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德斯以柏林影展評審團主席的身分在開幕記者會上回答提問造成被一些網路圍攻的事件。這些批評大量出現一副溫德斯像思想警察般要電影「跟政治保持距離」,要電影「不要談政治」的語氣。台灣的轉譯詮釋更猛,直接下這是「寇世勳式」回答來定論溫德斯,還引用溫德斯過去的話,暗示立場搖擺不一致或者投機(我完全看不出溫德斯有哪裡不一致)。

昨天就寫了:溫德斯的「立場穩健一致而且負責任,他的回答比攻擊者要我們想像的複雜細緻許多,值得仔細逐句閱讀,我自己受益匪淺。」
剛剛看了完整30分鐘的記者會,這件事我覺得很有啟發性,不是因為是電影,不是因為牽涉溫德斯的名譽,而是它反映了非常深刻這個時代政治惡劣的智識問題,還有我們人文閱讀的萎縮。
理解不能移除脈絡,話在哪裡說、怎麼被問、用什麼身分、如何回答、現場的氣氛、前後問題的關係都大致清楚才有辦法真切地理解,這本來是常識,不這樣我們根本連正常生活都過不了,但時代就是在政治與新聞動員中被扭曲得不成樣。
就像賴總統在書展原本稀鬆平常的發言前陣子被拆剪後大肆扭曲報導,然後被某個教師團體政治批判,在我看來,這些去頭去尾去閱讀發言的團體本身就證明了這些人是不合格的老師,證明了不如直接去好好讀書的重要。
我們的時代問題很大,人們習慣越來越短的訊息,標題口號式的事件印象理解,如果再加上色煽腥的填料,支離破碎的解讀很快就可製造出網路話題,然後就很容意發生無知草腦被無良政客帶風向走的悲劇。
這件風波一直環繞在溫德斯「叫人避開政治」,他說「電影不應該談政治」的網路洗腦,但這exactly就是溫德斯說的dedicatedly的刻意談政治,或者更準確說,talk politically,用「政治(領域)的」方式在談。
溫德斯,在柏林影展的開幕記者會,角色是評審團主席。發問者從德國政府對巴勒斯坦的政治態度一下跳到影展,再利用溫德斯的影展主席身分,透過技巧的發問設計試圖「動員」槓桿出一個政治話題,最終不管回答正或反,都能fabricate製造出一個「政治事件」。
那麼,溫德斯真的沒談政治嗎?剛好相反,在我看來,他的回答直接大量地直面政治,在影展,用電影專業者自省的語言,合宜準確而得體。
他努力站在電影專業領域內部的評價核心(影展評審)做出反映專業團體內部自我對話的誠懇發言,他的說話內容跟他脈絡所在的話語行動一致,都在思考與勾勒「專業電影」的邊界,一如影展評審團的工作也在defining current status,在界定領域的專業邊界。
溫德斯幾乎每個字都在談政治(talk about politics),他說到電影「可以改變世界」(in a sense, political),說到電影適合「如何」改變世界,談到「政治的」方式(political way)刻意地(dedicatedly) 讓電影直接順服於政治將如何否定了電影作為領域的自主。溫德斯的看法可以繼續討論,但本身毫無疑問真摯誠懇。
他不僅僅「提到」政治,而且針鋒相對指出:電影正是可以平衡對抗(counterweight)政治的力量,是「政治的反面」。他說:「我們」(we; 完全拉回影展開幕的脈絡主體)理當是counterweight of poltics,而且採用了一個「非常政治」的對比,認為電影「用電影的方式」do the work of people(做人民的工作)。
Latour在《存在模式的探索》(An Enquiry into the Modes of Existence)中呼應百年前實用主義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也是柳宗悅的精神啟蒙)的看法,主張這個世界是由許多不同「作法」的多重宇宙所構成。政治、宗教、科學、法律…..各有它們怎樣作法(how things are worked out)才符合核實標準(veridiction),才被認為「得體」的原則(felicity principles)。就像法律人常會講:這件事「就法律上而言」如何如何…. ,就像工程師會說:「照我們工程的說法」如何如何…, 信徒就「宗教上的意義來說」…..。
溫德斯面對那位很義氣地先站出來擋子彈的波蘭製片人認為「不公允」(unfair) 的陷阱發問(called the question’s framing “unfair“) ,站穩柏林影展本屆評審圖案主席的位置,既沒張揚地談個人的政治態度,也沒迴避電影該如何維護自己「存在姿態」(mode of existence)地面對政治的問題。仔細、反覆、後設反思、邏輯一致地用「我們」(we)的專業呼喚,不卑不亢地轉化挑戰,當成契機拉回現場,談「我們」電影人「如何說(政治或非政治的)故事」的「領域性」。
注意他說法的因果邏輯:
