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永正義的「日本戰後思想與民族主義」一文，從吉本隆明與竹內好對於日本民族主義的批判開始。二者檢討日本戰前知識份子（尤其是左翼）為何對現實軍國主義權力膨脹沒有反省力，都指向了日本思想的「翻譯性」，這跟台灣淺碟子批判思想，人文反省沒有生根相似。松永正義指出，日本民族主義在戰前乃是受到日本社會構造雙重性的影響（具體而言，所謂近代化前緣的都市與近代化底層的農村），在包括226這些重要轉向的事件中，都可以看出日本右翼將大東亞戰爭視為日本逼迫對於西洋衝擊的回應，基本上反映的是右翼勢力對於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受害最深之下層的收編。日本的左翼一直是浮游於都市的表面現象，具有思想橫向移植的翻譯性，因此沒有能夠整合近代化之下層社會。

□再依松永正義，既使到了日本戰後的高度經濟發展，這個作為現代化經驗受害的底層抗議，仍舊可以在七零年代的反公害鬥爭中看到，在石牟禮道子影響深遠的《苦海淨土》一書中，水銀症受害的經驗中清楚地展現了社會團結作為「共同體」的優美，而且此與日本鄰近國家作為日本公害輸出的底層也是相通的。但是，這個檢視日本近代化苦澀經驗的底層，戰後隨著經濟繁榮發展在日本內部漸漸消失，如今80％的日本人自認中產階級，跟近代化有了曖昧附生的關係。或者說，這個近代化進程中苦悶的底層變成了學校中輟生、都市遊民、或者在日朝鮮人及在日台灣人，這些被排擠到日本主流社會之外的人群。

□松永正義認為，由此檢視日本戰後右翼的新自由主義史觀，不像其戰前的形式，因為無意於扣連，甚至對反於這些底層，因此根本上是虛無而無社會根基的。司馬遼太郎與吉川英治都屬於日本的「國民作家」，在戰後將日本人日常生活中自然所持的東西，重新以小說的形式再現，維繫住日本人的共同認同。相較於戰前，《平家物語》是庶民大眾所普遍共有的經驗，戰後再現變成必須刻意經營。而對於司馬遼太郎，那共有的光榮經驗就是日俄戰爭。松永正義這個民族主義原點的看法我發覺很難贊同。譬如他由此推論也就認為台灣的民族主義只有在60年代工業化初期（農業部門受到擠壓、工業部門深度的勞工剝削）時才有其社會底層之基礎，也就是他預設了後進國家的民族主義是跟反帝分不開關係的。而台灣到了90年代的台灣民族主義也是被認為是虛浮的，是在跟中國威脅對照下才成立的，而沒有內在的底層。這些說法就事實、就推論都可以爭議。看來是站在一個受特定歷史脈絡與老左的論述前提所侷限的看法。

□戰後的一整波民族主義應該有不同的特質吧？近代化的過程同樣意味著自主與自決原則在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的擴張，這種擴張有其進步性也有其弔詭，而仍舊貫穿著支撐、孕育與衝擊民族主義的發展底層。在現代性下檢視民族性才使得它完整成為反身性的檢視對象，國家認同的可塑性（plastic）及其陷阱才會被凸顯。在現代化的政治鬥爭中蛻變的台灣，在與中國惡劣的接觸經驗中（透過飛彈、文攻或外交封鎖等）事實上是被迫去進行一番鬥爭之重溫，這個過程遠比所謂「現代化的自負」這種戲劇人格的比擬牽涉更為廣泛。總之，儘管「近代化」與「民族主義」都具有相當的歷史性與歧異性，這點需被確認。但我想松永正義最可取之處還是在將民族主義放回到後進國家之發展脈絡的社會基礎來考察，雖然，是一個有缺陷的發展理解。

□這讓我想到，五月中我人在日本東京大學、經由兩個接續舉辦的學術聚會，對台灣戰前戰後的間接檢視。首先登場的是，以「東亞文化研究網絡」為名，包括來自台灣的C與S與會下，環繞著一本聲討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書籍的出版，所舉行的被C稱為東亞批判進步圈集結的會議。主要的主題基本上環繞在討論日本戰爭責任與對於殖民經驗的評估。S聲稱代表台灣批判進步文化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與會，這個獲得國家高度支持並被認定為學術出版尺度的刊物，究竟如何（或者有沒有過）調適與反省同時兼具民間反對運動論述動員網的集結點的倫理緊張？畢竟，運動者的考量與學術工作者的考量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像研究並深思韋伯學術與政治倫理分際的政治學者不知道又是如何看待這個更為緊張的立場交混，證成其倫理言行的一致性？這是個令我不禁納悶好奇的疑問。

