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疚的自白

我的生活其實有很多事是基於倫理絕對不能寫的,或者有些是分寸不容易拿捏,因此會盡量少去談的。今天我想試著寫一點感想,但是我會讓事情模糊化,只談一種經常發生的情況,因為有些被當成司空見慣,所以具體細節並不重要,而且很多人恐怕都有相似經驗。有點像是「紅燈右轉」這樣的事,某人、某時、某地這種細節是毫無需要。

回國好幾年了,參與非常多次的學生論文口試,有一件事我一直不習慣,而且懷著揮之不去的「共犯」的罪惡感。

首先是學生給老師讀論文的時間越來越短,這碰到碩士論文我還可以想辦法「解釋過去」,但碰到博士論文真的無法迴避。今天我去給學生考博士論文口試(人、時、地、物都不重要,OK),這論文我是週二早上收到的,但我到週三才有空閱讀,所以我拼了命讀論文,弄到清晨兩點。早上我照例6:00起床,又起來看看。然後便趕著出門口試。

我問過許多同事同行,他們在國外拿博士學位的過程,很多人跟口試委員開過好幾次會,而且在寫作過程中平日就會保持一定聯繫,離口試前好幾個月便開始分章寄出給老師看,約時間詢問有沒有什麼問題。為什麼?因為你要讓這些教授的意見提前匯入,一方面提前找到問題修正,另一方面也減少口試時的風險。

回國後,我碰到的絕絕大部分狀況都不是這樣。一個人讀博士學位要幾年?5、6年好了。我們常把自己弄得很累,一堂課一堂課開,寫報告、改考卷。辛辛苦苦考慮該怎樣改進教學、怎樣提高教育品質、怎樣提高學識。但是,碰到論文口試,卻是像個儀式一樣就過了,這會不會太怪了?

我過去這48小時其實過得很緊張,因為我想說時間這麼趕,我有沒有辦法準確指出一些問題,讓學生回去可以好好重寫把論文弄好,弄到睡眠不足,還(嗯)頻頻瀉肚子。結果,這些所有老師的意見,該怎樣彙整,該怎樣要求,都變得不重要。這樣學生以後寫論文投稿,碰到個RR恐怕會覺得很莫名其妙,無法理解吧?那麼他/她對於研究工作中,重複修改調整的體驗幾乎等於沒有,那等於是缺少了專業養成的一個核心。

今天的學生程度真的不差,那篇論文也充滿潛力,但是以目前的狀況是絕對還不到可以「上市」的地步。想想一家公司好不容易成立,剛推出的第一個產品,而且可能是最具標示性的產品,卻是一個prototpe,或者頂多量產試作的程度。這樣的公司會學到什麼樣的視野?磨練出什麼樣的能力?

80分的手機、茶杯、桌子,可能人人能作,但是從80分要推到90分,再把90分推到95分就非常困難,但是一個好的公司是在那個階段才脫穎而出的,也應該逼自己在那個分度上鍛鍊實力。我覺得老師就好像一個縮小的測試市場,這個市場所給予學生的要求是個關鍵(我們是什麼樣的市場?是開羅的市集?廣州的賣場?還是東京、紐約?)。我覺得這不是學生的責任,是我們這些老師的責任,我們鬆懈了,學生當然也就學會鬆懈。

明明可以衝到90分、95分的作品,為何不一起來幫學生堅持到那裡,看到新的境界,感受自己的可能?這不可惜嗎?實在不應該助長了那種80分標準的環境繼續滋長,而且我們難道不也是在沖淡稀釋了一個重要品牌的價值?那對於過去與未來許多掛著那個品牌上市的「產品」都是一種壓力。我們如果再嚴格要求一點,那麼我們反而為所有的人都加分。只要有一個人不妥協,一家公司不妥協,願意去衝一個願景出來,我們就又多保存了一份動力,一個指標。最近BenQ的大動作,不正是像那樣的一件事嗎?我們應該多去鼓勵這些逐夢者,或者僅僅是不妥協者。

總之,Jerry今天很不喜歡自己。我對於自己的懦弱或猶疑感到可恥。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三贏、四贏;但是缺少了視野,缺少了要求,我們其實讓很多直接、間接的相關者都成了輸家。對於碩士論文我從來從寬,但對博士論文我們實在不能當兒戲。上一次擔任博士論文口試委員是在七年前,那次我還在當場僵持了好一會兒。我們在國外,美國好了,不是這樣被要求的,不是嗎?無法理解,所以有話要說。但從此之後,我就不接受當博士論文口試委員。今天是我的第二次,但我的表現真糟,一句讓事情進行得不順暢的話都沒有說。

我唯一能告慰自己的是,我真的很盡力、賣力在想辦法把我看到的論文盲點,可能的修改方向在有限的時間內提出來。我甚至還抱了一堆與那個研究主題相關自己讀過的藏書去,事後覺得蠻慶幸我把它們放在車上,忘了帶上去口試教室。不然還真的有些尷尬。

我們有很多「追求卓越」的計畫,也有很多教學改進的理想,但是如果在這樣最關鍵的學術人養成階段是用這種方式,那麼我們還有什麼理由確信在這些事時「真的認真」?我們一定要好好檢視一下那些原本應該不可思議,但漸漸被我們習以為常當成慣習的文化慣性,因為進步的最大障礙往往就在這些看不見的地方;而最能夠讓我們看到進步出口的,同樣也是那種無形的、不滿足於80分、90分、「要求更精鍊自我」的成長視野與嘗試模範。

另一則舊的blog:【出版寫作的瑣碎作業】

3 thoughts on “內疚的自白

  1. Jerry的這個情況,學生和指導教授的問題顯然比較大。說實在的,一本博論不要講兩三天了,一個月前才交給口委都是一件誇張而難以想像的事。
    自己以前寫碩論時,每週固定找指導教授至少一次(每次三小時)以上,而另外兩位口委,也至少每個月都有兩三次的拜訪。當名單確定後,就這樣經過一年多把碩論寫出來。因為有這樣的過程,所以在口試時非常好溝通,這時當成「儀式」進行一點也不為過。
    如果在完稿過程中,沒有足夠的互動和交流,那口試時確實應該慎重小心,還用「儀式」的方式象徵性的進行,就難以保證品質。
    只是,像Jerry這樣想的老師有多少呢?
    自己即將開始要敲定博論的題目和指導的教授與委員會成員,只希望在拿出當初寫碩論的傻勁,緊緊咬住五位教授,對自己負責,也對這個學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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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跟同校的口試委員討論是很常有的,不過對我們在台中的學生來說,若是口試委員在台北,就很難討論了。而且,有時候對方超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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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論文口試到底是一場各司其職的塲面戲?還是該秉持良心給學生真正的批評與意見?台灣的口試文化似乎偏向前者,特別是許多位高權重的學生只想有人護航,並不想聽真話。一場雙贏或多贏的口試,太難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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