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歷史連續與斷裂中的命運與挑戰

發表於 由lulincheng撰寫

一早被morning call急促的鈴聲叫醒，趕著又要上戰場了。會是怎樣的一個會場？會碰到怎樣的人？會場氣氛會如何？心裡有點忐忑不安，不過，這幾年來已經練就了厚臉皮，很快就被好奇的心情所取代。

會議進行中討論的課題都環繞著高雄的發展，人們用詞以及語調都帶有一種自己人談自己事的氛圍，我反而有種混進部落的人類學者的異樣感覺。

今天的會議開場請來一位在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客座的教授Chester來演講，他談的主題是：一個外國古蹟保存學者對旗山與美濃的觀察。他用自己拍下的幻燈片介紹，娓娓道來，覺得深受啟發，甚至數度感動得幾乎要落淚。他提醒我們不要以為台灣很小很年輕，其實台灣有很多值得保存的文化資產在，可以引以為傲。重點是：文化保育的對象是人們的生活方式，而生活中自有其活潑創新、彈性與適應力。

他表示，最害怕人們把文化保育當成是蓋博物館的工作，因為一旦人們把生活當成博物館看待，那些存在博物館中的東西反而就開始隔離於生活，甚至在生活中漸漸死去。觀看取代了感受，距離取代了被文化包裹的感動。所以，他一到，美濃看到一個博物館成立，反而會開始擔憂。他建議美濃人，在博物館四周蓋一個停車場，把那些bus tourists帶到這裡，讓他們買紀念品、拍照，滿足他們的觀光慾望，也增加美濃的收入。但是，不要把他們引到美濃鎮裡，保存裡面的生活不被干擾，開放給那些願意親自走進去美濃，尊重美濃的serious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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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家與兩個點之間的憂鬱（1994年的過往回憶）

發表於 由lulincheng撰寫

我在1994年路過舊金山，偶然讀到一則關於經濟學教育的報導。今天翻譯它成中文時，想到那低潮抑鬱的一年發生過的許多事。

1994年初，我由美國回到台北，開始博士論文的田野研究，但是研究工作進行沒多久，生活便陷入僵局，家庭的狀況讓我身心俱疲，研究工作全面停擺。

從小就跟我感情非常親密的祖母，在我回國前不久中風，我回到台北時人已經臥病在床，無法動彈也沒有辦法講話，然而意識卻是清楚的，我沒有辦法想像這樣的折磨竟會發生在祖母身上。祖母由醫院搬出，住在家裡，全家人輪流照顧。我頻繁回家，但總是隻身一人，家人怕給我增加壓力不好多問，我怕他們擔心，也勉強自己苦中作樂。

有著嚴重潔癖的H，沒有辦法忍受有外人進出的空間，生活進入冷戰般的沈悶低盪。我忍痛搬出父母為我們準備在忠孝東路弟弟診所裡的套房，為了給自己的婚姻一次機會，像鬥敗的狗一般低聲請求岳父收容我們。結婚前，雖然拒絕了許多父母安排跟醫師、律師相親，但H一直不敢跟父母提及我的存在。岳父說過：「不要交讀社會學的男生」的那話，一直在腦海裡閃過。搬進岳父家後，雖然他兩老對我們甚好，但是家庭生活並沒有因此改善，在岳父家生活對我倆都造成很大的壓力。我曾想過向他們求援，但H為了顏面或驕傲總是怒目以對，為了和諧我也只有放棄。事實上，岳父母把事情當成誰對誰錯，也不可能真正提供幫忙。

我跟H，把自己綁在一個封閉黑暗的世界當中，我想找到一個理智的出口，但情感與精神的深層動力卻已然消磨潰竭。事業在崩潰中，研究一籌莫展，而H那種對於生活與自己的不滿也讓我的信心跌入谷底。她用忍受痛苦、犧牲委屈的方式表達對我堅毅的支持，但是那只是加重了我對自己扛著家庭、連累妻子走上社會學這條路的自棄。H情緒不穩並且不斷地埋怨工作，我的研究沒有進展也陷入絕境，漸漸精神幾近崩潰，夾在三個「家」當中，日子卻只是充斥著沈默與抑鬱。沒有一個「家」，是心靈的歇息之處，更不用談傾訴焦慮的對象。我到花蓮尋求宗教的支持，也曾向精神科專業的H姊姊尋求奧援（她只是說：「別管他，男人都是那樣。婚姻就是權力關係」云云。我大失所望，從此切斷了那條生命線。）在那一年中，我前後搬了三次家，生命還是無路可逃，生活被逼到了死角。