□當天會場氣氛熱絡但是討論鬆散，雖然是以歷史經驗反省為名，C與S的語言抽象而充滿知識的自負，在日本人謙恭溫馴的排場交接下，更是顯得鮮明。隔著三四郎池跟文學院相對的會館，三週之後另一個與台灣相關的研討會接著登場，「日本台灣學會」的年會聚集了將近兩百名日本學者與會，討論約的30篇遍及台灣文學、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相關論文，台灣的W擔任大會最後的紀念演說主講者。我們翻閱《超越〈台灣論〉》所收集的文章，兩個會議其實包含同樣多元的看法。差別所在是，前者是運動的一部份、牽涉到日本內部右派國族主義抬頭所帶動的爭議與牽制，日本學者會往外看，延伸到台灣，其實跟小林善紀寫《台灣論》一樣是抱著內部政治的動機的；換言之，如何看待台灣殖民經驗變成一個延伸出去的戰場，對抗被小林善紀扭曲的歷史事實。這是現場「批判性」的來源。

□兩個聚會中的兩場台灣學者的演說，又形成一個令人省思的對比。S的文章是「殖民的現代性」；W的演講是「現代性的追求」。兩者都以日本殖民經驗作為一個台灣經驗的重要轉折，同樣地以現代性作為一種發展的參考座標，甚至同樣地批評學院零細化、片斷化對一個社會反省生機的傷害。在日本東京大學校園的兩場演講，分隔僅僅兩週,展現出的是兩種不同歷史想像的可能。我覺得W的思考方向具有深化發展的可能，而S對照下反而顯露出其弱點與其批判光彩下論述曲折的陰暗面。

□S的〈殖民的現代性〉一文對於台灣主體性的關懷其實是一種作態，他其實是把所謂的主體性當作襯托殖民的背景來用，甚至缺少基本的關注。以「殖民的現代性」所進行的言論編織，其實進行的是一種如今日益廉價的對於權力合法性的批判，是一種知識機會主義式的對「現代性」的外部利用，繞過這個圈圈來進行一種假裝為了（for）主體性的偽批判。這個論文在當時的場所中發表是格格不入的，因為它只有放在國內由其自封的進步批判圈所發動的「打破正當性」為基調的論述運動，才看得出輪廓。所謂在建築與都市景觀上進行歷史的「書寫、刮除、與再寫」是一種擬歷史的修辭，放到分析的實質，本文終究無法由其所謂真實的或具主體性的現代性的「缺席」中看到歷史前進的內在主體動力與其被壓抑扭曲的過程，因為現代性的展開過程與其難產並沒有被打開，所以〈殖民〉在分析上早已經先驗地強暴了〈現代性〉，S自己充當歷史的法官，判刑已定才開始填充罪狀。

□如果沒有釐清「主體性」與「現代性」間關係的知識誠意，怎麼可能準備好發現那個儘管現實上並出充分展現或者僅是低度展現的現代性的掙扎？其實，正是時間往後退縮的「分析傾向」才造成其時間往後推縮的「現實發現」，冷戰與戰前一舉界定了戰後以至現在，整個戰後五十年的發展中內涵的現代化動力被扭曲與忽略了，但卻同時被佔了便宜又賣乖地「關懷」了起來。這難道不是對於那個主體性的建構缺少深刻投入與關切的必然後果嗎？為了真正打開反身的主體性，作為民族主義底層動力的後進發展的歷程需要被真誠地考察，尤其是要留意那些在那個根基中所掩埋的反撲的陷阱。而在這之前，需要被嚴加批判的，反而是將這些建構過程窄化或等同於一種形成中的國族宰制，藉以犬儒地自我聲稱其進步與批判姿態的論述。因為是它，才使得民族主義下的主體性反省變成困難重重，如果不是不可能。

□日本進步人士內田雅敏（反戰人士，主張建立道義國家）在反擊東京都知事認為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有助解放歐美殖民時，對台灣的殖民經驗甚至完全忽視。這個沈默，是認知上的盲點，也是東亞批判網絡為了維持內部團結雰圍的善意。

