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困頓時的心底話

4月25日清晨

學術寫作有時讓我非常的痛苦,就像這次。

斷斷續續寫了兩年的文章,好像永遠讀不完的書,永遠在原地踏步的寫作。現在,眼看就要到了成形見諸世面的時候。用週五演講來逼自己寫,這時候,開始後悔。

好長的馬拉松,見到終點,但是精疲力竭,有漸漸感覺得到的成就感,也有點滴累積起來龐大的無助,不知道一切值得不值得,到底有沒有個道理?

Sato讀了雜亂的初稿,來找我,找不到,熱心地留下email訊息。有的問題,我比較好回答,譬如為何要評論加州學派、Amsden與GCC,三者有什麼關係?有的問題,讓我陷入沈思。

寫這篇注定無趣的文章,有許多許多的動機,把它寫得幾乎漫無節制的長,是想要對自己有些交代,心裡頭其實並沒有一篇期刊論文該多長的打算。想要用閱讀、思考與寫作看清楚自己與旁人,想要看看具有integrity與character的那個我,如果真的可能,模模糊糊會是什麼樣子?會說出甚麼樣的話?看到什麼樣世界?

我是個瞎子,想辦法要睜開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但是,我張開眼了嗎?你告訴我。

思考,然後寫,寫得自己很痛苦。第一個動機,害怕自己是隻鸚鵡,如果是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應該像什麼?不想要跟西方文獻擺置妥當的言說形式、成組的概念、問題與解答一一套招。但是,這很難。無論如何,我確實是很專心用力地想說些新鮮的、屬於自己的(或者我們的)聲音。失敗,九成如此,但用心在此,這點是不會錯的。

可以用些炫麗的新詞(或許很有本土風味,或者有進步批判的感覺)來重新包裝一些自己或許用久了也會覺得一下子新鮮起來的舊貨(或者心知肚明的老生常談)。那或許是在學圈的生存之道之一(虛榮、從眾、往人多的地方湊熱鬧,像這種心理需求,學者跟平常人一樣很難避免),但是,不會是我們誠實想說說話時所想要的。

問題是,我怎麼知道我正在說的話,是新瓶裝舊酒,還是舊瓶裝新酒?只是自認專注於誠實,解決不了問題。實情很難確定。但是就算永遠沒有開盤的一天,賭局的勝率預先應該還是可以有點譜。我於是選擇用一個很平淡無奇的概念:「跨越國界的組織場域」來寫這篇文章。這樣一來,或許比較能夠避開我不想要的陷阱─新瓶裝舊酒。 <

至少新瓶舊酒的可能性低了,需要擔心的就比較只是舊瓶舊酒的這種「無奈但是只能接受」的後果。笨,可以接受,但不要裝聰明。這也算是另一種尤理西斯的自縛策略吧。

還有,我寫這樣雜蕪漫長的文章,是因為我渴望對話。

簡單講,不過是想要做像這樣的寒暄:「我看我自己像這樣,你在我眼中像那樣,那你看到的我是怎樣?」。

如果我們都終其一生沒有辦法擺脫鸚鵡的宿命,讓我們起碼做看得到對方、願意對話的一群鸚鵡。其實,我心底對這樣的對話,心底還是抱著正面的希望:如果我們開始說自己、談對方,機會就會在那裡,我們或許有可能發出即便一次屬於自己的聲音,因而有那們一刻不再是鸚鵡。

我想,知識的進步有很多種形式,我們應該要多所實驗,包括我們書寫言說知識的形式。因為稍微調整了認知的架構因而問出不同的問題,是其中的一種可能形式。我們每天都在累積「新的」經驗發現,但是有許多(老實說)只是沒有光彩的一再重複。新蒐集還燙手的資料、更嚴謹讓人怯步的計算、機巧地調動一兩個變數、或者更拗口的批判新修辭。儘管做了這麼多,但卻越來越沒有「發現世界」的真正喜悅,我自己與朋友們都常如此感嘆。

但我們多少都看到過,有時候看起來陳舊的事實,只因為換個眼光,又被意識到早該被發現的驚奇。比方說,Granovetter在其《Strength of Weak Tie》一文中,review眾多網絡甚至非關網絡、陳舊得都快腐朽的研究文獻,結果卻讓我們發現它們「其實」「全都是」在說一個新鮮的故事!

這篇文章中,我自己動手的經驗研究只有一個,就是國際運動鞋供應/採購產業的研究。最初,在這個研究上,我雖然寫了一點文章(或許寫得不夠多),但真正要說的意思一直沒有傳遞出去,這自然讓我懊惱。後來,我在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作品中,例如關於半導體與汽車產業的台灣故事上,竟也看到許多跟我在鞋業看到一樣的、沒有被傳遞出去、但可以被articulate成很不一樣的東西。我於是想到進行一項邀約,請朋友們一起來調整一下我們看身旁世界的順序、焦點、與範圍。就一下下,看看會變怎樣。

這讓我想到:瞭解自己、表達自己、瞭解別人、與被別人瞭解原來是可以,或者根本就是必須,一起作用的同一回事。學術作為一個社群,正是有這樣的意義在,不是嗎?