如果我們刻意dedicatedly「make movie做電影」要逼迫讓它political,那麼我們就(迷失了電影領域自己「得體的核實原則」)踏入了政治的領域(the field of politics)。我再說一遍,他沒有不談政治,他大談政治,而且他在負責任地談「我們電影人談政治的電影方式」,這跟「我們是電影人,我們不談政治」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他反身自省地呼喚專業對談,不卑不亢地呼籲思考「電影地談政治的方式」的莊重發言,針對一個逮住機會滿腦子想要政治動員的發問陷阱,就在影展開幕的專業現場,做出如此誠懇的即席回答,贏得了我的敬重。
其實,溫德斯是小津安二郎的迷,小津安二郎被「政治地」檢視批判的過往,他不可能不知道。就像我,清楚知道柳宗悅如何被左翼「政治地」檢視批判、蓋上歸類為「配合法西斯」或沒有政治正確地加入「反法西斯」有罪印鑑的過往,怎麼會看不出來溫德斯面對的是怎樣一種他(知曉小津因此看得清楚)的挑釁陷阱。
小津的電影把鏡頭的眼光放回到人民乍看之下無關政治的尋常生活,當成是一種對「政治言說」的抗衡力量。溫德斯為何可以那麼快的時間現場做出「電影地得體的」回答?我一點都不驚訝,因為他思考多年早有準備。
他指出,雖然有眾多明星參與,但柏林影展節目中約 200 部劇情片與紀錄片,大部分仍將重點放在地緣政治動盪及全球人權鬥爭的影響上。他有感而發說:「電影擁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讓人產生慈悲與共情的力量,」要知道:「新聞並不讓人共情,政治也不,但電影是。而這正是我們的責任。」
話說回來,寇世勳在一部被政治動員企圖扭曲的電影脈絡中做出要政治純淨的「非政治」政治話語,本身就是新聞,是政治,更是政治新聞,這裡面沒有電影的共情,這部電影糟透,根本問題也就在它一開始就是在「做政客的工作」,連基本的「共情」都蕩然無存,「電影地談」(就電影談電影)本就不及格,引用溫德斯的話剛好可以堂堂地反駁寇世勳們,何必拿「寇世勳式」給溫德斯套個小帽來再次製造不公允的政治陷阱?
Talk politics沒有問題,用電影的方式拍政治主題的電影做人民的工作,再好不過。Talk politically in a movie context,在「電影的」脈絡裡卻刻意「用政治的方式」做電影、談電影、扭曲電影,才是真正該警惕的大問題。
最後,我要提醒,Latour在《存在模式的探索》裡談到政治的存在模式是讓我尊重政治的思想啟蒙,「做政治」在拉圖眼中是莊嚴的事,不是這裡左翼政治動員的那種層次。政治家們如最近不幸再被提及的林義雄值得我們的尊重,該唾棄的是藍白政客那種翻弄是非的低下。
#溫德斯的談話如下,在大約10分鐘處,第一段是回答第一個問題:
“Yes, movies can change the world. Not in a political way. No movie has really changed any politician’s idea, but … we can change the idea that people have of how they should live.”
“We have to stay out of politics because if we make movies that are dedicatedly political, we enter the field of politics,” he said. “But we are the counterweight of politics, we are the opposite of politics. We have to do the work of people, not the work of politicians.”
“Cinema has an incredible power of being compassionate and empathetic,” he said. “The news is not empathetic. Politics is not empathetic, but movies are. And that’s our duty.”
波蘭製片人Ewa Puszczyńska的發言(大約在8分鐘處):
“Of course, we are trying to talk to people and make them think, but we cannot be responsible for what their decision would be, to support Israel or to support Palestine.”
“There are many wars where genocide is committed, and we do not talk about them … so this is a complicated question and it’s a bit of an unfair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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