□要注意，「批判圈」的擴大（尤其是以一種搞運動的方式擴大）將造成了同質性的增加，而這事實上反而會驅動內在批判動力的降低。這是台灣以進步自是的批判圈要小心的陷阱。台灣的被抹去會更容易進行，因為面對台灣自身所無可迴避的真正知識緊張，會在跨國結盟的團結需求下被掩飾了。而站在學術發展的本位思考，一份被國家所積極認可與資助的學術刊物，一個獲得權力合法性的標竿（對於權力合法性及其空間排擠效果，進步人士應該比誰都清楚），一旦被捲入這個擴大的批判運動圈（或者，它從來沒有被捲入，而是被安置於其中作為一個論述運動的發動機），同質化或者排除「退步」的異質性的動力是否會直接傷害到學術社群應有的核心價值（諸如開放）與機制（諸如迴避與匿名）？

□日本戰前《近代的超克》的學術政治，把現代性與歐美帝國主義等量齊觀，因而強化了天皇的權威與戰爭的合法性。它顯示的是後進發展國家深刻的恐懼與心理困境。包括福澤諭吉在內，都是在滅國恐懼的陰影下，將民主政體當作富國強兵手段而方被採納的，這當中的脆弱性與猶疑性也可以見諸於林毓生對於在中國五四運動為何失敗，又為何接續共產革命成功的分析。官方民族主義出於團結的需要，日本因此有天皇立憲的保守派衝擊。後進國家由民族主義而發展成侵略主義，弔詭地原本出自於反抗，出自於避免被併吞、滅亡的恐懼。胡適甚至認為中國可能必須要在日本這個較先進的亞洲國家的領導下對抗歐美帝國主義。

□將現代性等同於殖民往往是後進發展國家，面對西方勢力進入後，左右派隱然的共識，而且它的幽靈會在不同的脈絡下一再出現。知識份子，尤其是後進發展國家的知識份子，如果不能夠深刻地去思考現代性與主體性，真正面對它而非利用它來做迴避或對外攻擊，將很難從歷史中學得教訓。學術運動或學術政治化（不管是用多麼炫麗的哲學語言來包裝）只會加深這種根本工作的困難，因為它束縛了反身現代性的寬度。最起碼，在積極於區辯進步與退步的學術檢查中，是不容易看到左右兩邊的同一性。

□反國族主義，不應與反權力主義混淆，而兩者淪於一種學術運動時，其實都是可疑的。另一條出路是去檢視「弱國的強國夢」與對於「平和主義的依存恐懼」等，這個後進發展國面對「現代性」時的弱點，去走一條可以超越西方現代性中之霸權的小國主義與和解主義。小國主義，就是要承認強敵的現實環境，尋求和平共存，就要在依存的關係上尋求自主性。意識到並接受小國主義，也就不可避免要對唯成長論警醒，因為資源有限，必須要溫柔對待。我相信這正是向天皇直諫的自然主義者田中正造留給日本的思想與實踐遺產。

□中國與日本太像了，他們在現代化過程中一直是相互的參照點。大和民族會走上侵略之路。所謂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也有以「文明提拔」之名侵略西藏，以軍隊「介入」到南北韓內政的紀錄，或者以部隊入侵教訓越南的紀錄。甚至一些侵略反而弔詭地是以自我保護為名。這種大國主義的挫折與反撲，兩個國家的命運與陷阱是相似的。在這些歷史經驗之後的進步批判思潮有理由可以由此找到反身性「現代化」與反身性「國族主義」的可能性，但是目前看來都是廉價的作態。

□政治爭議好像被極獨與極統派所把持。然而，更重要的是，最鬆散的統派也必須要面對最鬆散的獨派的質疑，在什麼樣的基礎上支持統一？那個原則如何能不對五十年來的民主抗爭經驗否定與輕視。當前，不可能沒有在自決原則上讓步的統派，這是我的斷言。它因此也只能用一種反面論述來證成其自身。例如強調獨立的危險（因而將對方醜化為狂熱的義和團形象），例如強調是內戰的延續（來否定事實上的主權獨立的說法），例如強調是一種依附的（後殖民的）皇民化復甦。然而，反面論述其實只顯示出統派的迴避。

