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科學主義與科學批判之間

昨天晚上打開電視看新聞,看到中研院資訊所一位副研究員到國民黨黨部演講,所有有頭有臉的國民黨菁英圍坐一室,似懂非懂地聽這位激動的科學家說明他如何發現了作票的證據,科學精神如何引發他不能再忍受不公的義憤(「我覺得有人作票,我很不爽」),然後他用像雲端上發出天譴的斷然語調說:「我相信2004年的總統是在廢票中誕生的!」。

政治與科學,科學與正義,多麼完美的結合!但是,多麼的廉價!新五四運動才發起沒幾天,就發生這種事情,讓人扼腕。同為中研院的成員,我突然間有種尷尬地 想要挖個地洞鑽的衝動。母親打電話來說:「科學家真的這麼強喔!」,老實說她完全看不懂「馬式科學」的邏輯,她有的只是根據多年來投票經驗而累積起來平民常識世界中直覺的不對勁。不過,面對「中研院的科學家」,她那種尊敬「讀書人」、「學者」的純樸民德使她只而啞口無言。

今天一早,我到院裡上班,走到社會所入口,不自覺多看了胡適紀念館以及胡適公園一眼,想到「五四」的賽先生與科先生,有種很深的荒謬感,我們哪裡走錯了?這世界為何如此地顛倒?所有那些令人嚮往甚至感動的美好概念(「真理」、「民主」、「科學」、「法治」、「理性」、、)在台北竟然可以如此輕易地便被剽竊。素來對「大敘述」、「理中心」有所警覺的後現代學者為何沒有警覺?(還是運用得更為純熟?)

我上網,看到一位在苗栗的小學老師 K的留言,是關於馬自恆新聞的憤怒反應:

   「不少媒體和大師們總是喜歡玩這樣的遊戲先論述自己立場的公正、不偏頗,以證明自己的可靠性,承認自己是有偏見的人,對他們來說,是完全無法想像的事至於說到統計的客觀性,我就更不知該如何說了算了,我統計很爛,完全無法理解如何從統計學的計算算出綠營作票我看下次選舉還要不要當選務人員,真得好好想想了最後講一句很不爽的話:我抗議藍營對選務人員的作票指控 」

這些字句,對我是很大的衝擊,面對高高在上卻無的放矢的政治人物,這位擔任選務人員的小學老師還可以用基本的常識與推理與其爭論自己的清白。

但是,面對「科學」,他卻只能啞口無言。這位科學家究竟是從哪裡來的自信,可以判定幾萬名善良公民犯罪?一般老百姓面對「科學」,又為何如此手足無措?這是光天化日下的「科學暴走」!

其實,選舉結束才三天,也就是3月23日,所裡瞿老師就熱心地整理出來鄉鎮級的投票資料,他還細心地計算出廢票率,以供大家參考。微小的勝負差距與高廢票率是大選過後社會上非常關注的現像,做為社會學者單純基於知識的好奇,也都會試著來作一些資料分析。

瞿老師簡單地跑了一下統計,忘了數據多少,確實在呂扁得票率與廢票之間是存在正相關。然而這只是讓這個問題更顯有趣的開頭。我們當時就在想,有人可能會拿這「有趣」的「發現」做文章。

常跑統計的人(我不是,但我還算是「主流」實證社會學的一員)有一些很基本、幾乎接近直覺的作業習性與常識,就是對於虛假相關有高度的警覺。如果沒有這種警覺,那你幾乎可以三天兩頭就跑出一些「驚人」的發現。

什麼是「虛假相關」?簡單地講,就是兩個變數間的相關並不表示有因果存在,而是因為兩個因素都同時收到第三個變數的影響。

譬如說:冰淇淋的銷售量越高,火災就越嚴重(所以要降低火災的災情,大家要以大局為重少吃冰淇淋?)。錯在哪裡?錯在兩個因素都是因為「天乾物燥」所致。「廢票率」與「呂扁支持率」之間的正相關很有可能就是犯了這個毛病的假相關。這是報章雜誌已經談過很多次的問題,可笑的是,勞動甚至一些統計學所長寫的這些評論都是以「這是初級統計的ABC」之類的語氣開端。這讓我反而好奇,到底「資訊科學」是什麼樣的學問?