最後，我下定決心跟H提出離婚，但我一聽她說承受不了，知道自己直覺心疼，無法堅持，便清楚自己這輩子其實已有了決定。婚姻與事業不能兩全，我選擇為婚姻奮鬥，但那畢竟是一個陷入無解的婚姻。我寫信給指導教授Gereffi與Nan說我決定要放棄學業。Nan急切地回信，Gereffi也要我三思。他們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要我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脫離身旁的所有人，回到Duke University，跟老師、同學面對面談，在Duke的教室、圖書館、校園中，給自己機會再確認要放棄的是什麼。

於是，1994年7月，我以回校進行期中報告為名，一個人回到杜克大學。那段期間，朋友好心收容我暫時住在他們家。我彷彿人生走到絕境，情緒極度低落，自殺的念頭一直揮之不去。把一些留在美國的東西一一變賣或捐掉，單單這事就把我折磨得半死。一個人成天躲在房間裡，整理這些舊物，每一件都有許多回憶，疼惜痛心，如整理死去親人的遺物，不時情緒失控地哭泣，心情好像在為自己送葬，跟一段曾經的夢揮別。朋友無法諒解我的語無倫次與怪異的舉動，我離開後便再也沒有聯絡。

那時人在舊金山的朋友適時邀請，我決定回程先在那裡停留，在好友處住上數日。那幾天，好像生命的列車不期地停靠，等待轉轍再發的汽笛。晚上走在黝黑的灣區岸邊，感覺自己在San Francisco，好像處在一條漫漫長線的中點，懸吊在Duke與Taipei之間，從小支撐我成長的動力，學術與家庭的夢與理想，都漸漸離我遠去，不管前行、後退都是難題，以後日子即便延續，都不會再像最初般的單純完整，生命只是一連串令人難堪的無助修補，一股強烈的衝動，想把生命就終結在舊金山。

記得一晚，喝了點酒吧，跟朋友聊沒有兩句，就嚎啕大哭，激動地直說朋友的言語hurt me。那恐怕是我這一生中最為脆弱、無助的一刻，朋友自然是無法理解的。那幾天，朋友也八成不知道，她其實是在陪一個精神渙散的病人散心。或許San Francisco這溫柔嫵媚的城市果然適合撫平傷口，加州的陽光、灣區的微風，委婉動人都有治療的效果。我也是在那幾天，第一次在外國的電視螢幕上看到長榮航空的廣告，「望春風」的背景音樂，加上The Wings of Taiwan的字幕隨著機身在雲靄環繞的金門大橋上空滑過，感動得讓人也跟著想飛、想自由、想再夢想。

幾天後，朋友送我上飛機，站在海關出境入口，感覺像是逃學的小孩又將被推進教室的一刻，只能硬著頭皮再往前踏一步。

今天翻譯的這篇文章，是我抵達舊金山之前沒幾天，朋友從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剪下來的一則新聞。我在回程的飛機上拿出來仔細閱讀，覺得趣味盎然，學問之事不僅開闊，而且也頗為貼近生活。回想起來，這文章對於自己再次著陸台北後繼續完成博士論文的經濟社會學研究，似乎也有一點鼓舞的作用。