詮釋學說:因為有許多我們不知道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才讓我們有可能知道許多事。是的,我們如果沒有一些既有的、通常來自於西方這個龐大他者的架構,認識、發現、與敘述自己與我們身旁的事物幾乎是很難進行的。一定的意義上,我們都不可避免地是一隻隻的鸚鵡。

但,詮釋學的意思反過來或許可以這麼說:許多我們認為無疑已經知道的事,有可能讓我們不知道:其實我們並不真的知道,或者,我們其實知道得更多。

這就是我寫這文章想要做的事:提議換一個角度,在我們眼界所及的許多經驗中央畫一條長長的線,一件一件的事,左邊與右邊再重新擺置一次,因此為我們所知道的與不知道的,列出一張跟以前瞭解不一樣的清單。

重新調整方向感

終於把DE的文章修整完畢,這應該是最後一次的修改了。已經有點麻痺,不太記得自己寫了什麼,而且整個文章的結構感也越來越模糊。還好有Sato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沒有放棄逼我把文章的論點雕琢清楚。沈住氣還是對的,不然以後出版後一定會後悔,為何當初不仔細修改,所以質的過程還是比量的結果來得重要。早上還剛熬夜趕寫修改稿時,收到電話才知道一忙忘了日文課的事情,急忙把文稿送出後,提著外套什麼也沒有帶就衝出去搭計程車趕去,一路上體力透支,一直想吐,趕到時在電梯間一陣鼻酸,覺得自己真的很可憐。唉。上回日文課,趕著回家,路上收到T電話說評論稿已經送出,要我再加我的部分。但最近忙於DE文章的修改,同時又要弄NGO的評論等事情,加上清大課程備課壓力,又再度陷入睡眠不足,回到家躺在沙發上終於受不了睡著了。一小時後驚醒,寫email通知T沒有辦法加入,但他文章寫得甚好,可以獨立刊出沒有問題。

最近總覺生活步調有點混亂,沒有辦法專心好好做事,或許是每次忙完一事後總是會有的失落感,不是不知道緊接著該做什麼,但是就是沒有辦法進入狀況。包括日文課程與清大課程都開始了,事前準備與事後的整理都要花費不少時間,如果沒有重新調整好作息,一定不可能應付得好。兩個課分別在週一與週四,把一整週也切割了,當中的縫隙要能夠馬上重整心情focus才行。否則不免影響到正常的研究與寫作工作。

決定將辦公室與家裡書房整頓了一下,看會不會有助於理出生活的秩序感。文件重新再歸類分檔,也清理了不少沒有用的舊文件掉,房間清爽了不少。過去幾個月來丟擲辦公室與書房每個角落的書籍,也終於初步有個擺置的頭緒。這個工作一直做到週日晚間才完成,還包括把修剪窗外的植物,給所有植物澆水,也清理掉不少雜草。最後,回到Palm的行事曆與待辦事項,把事情都整理妥當。這樣,週一應該可以有個好的開始。

農曆年時規劃了今年度想要完成的resolution,洋洋灑灑地列了九點,當中當然也包括了升等副研究員的目標。一切都整頓好,又拿出來看,堅定自己這一年度的目標。

過去兩年因為生活巨變的困擾,生產力幾乎停頓,想來可怕,自己還算求生意志堅強,知道不能夠因此亂了腳步,一直勉力出版,逼著自己儘速恢復正常,在2000年與2001年也總共出版了4篇的文章,算是勉強可以交差。當初1999年時的規劃,原本這些以中文為主的論文應該是在2000年就都完成了。2001年應該是集中於英文發表的一年,所以整個計畫都往後延了。四月底前希望可以再加把勁,把有線電視的另外兩篇送審。然後就要提出升等申請。如果一切順利希望能夠在今年底前趕上原來的規劃時程。

另外一個重要的思考,是應該要規劃一個如果順利升等後,副研究員階段的研究環境。希望能夠培養自己的在地感,強迫自己寫作社會評論是一個可行的方向,可惜是台灣的言論空間已經不如以往,這時,這一年架構起來的私人網站應當可以當作一個虛擬的私人言論倉庫,重點不在發表,而在練習抽象知識與現實課題間的思考轉換能力。另外,以後的論文寫作要比較完整的review國內文獻,甚至於應該鍛鍊自己寫作文獻回顧的評論文章的能力,這當中當然是有一定的風險在,但是不能因為危險而不去做應該做的事。台灣的學術評論文化是該好好透過自我惕勵與集體學習來提升的時候了,這個學習的過程不免會有摔倒跌跤的時候,但不能因噎廢食。另外想要弄一個專門給有心於建立台灣批判的經濟社會學研究傳統或網絡的人一個可以相互學習交流的空間。