好,如果是這樣,那麼有什麼其他的替代假設(這就好像有兩個候選人一樣,要挑一個比較可靠的)?有。現成就有一個。那就是:廢票高是因為這次選舉廢票認定從嚴所致。假定低教育或年紀大的人比較容易蓋錯(這應該可以成立),那麼這些人口佔總人口比例較高的縣市就應該有較高的廢票率。這個正巧也就是我前面所說的那個「天乾物燥」的因素。

很有趣的是,馬研究員另外還「發現」,過去選舉的廢票分配都是比較平均,獨獨這一次廢票比例高低不一,所以推論到:廢票是造成這次選舉結果的原因。這又是一個把「發現問題」當成「問題答案」的混淆。如果說,馬研究員對「廢票認定從嚴」這個對手假設的存在有基本的認識,那麼廢票率高低不平有什麼好驚訝的?廢票認定從寬時,蓋票發生失誤的影響力(地區差異)就不會出現嘛!這不過是探究的起點,

如果我們暫時先用都市化程度來替代觀察,確實也可以看出些端倪。都市地帶(高雄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廢票率一致偏低,而農業或偏遠地區(金門、連江、苗栗、雲林、宜蘭等)廢票率都偏高。

再說,廢票與作票之間本來也就不能夠劃上等號。誰說廢票就一定是連宋的?

這不是說我在模糊焦點,而是我們要作這麼大的指控時,是要在舉證與推理上非常小心,尤其是要能夠有效排除掉其他可能更有說服力的解釋。這。。。。嗯,也算是五四精神吧?

廢票與作票之間不能劃上等號,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科學意義」。

有沒有作票不是你關起來用統計數字可以確定的。你還要走出研究室,實際看看投開票的實務運作,有那麼多人在監督,要有系統地達到作票目的談何容易。講抽象一點,相關與因果的關係也不只是統計操作的問題,放到現實世界的運作中能夠具有make basic sense的「理論效度」還是很重要的。

談到統計,社會學的始祖圖爾幹(Durkheim)寫作的《自殺論》是個開創性的經典,之後引爆了很多的自殺率統計研究。Steve Taylor 回顧這些研究後指出,有兩類的統計研究,一種是天文學(astronomy) ,另一種是占星術(astrology)。不同之處,前者要講個道理才算數,後者只要想像一個神秘的力量在背後就可以開始各種「有趣的」因果發現。兩者乍看之下有時候極為相似,都「挺科學」的樣子,但是實則完全是兩樣東西。

「阿扁動員作票」的假設比起「驗票標準從嚴」的假設脆弱許多,還有其他的理由,也不是不可以從統計中看出一點端倪。做票本身是有技術上的難度在的,我們應該可以假定,阿扁要在國民黨主政的縣市中作票應該明顯難過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那你再去仔細看看那些高廢票區,到底是以哪個黨的管區居多?便可以知道「阿扁動員作票」的假設如何地經不起檢驗。

對了,講到「占星術」,昨天新聞還用很長的時段,報導大姊王蘭對著馬英九管轄的中正分局局長,指控阿扁迫害她,把她的駕照扣繳。這種「王蘭理論」如果成立,那我這個推論的前提也就無法成立。

以前要隨時小心「警總在你身邊」,現在阿扁好像變成比警總還可怕,無所不在,無所不能。我設身處地想像這些人所處的內在世界,真是替他們覺得辛苦,活得這麼恐怖。前面不是提到占星術嗎?只要靠「阿扁」這個神秘力量(幾乎有可以神不知鬼不覺、隔空數百里抓票的超能力)才能夠在廢票統計上看出「絕對錯不了」的科學道理。

弔詭的是,那些憂心忡忡不斷在批判「新造神運動」的人,自己反而正在創造一場「造神運動」,不是嗎?

