不同,只不過因為他們都認真地站在各自的歷史脈絡中深思、尋找更能跟自己社會的發展相呼應的出路罷了。日本RISTEX數百名理工教授自發性地發起,並積極想要發展出「為了社會的科技」的熱情,還是極為特殊、令人印象深刻的經驗。

台灣呢?我們的STS研究正在活潑地扎根,有很多本地學者正賣力地在開拓新局。只是,台灣社會的科技相關爭議(從核電工程、坪林匝道、垃圾焚化爐、到大哥大基地台等)幾乎無日不止,一般大眾對於民主參與的要求也不低。但據我所知,絕大多數參與到台灣STS研究平台建立的盡是在文史哲領域工作的學者,理工科系的教授身影幾乎如鳳毛麟角。這樣想來,歐日STS研究學者在東京的那場熱情又尷尬的衝突,反倒讓人格外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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