翻譯是另一個踏實面對台灣社會的方式,這工作吃力不討好,必須要有一點傻勁與使命感,Block的《後工業社會的機會》後,直接自己下海來翻譯,希望還會有更多經濟社會學的系列書籍可以出版。如果可能,希望2002年打個底,可以寫自己的書,這可以藉著跟上課搭配的完成。另外一個要努力的方向是,在國外以英文發表看來已經是不得不走的方向,儘管瞭解這當中的rationales我未盡信服,也不是沒有深深的隱憂,但卻是生存不可迴避的方向。長期的趨勢是這樣,英文的寫作能力也因此要再鍛鍊,能夠第一次稿就避免掉問題才是斧底抽薪的辦法,不能老是倚賴copy editor。如果能夠在英文出版上站穩腳步,中文出版時面對的顧忌也會比較低。還有需要避免的,就是過去的慘痛經驗,太輕率地答應加入論文集書,一定要提防不要再犯。現在年輕一輩的學者所面對的競爭環境,上一輩的人不是很能瞭解,覺得妳很不能夠配合,甚至不夠尊重。其實,要想在這日益嚴苛的環境下求生存,已經到了必須要精打細算時間與精力的地步,參加到編輯書籍的寫作不會收到肯定,更不會反映到升等續聘評鑑上的正面評價,反而糟蹋了自己用心書寫的論文。這當然無疑地是一種學術評價標準的窄化,但是失敗者是沒有合法性來埋怨的,就像上次寫學術判斷戲局收到W的評論一樣。只有先求生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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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判斷的戲局

判斷人(judge)與被人判斷(being judged)是人生的常態。

從政客與媒體、法官與被告、學生與老師、藝人與狗仔雜誌、老闆與職員、一直到迷失於愛情追逐的男女,有的人鍾情於這個區辯真偽高下的刺激遊戲,有的人感嘆人在江湖的無奈,但無一不瞭解這種寄存於社會中之生命基調的普遍性。

判斷活動的結果往往是我們生存所繫,這情形在被我們稱之為「學術」的這個行業裡亦同。但,學術領域中的「判斷」以相當不同於社會其他領域的風貌出現。首先,在學術圈子裡,「判斷」與「被判斷」以普遍、頻繁、以及各種不同的形式貼緊我們每日的職業行程。其次,學術活動被理解或者寄望為一種完全摒除「利益」與「感情」的判斷活動,因而彰顯「判斷」所可能存在的純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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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書寫與分享

回到台灣已經一個多月了。終於一切都上了軌道。過去一個多月,先是申請宿舍,接著看車、買車,然後開始忙著搬家,一一把宿舍裡的環境整頓好,一開始真的是百廢待興,跟禮忠兩個人把房間原本骯髒的牆面重新粉刷,把窗簾布裝好,曬衣架釘上,漏水的牆面修補完成,燈具一一的裝上,傾斜的門板趁著換鎖重新調好,這樣一個角落一個角落地開始了生活的機能。就這樣,緩慢而緊湊地清理出一個自日本回國後重新出發的窩。上週終於一鼓作氣把書房弄了出來,家裡不用的舊椅子當床板,放上兩片折疊的榻榻米,就成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床」。從苙雲處拿來的小茶几放在一旁,加上從老家搬來的電腦桌,一個書房就出來了。
前後修修改改弄了一年多的論文,經過二審後再做一次修改應該就可以被接受出版,跟自己說加油,不要放鬆洩氣了。接下來,眼前最重要的是準備升等續聘,心情不自覺地越來越緊張,睡眠失調與眼睛酸痛的毛病好像又來了。新生活的新挑戰現在才剛開始。前天,開始回頭看看網站的東西,發覺停頓了好久。就在整理續聘文件時找到了一些積存許久寫了一半的論文,就把其中一篇放到網站上,好像這樣可以稍稍彌補一點內心的愧疚感似的。
到底,日本回來後,還要不要繼續寫網路日記?雖然一回國後,就馬上在網站上先預留了一個「人間觀想」的空間,但是遲遲還是打不定主意。一直像那樣詢問著自己。如果繼續,最直接的理由之一,我想是因為網站的寫作,而維繫住的許多友情,還有不時收到不認識的新朋友寫來的回饋與鼓勵。一個同樣喜歡玉置浩二的朋友寫信來加油,失散多年的老友「路過」寫信來打招呼,一位研究生寫信來分享讀書經驗,一位家長讀過我的高中經驗,表示要多給正準備考試的小孩追求興趣的自由與尊重…匿名與距離反而拉近了陌生人間的心理距離。
這讓我想到,理想上,「分享」是一種人們相互激勵的力量,也是一種值得鼓勵的文化。然而現實世界中的分享,往往意味著「秘密」的反面,因而不免摻雜了許多世俗角色距離的測量估算,以及訊息在不同人群間開與關之間分寸拿捏的壓力。前者,分享意味著對種種人間權威位階的跨越,因此必然引發下對上逾舉與上對下失格的緊張(無怪權勢越高,越難有人分享,也越孤獨)。就後者,分享意味著開啟一種規則從未能被徹底言明的,關係到信任與背叛的遊戲;「被分享」意味著被賦予一種作為「說者」的自由─ 如何揭露、向誰揭露、揭露多少所知秘密的自由。「分享」在現實世界中不僅不一定代表著開放,它本身往往正是劃定小圈圈的排外動作。
相較之下,網路上的書寫自我乃是「不針對特定對象」的分享,「向外卻不向權威」的告解,因此反而使得「分享」有可能擺脫實體世界中的糾葛,暗示了回歸其原始面貌的契機。人雖然活在處處不由自主的人間,但仍可時時保有自我負責的坦然清明,在網路上書寫自我,讓我更容易感受到這種存在經驗的自由。
就從這樣的體悟,開始重新網路上的書寫吧!