當初我們所裡的人看了這份統計數據後,並沒有人覺得值得再繼續討論,因為你有點基本實證研究常識的人,稍稍瞄一下這資料就知道,這種「發現」如果拿出來寫論文準會被修理死的。想不到兩個月後,還被人拿到國民黨獻寶。

昨天電視新聞,連戰聽完後發表談話,認為阿扁「作票做到天怒人怨」,連「知識份子」都看不下去了。唉,我只能說,有人獻寶,就有人耍寶。

然而,這是科學錯了嗎?悲哀的是,我看這個馬自恆事件,恐怕又要淪為那些喜歡用後現代眼光解構科學的文化人廉價批判的對象(我從K「統計萬歲、科學萬歲」的歡呼聲中看到等待被後現代收編的市場)。但是,我們實在應該好好區分科學與科學主義的差別。科學活動的本質,在我看來,從來是在跟不同科學假設與常識揣測的「對話」中進行的,也不是封閉在研究室裡調整工作所能達到。那是一番在不確定性中進行探索與說服的工作。

馬研究員的科學,一方面接近自言自語的「獨白」,另一方面又像是關在實驗室裡「沒有看過豬走路」的專家弄出來的動物學一般,遠離現實脈絡。這種科學家的激情演出,雖然可能有很多人愛聽,但是它本質上既不民主、也不科學。或者更直截了當講,是既傷害民主,又傷害了科學。

能不能,就讓重新驗票的工作交給司法機關?現在電視報紙又在重複上次灌票的荒謬劇,什麼時候我們的媒體才會學到教訓?而一些立法委員成天不幹正經事,就忙著在 電視機前作些干擾司法的事情,這又是在維護什麼樣的法治精神?另一方面,最近全台灣的小柯南又都出籠了,用耍嘴皮、吹毛求疵來當偵探。老實說,前者看不出有什麼民主理念,後者看不出什麼科學素養。

我好奇的是,那些口口聲聲要宣揚「新五四精神」的人,才一週不到,都跑到哪裡去了?

One thought on “民主:在科學主義與科學批判之間

  1. 在中古時代的社會科學家,對於政體的推斷,多半受到當時的時空限制,而作出今日看來啼笑皆非的推斷。這種推斷,未必使用複雜的統計技巧,而是使用廣博的常識下,所下的結論。從十三世紀的穆斯林社會學者伊本.卡登一直到盧梭,都還一直篤信氣候對於政體的構成,有關鍵性的因素。站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來說,這種觀點並不一定是錯的,在歐洲人的世界仍然侷限在亞歐大陸的一隅時,這一種「氣候決定論」的觀察,事實上也取得了幾百年的支持。類似的案例在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也出現過。孔恩描述托勒密時期的天文學的地球中心論主宰了天文學的發展一千多年,而發現真理的哥白尼反而下獄的事。但是,事實終究是會被發現的,無論知識科學遭到怎麼樣的扭曲,終究禁不起時間的考驗。
    二十世紀來,也有種種的偽科學存在,透過種種貌似科學的推論,使用複雜的形而上理論,甚或高級的統計工具,來論證帶有偏見的結論。無論是白人優異論,或是俄國時代的黨性遺傳論,在在都促使當代的科學認知,成為有心人的工具。
    馬研究員事實上也正是在這種科學典範下,錯用統計的一個明證。學界內精於統計的學者,馬上可以知曉這種推論無論在共線性或是相關性上,都應該再小心推敲,然而,對於普羅大眾∕甚至是知識分子來說,這套知識有如天書一般,在無法偵辯真偽的情況下,毫無反駁能力,聽任其大放厥詞。
    這種現象除了表現出台灣社會理性化程度不足,也顯示「知識分子」社群至今,仍然沒有培養出一套獨立於政統之外的地位。因此,馬研究員的發言,不但替政治人物進行服務,也反過來斲傷了學者的獨立性。當然,作為社會科學家對這種情形並不感到意外。知識社群的發展並不見得比社會進步。在一個現代性尚告缺陷的社中會,知識社群的理性發展,也處於一個有限的地位,或許對於社會科學家來說,這正證明了韋伯所言的「除魅」,尚是一個值得我們努力的目標。
    再精美的推論,也不應違背常識的判斷,如何讓這種社會正確的有常識,作為社會之腦的知識分子,確實有責無旁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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