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最近的新聞話題,我多年前的汽車產業論文被挖了出來,有些話想寫但欲言又止,一方面我需要update資料,二方面,那已經1.0的Jerry,以前的學習都成了今日之我的養分,雖然我已經脫離中央來到非常邊緣的大直當老宅男,大概再幾年就會慢慢消失引退,我在台灣已經沒了學術夢,然後我已經把這輩子最好的青春給了台灣,遊戲即將結束,這次選舉過後我對台灣非常悲觀,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人生跟國家一樣,沒有永恆與一定完美收尾的道理,這我們都要學著面對。
想想我還在核心學院的日子,我的每個研究經常都高度風險,我那時候常跟自己講的一句話就是:「在中研院當研究員做不會失敗的安全研究就是不負責任」。每個計畫都花費許多時日,一年期的計畫我常常要花上七八年才開始發表,經費用完了就自掏腰包繼續,寫最長的一篇「道德經濟」論文前後花了快15年,文獻閱讀跑到遠遠遠離社會學的地方,但研究只應該跟著問題走,不應該從合不合專業領域內當下的行規邊界而自限,但結果是不斷要跟人家反駁「這不是社會學研究」這讓我屢屢吐血的事,跟其他領域的人碰頭就教交流彼此對「研究對象」的看法,在沒有社會學者參與的課題上作社會學的發言,這錯嗎?不重要嗎?錯,如果你是在只求安全與同溫保暖的「專業社群」當中。
我離開中研院時,手頭弄到一半的研究,有的初稿都完成了,包括繪本與現代性、智慧電視的設計挑戰、東京文化聚集、後PC的產業競爭、住居學的知識社會學考察…原本弄很多年終於出版第一篇後還等待後續的也不少,像是關於feminine professionality的室內設計研究。這當中許多根本當時幾乎找不到任何社會學文獻,但如果課題重要,有投資的連鎖效益,尤其連結到熱身處理未來的策略考慮,除了跳出去跟人家肉搏,還有其他辦法嗎?但不是,我們的學院養雞場大部分的時間都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