一張救命的海報

一年半以前,剛剛divorce不久,正在自己陷於無底深淵之際,不時要與自殺的念頭搏鬥,颱風天,堅持要出門找回一把遺落在路上的雨傘,媽媽苦勸不得,我一個人紅著眼堅持出門,老爸不放心一路跟著我身旁,在狂風驟雨中緊緊跟隨。那些日子,飯無論如何就是嚥不下口。連續三天、四天睡不著覺,聽著鬧鐘的滴答聲,數著鐘點度日,生命整個癱在地面,氣如游絲般緩慢爬行。

一天像幽靈般地在社會所遊走,見到人壓著胸前的心痛,苦撐著保持微笑,隨即又陷入自己的冥想世界裡,走到了所裡的布告欄,看到一張簡潔的海報,整片白底畫著一顆赤紅的心,是國際心理衛生協會之類組織的文宣。

我盯著那顆心看得入神,想,自己的,遺失到哪裡去了?為什麼呼吸變得如此困難?為何睡眠變得如此困難?為何行走變得如此困難?還有,推動這虛弱身軀的那顆、曾經有過夢想、期盼起飛的心,到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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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與花:生命重量的參照

讀朝日新聞《天聲人語》,言及繩文人古墓挖掘工作。墓穴中只剩首飾等,人體早已化為灰燼,不見其形。研究者解釋,頭部之處土質鬆軟舒適,顯然生者知心愛將於此永眠,不捨之情化為最後的溫柔對待。時空相隔三千年,該學者所言竟如描述熟識般之細微。墓穴逝者雖已無聲無形,凝視之間體會仍可如此貼心動人,非移情至深無能為之。「這些人是我們日本人的祖先,對於未來的子孫,我們將留下什麼?」,《天聲人語》作者聞之留下如此迴語,令我也一度陷入沈思。

今日於公園一角讀介紹丸山真男書,間或掩卷靜觀池伴賞花畫花之人,竟聯想起繩文古墓與其挖掘者的故事,心中湧起縷縷感觸。丸山固然遠不如繩文人之離我久遠,但畢竟已步入歷史,更何況我與日本風土民情之隔閡。然此刻賞花之人,面對眼前盛開花朵,心中之感動與感動中之自我,恐怕比我之於丸山,更接近於考古學者橫隔千年的知心面會。

賞花如同音樂,雖不著文字說理,卻可觸動人性細微之情感共鳴。設身處地移情而生感動者,不僅在瞭解原本疏遠之對方,必然也是對自己內在極深之挖掘。前述考古學者,想必是以自身送別至親好友刻骨銘心之經驗為底,才能理解遠古的人情場面與細膩感情。乍聽之下言及者乃身外之物,實則抒發私密之深情。想想,閱讀丸山,謹慎固然重要,但萬萬不可無我。以個人體會與之放鬆共鳴,或更可得其深意。瞭解日本,畢竟並非開卷之初衷。

偉大學者之思想遺產如比之高山,墓穴無名氏則不過朝生夕死之露花。然我靜想,懂得賞花而得自我感情之抒發者,當比起震攝於巍巍高山之美者,更能夠感到人生之幸福與自我接受的愉悅吧?見後者而移情感動者,恐怕被那樣龐大的知性之美所籠罩傾服(overwhelm)時,對照的大半是自身的渺小、思想耙梳之文字卑微。但是欣賞一朵數日即凋的花朵,仍得喜悅者,應該更能夠欣賞人生之豐富綿延,知道用「活一天便似開一朵花」的篤定心情而生活,不是嗎?

人看到露珠往往附比於生命之短暫,然而面對山之美,思想之壯闊,難道就會感到自己人生相同之強度嗎?反差與類比,心情畢竟因人而異。

以色列之行的回憶

星期四 1999/7/15

以色列的研討會終於結束,想到一路長途跋涉要再趕回台灣,心頭還有點害怕,結果害怕的事情竟然真的發生。因為飛機延誤,跟Jay兩人脫隊,先在特拉維夫的機場枯坐一整天等轉機。機票一下來後,才知道還要繼續前進飛到歐洲。在德國的法蘭克福機場轉機,半夜在機場買了一條香腸當作邂逅德國的紀念。等到班機,調頭再飛過以色列上空,先飛到曼谷,終於又碰到了已經在該處休息了一天的同事,接著馬不停蹄馬上又上飛機,千辛萬苦繞過半個地球,終於回到臺灣,身體好像脫了一層皮般疲累不堪。

以色列當地人常說,耶路撒冷是離上帝最接近的地方,祈禱聲也最容易被聽到。回想起來,在以色列停留期間,數次提及此趟以色列之遊是我離歐洲最近的一次,眼看只差一小步就到,好可惜!沒有想到大概被上帝聽到了,用這種令人驚訝的方式迅速地回應我的禱告(苦笑)。

