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一直都是西方現代化經驗的一部份，現代設計史與社會學史之間也存在著微妙的呼應，然而社會學者，尤其是發展社會學者，對於「設計」卻幾乎沒有任何研究的興趣。為什麼如此，本身就是個有趣的問題。

  社會學是啟蒙運動的思想產物，歐洲人從封建秩序中甦醒，在身份制的崩壞中同時發現到「社會」與「個體」的存在，希望透過社會環境的理解，透過理解之後的介入，來改革社會秩序與改善個人生活。近代設計的誕生，按照設計史之父Nikolaus Pevsner的「正統」說法，起源於1851年倫敦世界博覽會高度工業理性主義的水晶宮建築，以及其後William Morris帶動反制的Art & Craft movement。

【圖：Engraving from 1886 book "True Stories of the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by Cornelius Brown】

面對歐洲工業化後的社會巨變，貧窮、衛生等問題叢生，設計思想的源頭與社會學極為相似，希望透過設計來介入「物」的世俗化秩序，以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圖爾幹、韋伯、馬克斯等早期社會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都對資本主義的市場放任思想保持警戒，而西歐從William Morris到Bauhaus的設計運動也一直充滿著社會主義的思維與關懷。

  堅決反對社會主義思想、堅持擁護放任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海耶克（Hayek），正是因為意識到「社會」與「設計」具有內在相互支撐的親密關係，因而保持同時加以批判，我們由其心思細膩的慧黠批判也可以認識到社會學與設計在面對工業化發展經驗時所採取的相近位置。在Hayek看來，社會主義乃是出於認為人類生活可以透過設計集體環境獲得改善的衝動，而設計動機的成立來自於人們相信存在著「社會」的原始幻覺。

         當然，所謂「社會」與「設計」自然不會是西歐工業革命以前一直不存在的東西。我們說人類是一種「社會的存在」（social being）也並不為過，封建的「社會」秩序當然存在於過去；同樣地，從「文化作為人的生活設計」來看人類物質文明的產物，設計也跟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所謂「匿名的設計史觀」正反映這種理解。「社會」與「設 計」作為伴隨近代化或者資本主義而生的產物，強調的是人們因為破除封建的拘限，使得「制度」與「物件」這兩種社會學與設計分別關注的「人的環境」成為人們反身思辨與介入的實踐對象。事實上，海耶克的批判也是基於這種特定意義下的「社會」與「設計」。

【Hayek真的慧眼獨具】

  但是社會學與設計都不是對立於個人主義的思潮。社會學與設計一樣，都從專注於觀察Mills所謂「個人困擾」（personal troubles）開始，觀察分析其外部環境的起源，由此著手重新界定問題來尋求解決。在這個知性與感性的介入過程中，社會學與設計一樣，不可避免地都將為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帶來「現象學的驚訝」（surprises）。「原來桌子可以再配上椅子」以及「原來桌子不一定要配椅子」這兩種意識到「設計」的驚訝，都可以讓我們認識到「社會」的存在。

  社會學也與設計一樣，都希冀透過外部環境的改造帶來更完整的個體自由。車禍事故發生並不見得因為開車技術差或不守規矩，而可能是車輛的設計不良或者道路設計的失誤，從這樣的角度看個人困擾，既是社會學也是設計觀點。這意味著，對社會學者而言「個體」與「社會」，對設計者而言「使用者」與「物件」，都不存在著根本的對立；或者至少，關注於兩者「接觸地帶的交混經驗」是理解與介入世界的關鍵。

  最後，社會學者的「社會的發現」具有 「復古」與「前進」同時並行的曖昧性，而我們在William Morris的Art & Craft運動中觀察到同樣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Morris成
立設計公司是出於對大量生產的批判，但其產品卻為活絡市場經濟與工業生產帶來刺激，但透過設計運動不是也因此改變了工業社會的面貌？所謂「產品」不再只是
關係到製造與販賣，也越來越關係到傾聽、創意與對話。

二次戰後隨著美國霸權的確立，設計開始跟自由市場及企業競爭緊密結合，設計師成為創造銷售奇蹟產品的
專業推手，早期社會主義的色彩漸漸褪色。但是，設計的理想主義與功利主義的兩面性仍舊存在，這種兩面性在後工業的社會變遷中更顯得曖昧與矛盾。就以環保來
說，設計究竟是環境污染與過度消費的元兇，還是改善環境問題的推手？處在感性與工程、美學與製造之間矛盾位置的設計，一直會需要透過跟自我、企業與社會對
話來摸索出路。

【設計來了：黑船登陸】

因
為同樣的理由，我們可以說，設計本身也是社會的產物，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在不同的地理空間，出現了不同的面貌，也跟它所處的發展中
的社會產生關連，摸索尋找或者被逼進入一定的社會位置。將社會學與設計平行對比，我們可以像這樣簡略勾勒出「設計」、「社會」、「發展」與「社會學」之間
的呼應關係。這簡短的文字希望也足夠暗示，這裡所使用的這些概念除了具有一般性的意義，也同時有其鑲嵌於歐美發展經驗中的特殊歷史痕跡。

東亞的現代化經驗與
歐美相當不同，「設計在東亞」並非是從內部工業化、世俗化、現代化的變遷動力中內生出來的東西，而是在開戶港市中與西洋奇貨的驚異接觸中，在船堅砲利的威
脅與殖產興業的壓力下被推上歷史舞台的。
台灣的情形既簡單又複雜，一方面它曾經是日本帝國的一部份，因此也成為日本戰前、戰中設計史內部的外緣部分；另一方面，在戰後發展掛帥之下，設計也一直成
為以培植產業出口競爭力的國家扶植政策的一部份在歷史舞台上現身。無論如何，從社會學角度研究設計，我們需要同時從一般與特殊的層次上雙眼並行地檢視當中
分離復合的路徑，從而摸索出一個設計社會學的視點來關照我們的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