這些是我翻譯這篇報導時，聯想到的一些往事與當時的心情。（【警告，經濟學可能讓你變得自私！】）

告別遺愛北國的舅舅 一篇日本行的日記

發表於 由lulincheng撰寫

2000年12月16日，星期六，東京。

　　　　今天，一群日本朋友將為剛過世的大舅舉辦追思會，媽媽與阿姨特地趕來與會。清晨由王子轉南北線，在飯田橋再轉大江戶線，與前一天下榻於新宿華盛頓飯店的媽媽及阿姨碰面。我們接著馬不停蹄地趕往位於立川的相互醫院，追思會的地點。由大江戶線到東中野，轉JR中央線前往立川市，面會遺留在日本友人生命記憶中大舅的殘影。
　　　　高基芳是我的大舅舅，日本朋友叫他高村基芳，他出生於1946年，台北，活在人世間只有短短的五十五年，正值人生進入成熟穩重的階段，就離開了我們。他的經歷寫著，1971年於台北醫學院畢業，然後在省立醫院任外科醫，1974年在木柵開設保順醫院（保順是外公的名字，以紀念他父親），一直到1986年。1986年到2000年期間在日本，於東京醫科大學就讀，1982年取得日本醫師免許資格，1989年取得病理解剖資格。1989年至1992年於大田病院任循環器內科醫，92年開始任東京上目黑診療所所長，1996年到去世前任健生會日野台診療所所長。日本已經是他第二個故鄉了，小孩也都在此落地生根。
　　　　會場來了舅舅生前日本好友70多人，很多人進來後看到舅舅的照片都痛哭了起來。追思會的會場黑白相間，一叢叢的鮮花擺滿四周，莊嚴肅穆的古典音樂飄盪在空氣中，看得出日本朋友們的誠懇用心。他們還特地印製了一本舅舅日本好友、同事、病人追思他生前事蹟的話語。雖然我的日語還不好，聽不太懂，但是配合著閱讀，聽一個個上台述說與他交往的經歷，看著照片中的舅舅，想到他過去的言行舉止，我也跟個哭紅了眼。以舅舅中年才開始到日本讀書，然後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拿到證照，又如此深入地打入日本社會，成為病院所長，生前並且組織各種醫療健診服務，把人生最精華的歲月都奉獻給這個北方異國，得到這麼多日本朋友的信賴與感念，我想舅舅在天之靈應該覺得欣慰吧。
　　　　從小舅舅就是我無形中的模範，不知不覺把他當作效仿的對象。舅舅對於自己的專業從來沒有懈怠過，我因為高中時代都是住在外婆家（當時的保順醫院），上課前下課後，常在醫院內鬼混，幫忙包藥、拿病歷、買點心等等，接觸舅舅的機會不少。印象中的舅舅只要一有空閒的時間都是在讀書，從來也沒有一刻停止進修。而且他雖然個性嚴肅剛直，但是對於病患總是和顏悅色，用爽朗的笑聲鼓舞病人保持樂觀的心情。舅舅對親朋好友非常的好，大家的共識都是，他一輩子都在為別人而活，從沒有想到為自己。他那時診所生意很好，碰到貧戶就診總不收費，甚至休假的時間還帶著醫療器材到山上偏遠的地方去義診。舅舅出身深坑大家庭的長子，感染了舊時代的氣息，對於家族的照顧非常用心。我還記得他買了一整車的醫療急救包，還有另一次是一瓶瓶的滅火器，然後親戚家中逐戶親送並且指導用法的場面。
　　　　舅舅移民到日本，除了家庭因素外，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美麗島事件給他的打擊很大，我還記得那天晚上他與幾位朋友在我家喝酒，說到悲憤時嚎啕大哭的場面。我那時一想到舅舅這樣專業、正直、熱愛鄉土的人心中無語問蒼天的悲情，就不難理解許信良當年說要消滅KMT這個罪惡政權的心情。舅舅的個性與日本這個社會相呼應，也是另一個原因，不過他來到日本十數年後，告訴我日本社會並非他當年表面認識的那樣，言談中有失望感慨之情。至於為什麼有這樣的感慨，我並沒有機會問他。
　　　　

　　　　舅舅在世的最後一年，一個人回到台灣，在病院與外婆家進進出出數趟，身體日漸消瘦，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令人難以想像。舅舅身材不高，但是一直都很積極上進，平常都是抬頭挺胸，走路也快步前進，寫起字來剛毅有力，整個人的形象看起來好像比實際上還高、還大。當然，這是他生病之前的事。舅舅在世最後一年回顧過往的許多感慨，還有他最後在徒勞呼喚妻兒中撒手而歸，給我很大的啟示，也讓我鼓起勇氣做出自己人生痛苦的抉擇。想想沒有為自己而活的人生不管如何地用力愛人，終究會是遺憾的。不管是作為正面的模範，還是負面的警示，舅舅一直都是我成長過程中映照自己、檢視自己的一面鏡子。
　　　　離開立川市，想到過去數度來到這個地方，點點滴滴如在眼前，心中不禁燃起許多感慨。回憶要好好珍藏，做過的事，活過的歲月不要遺憾；但是人生要有勇氣樂觀地往前、往更遠、更高的地方走下去。這次，恐怕是最後一次拜訪立川市了，重回舊地，人事已非，JR電車急行飛馳離立川越來越遠。我回到「家」，一個人的家，環顧四周，突然有打下一頁註腳，人生又翻過一章的感覺。
　　　　ps,舅舅住的地方是矢川，在立川與國立之間，離著名的一橋大學不遠。以前他開車載我到四周一覽，說這個學校出了不少「左傾的好學者」，反叛但是對社會有良知，想起來還印象深刻。他這人熱愛鄉土、卻遠離了台灣；重視家族，卻活在一個跟他日漸疏離的家庭。有一次在日本鬱悶喝酒，摔到路旁溝中，頭都撞傷了。他如果還健在，我應該可以多陪他聊聊，或許酒可以少喝一點，心情可以開朗一些。我也可以藉此聽聽他對日本社會的觀察。可惜，這永遠只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