回到台北,以色列一週行的許多經歷好像還歷歷在目,早上進辦公室,匆匆忙忙間憑著一點殘存的記憶,草草記錄下離開以色列前最後一場,Yarr教授給我們關於以色列和平會談經過的報告。

Yarr是以色列知名的資深社會學者,親身參與到以阿和平談判的過程中,以社會學的訓練加上實際政治介入的觀察,向我們簡報,因此格外值得細細聆聽。 他首先比較了臺灣與以色列間許多相近的特色:位置對稱(亞洲大陸的兩端,臨海)、面積相近、土地特性(三分之一沙漠或森林)、中小型家族企業為主幹的經濟、族群政治居於核心、戰爭所遺留下來的領土主權爭議(還有,我想,我們都使用美製F16戰鬥機;在政治上都倚靠美國以平衡區域地緣政治中的孤立)。這樣破題,台灣來的學者聽來也就覺得分外親切,也引起我們聆聽時與自身經驗相互詮釋比較的共鳴,果然薑是老的辣。

然後他開始轉入正題,先指出雖然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力量相對懸殊,但是如果將整個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有敵對關係的國家整體來看,則以色列的危險處境與敵手相對的懸殊,其實與臺灣與中國的對比相去不遠。 總之,介紹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和平談判的過程,應該可以對來自台灣的學者有所啟發。他甚至還提醒我們「談判」來得比他們預期的早,而我們的談判也應該離我們不遠,或者絕對遠比我們目前想像的近。在遙遠的近東聽到這樣的話語,心底好像遭電擊般震動,反而比起在台灣時有更深切的「人在台灣」的急迫感,或許這就是所謂的旁觀者清吧。

為了幫助我們瞭解當前爭端盤根錯節的歷史淵源,Yarr教授首先回到歷史,介紹以色列獨立建國時最初的領土範圍,以及隨著幾次戰爭後擴充的範圍。 他強調戰後殖民地在領土歸還與重劃中,伴隨新興獨立國家建立的風潮所帶來的後遺症,1948獨立戰爭之後,以色列就一直領土爭議不斷,與鄰近國家長期處於緊張對峙的狀態。 接著Yarr對以色列的政治生態作了一番介紹,指出以色列政黨林立,因為選舉法的規定使得目前有30個政黨之多(演講當天又誕生一個新政黨)。 基本上,幾乎兩個議員形成聯盟就可以成立一個新政黨。 政治光譜是以針對巴勒斯坦土地問題與相關和平談判的態度而區隔,並且與不同移入地與移入時間的族群有密切關係。 族群是觀察以色列政治態度與變遷最重要的變數,其影響超乎政治,更遍及宗教、教育、經濟、婚姻、住宅等社會領域。

然後,Yarr談到這幾年來以色列政治以土地換取和平,承認巴勒斯坦自治權的主流形成過程,這基本上是由極右錫安派向中間靠攏而帶動的。 不過,這種透過談判妥協來解決長期「不戰不和」的僵持緊張的過程,卻同時也伴隨著國內族群政治的衝突加劇。因為右派的願意接受和談,除了巴勒斯坦抵抗的困擾與國際壓力的日漸加劇之外,動機主要是對於阿拉伯族裔等「無建國理想」的非猶太的排除。 在右派支持下的新鴿派到底在和談上能夠做多少的突破,而不至於被其支持群眾扯下台是個問題。 然後,Yarr往外觸及談判的外部環境,談到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不信任與鄙視。 因為在十幾年前以色列還是個不起眼的小國,這種阿拉伯「泱泱大國」權力失落的自卑與過往歷史的族群自傲,在埃及談判代表間可以明顯嗅到。 而這些看法與態度對於以色列卻是一種生存危機與尊嚴威脅。 於是就有些人開始在以色列內部提倡起「大阿拉伯聯盟」,強調區域政治經濟整合,以降低區域衝突。 不過,這忽略了一個根本的事實:以色列雖小,但是在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上都與鄰國有嚴重的差距,而且隨著以色列經濟的轉型成功,更使得她越來越不依賴阿拉伯國家。

Yarr的演講,每一句話都讓我想起了歐亞大陸與大洋交際的島國台灣,她的過去、現在與即將面對的命運與抉擇。我們這些台灣學者當如何自處?學術作品又有多少時代的烙印?還是最終不脫國際化的風潮下,歐、美各種進步與保守思潮更精緻的註腳?

以色列的會議與旅行收穫不少,結交了一些以色列社會學圈的新朋友。我來到全世界最低的地表,荒涼死海旁酷熱乾燥的沙漠,竟然會在峭壁懸崖上赫然發現倨傲的瑪撒達(Masada)古堡。距今1900多年前,960多名堅決抵抗異族統治的猶太武士與其眷屬,最後為了保持族群尊嚴與信仰自由在此全體自殺殉難捐軀。如今瑪撒達已成為猶太成年禮與新軍成軍誓師之地,山腳下古代羅馬軍的紮營陣地也自然變成國族想像的孕育場所。我來到耶路撒冷,古城巷道中對立族群宗教緊鄰的壓力與魅力瀰漫,在這塊小小彈丸之地徐徐而行,冷靜目睹歐亞非三大洲橫亙數千年文明衝突的遺跡。這樣的歷史僵局在當前的地景延伸,一路牽繫到西岸巴勒斯坦自治區,我親身看著巴勒斯坦的小孩成群在眼前嬉戲,電視上習見在街頭催淚瓦斯彈的煙火中逃竄,並丟擲石塊以表達抵抗的年輕身影揮之不去,平和稚嫩的臉龐上似乎仍透露著歷史仇恨凝結的刻痕。古今交映,耶路撒冷仍舊弔詭地是和平之地與戰亂之地,不戰不和、且戰且和。在耶路撒冷,人類終極的智慧與極致的無知同時俱現,感慨之際更覺社會流轉中人之命運之嚴酷冷冽。