□C說到「和解」，但是什麼是「和解」？他說是因為感情結構不同，所以造成和解的不可能，而這些情感結構可以從不同族群對於日本的想像中得來。但是，理解與溝通所為何事？共存、共事，需要recognition，對於族群情感表達正當性的接納固然重要，但是，這個接納不能向下調整到犧牲溝通倫理的容忍。「和解」，應該還是需要一個道德規範的common ground，需要一些shared的vision，以及在那些vision下對歷史的再理解。換言之，和解有賴於更高視野的觀點發現。但是，我看他的分析架構與風格，是不容易產生那樣的和解觀點的。所以就只能書寫「和解之不可能」吧？

□台灣與中國在民主與極權上進行對比，就被詆毀為是一種台灣人的傲慢。李登輝到日本被接受，其實並非是一種前進。但，李登輝如果在下台後仍舊被拒絕，就確確實實是一種倒退。這對剛剛完成一項民主里程碑的台灣，是一項印證，證明在沒有國際人格之下（就讓我們暫時超越一下國家主義的思維，做個全球商人吧？），是否起碼還能夠保持一種民主國家人民被民主原則保護的基本人權，像這樣的一個倫理的認可，我相信蘊含著由現代性中貫徹和解之可能性。面對日本與面對中國，不同族群共同經歷與深受教訓的現代化經驗，對現代性的痴痴苦戀與錯愕背叛，通過知性的反思，應該足以提供孕育共享視野的「場所」作為基礎。「我們」，對比於「他們」，究竟站在哪裡？

□在日本讀到李敖談到台灣人與台灣文化，感情與理智都無法接受他對祖先的詆毀。回想到當兵的時候，副主任當著大家面前談到「本省人是狗奴才」時的震撼，我其實是被部隊裡軍官的人口組成所隱身才能一窺究竟。李敖說台灣人沒有文化，就算有也只是三流文化：「流民文化、流氓文化、流亡文化」。再聯想到S所說的台灣是「沒有主體性的殖民現代性」，還有C聯合日本、南韓所謂進步份子，以環繞著戰爭責任檢討來對台灣人進行否定。心中不禁燃起身為台灣人的一股悲憤。「他們」，有可能是「我們」嗎？無論它被描繪得如何醜陋不堪，李敖讓我發現自己身上流著，不可能脫去的台灣人的血。台灣人要自求振作啊，要知恥奮進，展露族群的光榮！

□Y提到本省人上一輩在終戰後升遷與地位的受阻，將日本的現代化經驗拿來美化，並非媚日，而是在尋求一種心理平衡。所以，國民黨越腐敗，自己的能力與經驗越被否定，日本就越被建構為一種理想化的國度。Y的這種看法，並沒有脫出既有的一些分析，小笠原所言甚是。然而，這種「已開發的日本、正在開發的台灣、未開發的中國」的位階，所凸顯的是一個「近代性」的主軸。到底台灣的現代化經驗應該如何評估？尤其是，在處理台灣時又被拉回到殖民尤其是環台平洋抗日的歷史情境，在這種關頭，台灣戰後50年的發展經驗，所內涵的現代化歷程，尤其是外省本省共同創造的民主化，以及在這當中「法統」對台灣民主化的阻礙，以及一個國家正常化的過程，是被扭曲甚至忽略了。然而，我們必須要瞭解到這個經驗才能夠釐清為何台灣開始被更廣泛的政治立場所支持，脫蔣政權、脫流亡、脫內戰。這也使得日本左派把台灣視為內戰延伸而忽略台灣人權的看法，被右派所恥笑，換言之，日本右派是拿已經民主化的台灣委屈的處境，與中國的不民主與區域安全威脅來齒笑左派的所謂進步性。

□我想現代性與民族主義這兩者的瓜葛是存在的，從發展社會學出發的我，應該由檢討現代性開始，來與民族主義的主體性問題碰面。發展研究自從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之後，已經流於產業研究等非常侷限的經濟視野，即便討論這些課題時也不如福利、發展經濟學者如 Sen般對發展基本課題有深入的反省。我應該就從現代性與全球化的現代課題與處境出發，對台灣發展經驗尤其是李登輝時代以後有一個重整。從現在回觀之前 Gold所處理的經驗也會有新的看法出現吧。

□最起碼，我必須要完成這個徹底文獻回顧的工作。這當中，新的文獻底層的「發展架構」是需要被重新解明的。這個檢討必須要能夠將台灣經驗的檢討推向「現代性的反思」的前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