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電影《Air》第一天上映的第一場，下午3:25我一個人就到戲院報到。大約只有1/8滿的觀眾，故事背景集中在1984年Nike與Michael Jordan簽約的過程，靠演員與劇本對白讓電影看來戲味滿滿，但終究還是很「Nike/Jordan宅」的一個故事。我不知道現在年輕人對Jordan還有多少崇拜熱情，如果沒這個背景興趣在，這部影片應該很難有好的票房吧？

對我，這個下午是關到電影院暗房裡回到舊時光的一趟意外的記憶喚醒之旅。

1987-1988年台幣快速升值，1989年八九民運與六四，我那年從軍中退伍跟著1990年到杜克大學讀社會學博士，世界體系理論與產業的發展社會學研究混合的Gobal Commodity Chain全球商品鍊（後來改為更通俗的「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在社會系教授Gary Gereffi與一群學界網絡推動下開始蓬勃發展，我人一到就進入這個研究群組，外部的合作網絡透過指導教授大概就環繞在ILO與Word Bank的研究計畫。

喔，對了，1991-1992年Duke男子籃球隊back to back拿下連續兩屆的NCAA總冠軍，杜克校園被瘋狂的Duke年輕球迷的激動吶喊給翻開地表兩次，我都在Cameron Stadium的震央現場，籃球的熱血從此動脈注射到我的血液裡，在這個環境下我一個人踏上了兩年多的運動鞋國際採購/代工鍊的田野之旅，進出校園滿滿都是運動鞋的光影人聲。

台幣升值快速改變台灣的產業結構，原本第一大出口產業的鞋業變成第一批的「台商」外移資本，他們首先快速地流向中國南方，這在89年剛在世人面前展示首都大屠殺的中國幾乎是緊急輸血，同時台灣開始痛苦的產業調整(那時流行的說法是「產業空洞化」或「去工業化」，都是工業中心的空洞概念），這個國際產業鍊底層的洋流變動影響了上層的兩岸政治至今仍舊可感。

鞋業翻天覆地的變動對於國際產業鍊重組的全球分工同樣重要，我因為大勢所趨成為了研究「台商」的最初第一批學者，而且博士論文後來直接就是處理最核心的鞋業台商，甚至後來還跟著指導教授到墨西哥邊界加工出口區報告給當地官員學者理解東亞代工經濟模式，鞋子扎扎實實地改變了我這個台灣囡仔身心甚至靈魂。

從1992-1995年，我不斷地出入東亞的幾個鞋業生產基地，到過菲律賓的Reebok工廠，到過中部草屯一帶觀察資本外移的地方創傷，連到東京大學圖書館找的都是鞋資料，最多的時間待在以廣州為中心輻射出去的新「鞋巢」，大部分時間蹲點在鞋廠，不然就是以運動鞋出口商的宿舍為基地出入各種外包工廠。我的訪談研究跟著value chain走，所以從Nike， Reebok, Footlocker, Payless ShoeSource，WalMart到比較單純的進口貿易商, 穿梭上下游價值鏈的各個環節，從最上的外商經理人到最下的現場組裝工人、生產線的管理者、負責工廠餐廚的在地婦女歐巴桑…..全球化的現實龐大複雜、詭譎多變不時令人憤怒時而感傷，遠遠超過學院理論派的armchair「經驗」想像。

這個期間很湊巧的，也是Anti-Sweat Shop反血汗工廠運動從美國校園開始的階段，當時鎖定的目標就是Nike的東亞外包工廠（是的，正是我的田野），而且這運動湊巧就是從Duke校園始動的。我很清楚感受到自己正好站在許多關鍵爭議與理論課題的多重交叉路口上。我的博士論文提出了一個Design-Sensitive Market的概念，試圖說明design的競爭動態如何規範組織了國際採購/外包交易的市場互動。

回頭看，這也是我跟design有了深刻關係的開始，就在我學術生涯的起步階段，也是自我學術定位的最初認同形成之際。當然當時的我是絕對想不到「一語成讖」竟然在學術生涯的最後離開核心落腳設計學院，或許我只是回到初心，回應了運動鞋的設計/生產田野在學院外對我的現場召喚吧？

我對於「設計」的看法，因此是在運動鞋的國際產業鍊的實作現場環境中形成的，是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沒日沒夜滿滿浸泡出來的，我還在田野中扮演過幫英國製鞋公會的技術人員跟台灣業者溝通的「通譯」角色XX。至今設計系同事跟我提醒：設計不是理論空談社會文化，設計「是市場競爭的產業」、是要「經過很多測試驗證的開發生產過程」…..時，我心底暗地微笑顯然不知道我曾經有過的經歷，對於設計在產業現場的面貌理解應該比他們（或許只在台灣公司內部設計部門的工作體驗）還要寬幅、滲透上下游跨越國界、感受過市場競爭的嚴肅與現實也殘酷許多啊⋯⋯

我在研究所開的「人文思潮」上週剛好上到馬克思思想，我故意把他放到古典社會學四大家的最後，但當天一講完課後所有學生好似受了震撼，沒有一個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有任何直覺的問題，跟其他社會學者完全不同兩個樣，我知道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銳利（與因此，危險），跳開馬克思的智慧你幾乎無法理解資本主義運作的一些基本特性，無法接上幾乎所有當代思潮的核心爭議，但這也是個有嚴重宿疾卻很難讓讀書人戒癮的熱情思想。

即便在資本主義被認為剝削最嚴重的現場走過，直接面對許多讓人悲痛感嘆的時刻，仍舊是個對馬克思主義敬而遠之的（相對之下）「不得不的右派」，也跟我那些年在田野的經驗研究與體驗有關。收假之後的第一堂課我標記為「Marx and beyond」，到時候再跟學生來好好思索Marx給我們的陷阱與挑戰。

總之，今天的觀影是回到出發點的一次「回春」的體驗，雖然好萊塢的故事情節預設了許多限制，框限了我們觀看品牌與產業實相的焦點，但我還是好像開了一次同學會般開心，畢竟運動鞋產業世界是我學術生涯的胚胎母體，那三年在田野裡被台商朋友笑稱「咱們做鞋的也養得起」的「Dr.Shoes」、「鞋博士」的許多經歷點滴在心頭，他們大概萬萬沒有想到這個未來的鞋博士靠鞋子竟然還殺出重圍進了中研院，然後再過很多年後大膽自殺似地離開進了設計圈，有一天會在設計學院裡繼續談鞋子、下課後繼續書寫運動鞋，看Nike的電影有另一番曲折的感動。

Nike的創辦人Philip Knight自稱Shoe Dogs（那是當時很普遍的業界說法，其實一點也不特別），我這個台灣土狗、學術野和尚對這個暱稱也欣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