出國前抵不住學生的熱情,答應要陪他們讀些書來充實所謂社會學的「創造力」。之後,心底便一直充滿狐疑,究竟所謂「創造力」該如何培養?「想像力」要如何衡量?讀書行得通嗎?行萬里路又如何?身為老師的我自己又有多少創造力?於是人一回到國門,便在時差調整的半夢半醒間,再次面對《社會學的想像力》啃嚼,尋找靈感,兼以自惕。字裡行間讀著,腦海中迴響的盡是以色列之行同事同行一篇篇的研究報告,也再一次細揣丈量自己兩年來求知的步伐與陷阱。檢視過往與前行的煙煙小徑,一方面,歷史層層堆疊的當代現實像白晝惡夢般緊逼著迫人的氛圍;另一面,眼界所及又是日益嚴苛但未必合理的專業要求與國際化壓力。在這夾縫中要如何殺出一條生路,而可以無愧、可以無怨?想來心頭更覺徬徨與警惕。

離開以色列前一晚,與ND在地中海岸邊的露天酒館對飲,他提及學術格式的拘束,提及人類珍貴思想傳統在專業化中的失落,並稱羨起維根斯坦揮離學院的瀟灑。我藉著幾分酒意,提醒維根斯坦的故事讓人稱頌是因為他留下影響深遠的作品,而那個博士論文中創意與銳意十足的ND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了。這樣帶著幾分挑釁的回應,其實是出於對於ND的尊敬與期待。他聽了沈默無語許久。

暗夜的地中海,颼颼作響的海風與陣陣浪濤近在咫尺,潮漲潮退如斯。「愛琴海的水最終還是與大陸另一端的太平洋相通的」,ND轉了話題這麼說。我不禁想起數千年前的奧迪賽、特洛伊、與尤理西斯自縛的心情,心頭莫名好像多了一分篤定。依舊薰醉的海風,繞著身軀吹拂纏捲,彷彿無形知音正攀背拉攏般的親切。於是,我酒暈之際竟開始零零碎碎地喃喃自剖,一些關於「自制」與「沈得住氣」的瘋言瘋語。那些話語,如今回到台北的此刻,反而格外清晰,句句猶在耳邊。臉不紅氣不喘地一股腦說出自己生命的賭盤,不知所云地描繪彼岸的模糊夢地,想來還有著令人無地自容的慚愧。然靜靜反省,慚愧之下,其實還有著沈陷於無形兩難,卻又漸漸失焦的龐大焦慮。

國情簡介:

首都:耶路撒冷, Jerusalem
人口:466萬人
面積:兩萬七千零九 平方公里
氣候:冬季潮濕,夏季乾熱的地中海行氣候,
      一年四季,大多數陽光和煦、風和日曬
語言:希伯來語為官方語言,英語亦可通行
貨幣:Israeli Pound

社會學工作的自問自答

□ 一個人佔住社會中被尊重的職業位置,不管那是基於什麼表面上優勝劣敗的尊榮或無奈,就是接受一種付託,而不僅僅只是執行市場中銀貨兩訖的交易。「工作」不是像一些善意思想家所提示的內在就有尊嚴,是人們與社會取得聯繫的行事風範,才創造出工作的尊嚴。同樣的道理,資本家榮耀自身的本分並非只在賺錢,而是在與社會共生共榮的基礎上營利。錢,從來不是同質而等價的,而是始終受制於社會過程的評估與分類。

□ 然而,用貨幣與市場之外的標準來評估工作固然重要,怎樣才叫「嚴肅地、負責任地工作」,怎樣評估自己職業的方向與目標,卻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社會學者,長久以來,已經習以為常地將社會學的核心問題界定為:「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就正如經濟學者問:「企業(firm)如何可能?」,政治學者問:「投票行為如何可能(why people vote)?」一般。放在切身的脈絡下,自然就會有社會學者提出:「台灣社會的本質是什麼」這樣的大哉問。

□ 然而,坦白說,我常在想,如果做個會「根本問」的社會學者只能那樣問,那我寧可不做社會學研究。理由很簡單─「無聊」、「無趣」。甚至於,是不是一定就要有像那樣的根本問,才夠資格作一位誠懇的社會學家?這樣的問題心情放輕鬆,也不妨來問問,總不能根本不問,或者根本不能問吧?。

□ 「台灣社會的本質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如果只被自足地問,而不牽涉到先導性的現實脈絡,即便看起來是在處理經驗的資料,先天便容易流於學院派的抽象思考。這讓我想到,Giddens回到古典大師的歷史處境重讀他們的作品,認為他們共同的質問其實是:「變遷中社會的本質」(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social orders),具體而言,古典思想家當時所面對正在急遽形成的新社會到底具有什麼特質?Giddens這樣的強調,聽來無甚高明,甚至有點不知所云,但放在這個討論的脈絡就很清楚他所想要提醒的為何。

□ 我在想,更徹底地回復到歷史性的強調,應該要在回答「社會的變遷本質」的同時,加入一個可能性的面相。換言之,除了「社會是什麼」與「台灣社會是什麼」之外,或許更應該時時逼問自己的是:「(台灣)社會原本可以有(但卻錯失了)什麼可能?」以及「(台灣)社會仍舊有何可能?」。畢竟,沒有偶然性的歷史只是另一種結構論的表面巧飾。「社會」應該如Jessop所說的是contingent necessity或是Lipietz的chances discovered。當我們一直追問「社會是什麼?」、「台灣社會是什麼?」、「台灣資本主義是什麼?」時,我總是覺得有點忐忑不安,覺得將陷入另一種危險─ 不知不覺癱瘓了我們對環繞著像conjuncture、historicity、contingency、possibility這些概念的時間敏感。

□ 在Emory University的研討會時,Doner告訴我一則他親身經歷的故事:在一次演講中,Sable被問到他的立場,他回答說:「I am not a positivist,I am a possiblist!」。我聽了內心為之一振,突然領略到他那本Second Industrial Divide副標題的嚴肅意義。這讓我想到有一次,陪著Block到新竹科學園區參觀,在車上他問到台灣鞋廠有沒有可能取代Nike,我直覺地就回答:「不可能」。我還記得他當天凝視著我的堅定眼神,他追問:「Why?」、「 Why not?」。然後,他提到,理論家在有能力分析一個結構時,往往是因為那結構已經開始崩潰。思想往往跟著現實結構後面後知後覺的窮追,卻還往往洋洋得意謂之發現。要勇敢地去想像可能性,來做踏實的經驗研究,才起碼有超脫僵化思考的可能,「可能怎樣」其實比「是什麼」更盯緊實然的問法!

□ 根本問(如果真的必要),也可以不只一個吧?只有勇敢地透過思考社會的諸多可能性,來逼視當前或過往的現實,才能讓社會的經驗研究透露出道德與行動的餘味,一旦沒有這層緊張,社會研究將變成逼人瘋狂的瑣然無味,不是嗎?同樣的道理不妨放到個人的層次來想想,我不想做個只會問:「我到底是誰?」的人,那是一條死路。我寧可興味盎然地常問自己:「我本來可以是怎樣?」(啊,太可惜了!)、「我還可以成為怎樣的人?」(哇,好期待!)。

□ 一位朋友曾經跟我這樣說:「五百萬的研究經費擺在那裡,你能夠拒絕嗎?不可能嘛,笑話!」。我低著頭不語,因為那不是個適合我的研究,為什麼我要接受?如果只因為「五百萬」這個金錢數目,就無法拒絕,那麼我人生走的方向如何決定?生命非常有限,每一天過去,每一分過去,每一秒過去,都自動地蓋上自已獨特的簽名印,再不能回頭,直到死亡的神秘儀式將它包裹封籤。不能任由自己被外界的市場價值所左右。要走自己清明的路!

□ 一個人有沒有可能既好學又好玩?有沒有可能童心重,又同時事業感強?這對雙子星座的我真是個要命的問題。我想唯一的辦法是:「不好玩的研究不做,不能研究的遊戲不玩」,聽起來好像在繞口令,但其實也想不出什麼其他更好的辦法。

□ 很多學者都會說「多元化」是好事,在路上逛街買東西的人也會認為多些選擇總是好的,而且人的選擇是有所謂「個性」的東西在左右。但是,很奇怪,越是碰到那些「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學者,跟他們一提到社會學的研究有多元性,因此應該要用比較恰當的多元標準去評量不同類型的研究。馬上就開始懷疑你是在「打馬虎」、「降低標準」。甚至還要提醒你,不要辜負了苦心栽培的「期望」,甚至拿起自己的著作壓壓後生晚輩,大有「老子好歹打過天下」的味道。人,嘴巴上掛著多元容易,心底要真正擺平規訓的衝動難。

社會學工作的自問自答

□一個人佔住社會中被尊重的職業位置,不管那是基於什麼表面上優勝劣敗的尊榮或無奈,就是接受一種付託,而不僅僅只是執行市場中銀貨兩訖的交易。「工作」不是像一些善意思想家所提示的內在就有尊嚴,是人們與社會取得聯繫的行事風範,才創造出工作的尊嚴。同樣的道理,資本家榮耀自身的本分並非只在賺錢,而是在與社會共生共榮的基礎上營利。錢,從來不是同質而等價的,而是始終受制於社會過程的評估與分類。

□ 然而,用貨幣與市場之外的標準來評估工作固然重要,怎樣才叫「嚴肅地、負責任地工作」,怎樣評估自己職業的方向與目標,卻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社會學者,長久以來,已經習以為常地將社會學的核心問題界定為:「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就正如經濟學者問:「企業(firm)如何可能?」,政治學者問:「投票行為如何可能(why people vote)?」一般。放在切身的脈絡下,自然就會有社會學者提出:「台灣社會的本質是什麼」這樣的大哉問。

□ 然而,坦白說,我常在想,如果做個會「根本問」的社會學者只能那樣問,那我寧可不做社會學研究。理由很簡單─「無聊」、「無趣」。甚至於,是不是一定就要有像那樣的根本問,才夠資格作一位誠懇的社會學家?這樣的問題心情放輕鬆,也不妨來問問,總不能根本不問,或者根本不能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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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軍中筆記(內省篇)

1989年1月─4月的記事本上,
記著這些軍中生活的塗鴉文字 ‧‧‧


要有不求表現的心,
才去自由奔馳。
要有不畏懼失去的心,
才去擁有。
要有世事荒謬的感受,
才去堅信。
要有容忍異已的胸襟,
才去衿持。
要有面對空無的勇氣,
才去實有。

愛需要學習,最忌健忘。

在一起要有不在一起的自在, 不在一起要有在一起的溫暖, 才去愛。

過自我承擔的生活不可缺少的兩個要素─紀律與意志。

不要在生活上,刻意製造高潮。

這一生,求一份心安。 求一點點的靈光璀璨, 當到了回顧的時刻,希望由心的滿足。

沒有永恆,只有永恆的美感。

在一連串恍然醒悟的嘆息聲中, 究竟一個人的價值是更昇華了, 還是更陷溺了。

當我們經由反省,而赫然發現, 我們經歷的途徑,步伐竟會如此生疏時, 我的靈魂整個癱了下來。 因為我們原先賴以生存,圓融的「自我」原來不過 一片模糊、陌生、不定的東西。

生命中我們所賴以生存的憑藉竟是最虛幻的感情了。 然而,什麼是「真實」?

在言語與心會的接筍處,智慧誕生。

用詭論談真理, 是對真理伏地的莊重,而遠不是表面的輕浮。

人閒著,是一種罪過。

人的能力有限,因此易於犯錯。 但因為我們天生具有 「可以被挑毛病的能力」 世界的繁複多變,因此才值得用心投入。

從手段永遠推論不出目的, 對目的的探求, 是一種眺望。

或許想清晰地看穿世事,再去生活原是一種錯誤。 讓我祈禱所有的愛正投向正確的方向, 然後付出,用心體會收穫。

永不要去求收穫,因為那正應驗了我們的匱乏。

責任感足以昇華自我。

信念當是一種力量,否則那不過是一時的玄想。

形而上的哲學心靈與 緊繫現實的社會學思考 是不可分離的。

沒有比幻想更是一種活出自己的力量。 對自己的反叛,需要想像的勇氣。 要知道 幻想比現實更接近於現實; 現實比幻想更接近於幻想。

27歲了,跟母親分開已經27個年頭了。 很正確,但很嚇人的想法。

歷史是開放的,需要加一個註腳: 歷史向前是開放的, 向後卻是封閉的。

歷史向前不斷試探可能的禁地,向後不斷搭築跨越不過的厚牆。 所有的偶然,經由一組難解的方程式,終結於既成事實的必然。

看別人不要羨慕,因為既然走上不同的路,就要堅定地選擇自己生存的樣態。

退伍後出國,還是要的。知識的突破,捨此無他,並且,也理當出於熱情。 只是必須說服自己,此地斯土斯民的熱情,與彼岸的知識堂宇本是相通的。

很難想像,「不感情用事」是怎樣的知識生活。 生命的衝力應該是來自於一種感動的情愫。 要有熱情,才會有意志,才能衝破現代社會功利與工具的虛張, 找到在人群當中、在工作當中安身立命的處所。

設計一種為自己量身定作、學習的生活方式。

1989 軍中筆記 (告白篇)

1988到1990年之間,我在軍中服役。先是在高雄鳳山接受少尉步兵排長的訓練,兩個月後碰到特殊軍官的甄選考試,錄取後轉到宜蘭礁溪的明德訓練班服役。這裡的「學生」分為兩類,一類是送軍法審判並且服刑完畢後的「回役兵」;另一類是全台灣各部隊無法管教的惡劣份子。我先是在連隊當排長三個月,瞭解他們的生活作息;然後回到醫療組擔任全國只有四位的「心理分析官」。常嘲笑自己是「三棲部隊」:軍種屬步兵、職務歸政戰、工作接近軍醫。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不斷地跟學生一對一晤談,並寫下每個學生的心理性格紀錄。在軍中,跟這些社會上的邊緣人有了密集的交會,並目睹許多人性的黑暗與脆弱,這是我入伍前所始料未及的。1990年退伍後不久,明德班發生學生被管教致死的事件,趙少康在立法院質詢郝柏村此事時,我腦海裡一直回想起在訓練班時相遇,一張張惶恐、不滿、畏縮、憤恨的臉孔。那樣的事情會發生,其實一點也不讓我感到驚訝。事發後不到一年,又一位學生被打死。這是我在1989年1月到4月這段期間,無意間闖入了一個社會學所謂「全制度」(total institute)時,筆記本內記下的一些零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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