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解放前,憶Jerry 1.0的學術苦鬥

因為最近的新聞話題,我多年前的汽車產業論文被挖了出來,有些話想寫但欲言又止,一方面我需要update資料,二方面,那已經1.0的Jerry,以前的學習都成了今日之我的養分,雖然我已經脫離中央來到非常邊緣的大直當老宅男,大概再幾年就會慢慢消失引退,我在台灣已經沒了學術夢,然後我已經把這輩子最好的青春給了台灣,遊戲即將結束,這次選舉過後我對台灣非常悲觀,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人生跟國家一樣,沒有永恆與一定完美收尾的道理,這我們都要學著面對。

想想我還在核心學院的日子,我的每個研究經常都高度風險,我那時候常跟自己講的一句話就是:「在中研院當研究員做不會失敗的安全研究就是不負責任」。每個計畫都花費許多時日,一年期的計畫我常常要花上七八年才開始發表,經費用完了就自掏腰包繼續,寫最長的一篇「道德經濟」論文前後花了快15年,文獻閱讀跑到遠遠遠離社會學的地方,但研究只應該跟著問題走,不應該從合不合專業領域內當下的行規邊界而自限,但結果是不斷要跟人家反駁「這不是社會學研究」這讓我屢屢吐血的事,跟其他領域的人碰頭就教交流彼此對「研究對象」的看法,在沒有社會學者參與的課題上作社會學的發言,這錯嗎?不重要嗎?錯,如果你是在只求安全與同溫保暖的「專業社群」當中。

我離開中研院時,手頭弄到一半的研究,有的初稿都完成了,包括繪本與現代性、智慧電視的設計挑戰、東京文化聚集、後PC的產業競爭、住居學的知識社會學考察…原本弄很多年終於出版第一篇後還等待後續的也不少,像是關於feminine professionality的室內設計研究。這當中許多根本當時幾乎找不到任何社會學文獻,但如果課題重要,有投資的連鎖效益,尤其連結到熱身處理未來的策略考慮,除了跳出去跟人家肉搏,還有其他辦法嗎?但不是,我們的學院養雞場大部分的時間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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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很好,但別學憤青的漿糊腦

一昧追求低價帶來許多惡果,沒錯,值得警惕討論;可是貴的又會被憤青罵白痴品牌迷啦,奢華廣告中毒啦,炫耀性消費啦。基本上,一旦你不接受市場裡也有永續的ABC基本常識,就會一直出現這種自己精神分裂,卻還以為全世界就自己獨醒的怪咖,製造敗壞理性文化的風氣。

左呆一直都不一致,在別的地方,他又會稱頌低價的東西正確反映東西本來的成本,沒有品牌、廣告、、、的暴利,譬如拆開iphone看「實際」的硬體成本來「看穿」資本主義的「真相」(完全就是代工經濟裡精神蕩然無價的世界觀),然後回過來再繼續批評剝削,但你跟那些最臉不紅氣不喘剝削勞工的老闆不共享同一個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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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為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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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在社會學年會的短講主題是「跨界,為了回家」,我把它當成如果明天離開人世,留下的最後遺言一般發言。

演講開頭介紹完實踐工設現在的職稱工作後,我跟著說:我不是為了跨界而跨界,我離開中研院是為了完成我第一天踏入時給自己的承諾,很遺憾地我給自己的結論是,必須離開才能問心無愧走完,deliver我身為一位中研院研究員的責任期許。

想像死亡給我勇氣,我今天也因此把《東西的誕生》的預知死亡記事,我自己曾經參與草創的「群學」如何在年輕人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下親手勒死群學的悲劇,攤開來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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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領導」的缺席

幾天前我在一串FB討論的留言中寫了這段感想:

“台灣過去兩年是「政治領導」political leadership幾乎不存在的奇怪階段,總統不能用社會多元意見來逃避領導責任,好像國家重大的決斷都可以置身事外,讓社會自己去拼鬥好,她再來執行。"

這兩天有人疼心,列舉了許多蔡總統兩年內推動的改革,說她都做了,替她的被冤枉感到不平。蔡總統在短短兩年內推動許多改革,這點我必須承認,大家也都看到了,但這是名目上的,而不是實質的過程,我們這兩年確實無日不活在蔡總統發動的改革當中,不需列舉,大家都有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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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

我是個實用主義者,是杜威的信徒。

實用主義者有個基本的態度是「未知論」,我最常跟自己也跟別人說的口頭禪就是:「我不知道」。台灣有很多讀了這個那個理論,然後跟你說:「我知道!」的專家,我從不想跟他/她們多走幾步,我常常懷疑心想:「妳/你怎麼知道?」

環境一直都很複雜,而且不斷處於變化,我們要在這曖昧模糊的環境中存活下去,就只能謹記自己一直(只能)「活在歷史中」,邊摸索探求環境、邊打造起碼堪用、最好好用(思考/物質/精神)的道具來存活發展下去。我在想,這大概是我看公投結果沒有什麼挫敗感,甚至還帶著比之前更愉快踏實心情的原因吧?

粗糙來講,友同與反同如果在台灣是3/7分,這個3/7比並不是因為選舉才被創造出來的結果,而是透過選舉的實作practice終於explore彰顯的「環境事實」。

過去我們不知道,現在知道了!!Hooray!!

就像在未知的山徑中行進的隊伍,領頭者用登山杖測試地面鬆軟硬實,結果鬆落滾到深谷一大塊你本來以為堅穩的樹幹,千分之一秒的最初反應會是驚嚇,但馬上跟著豁然的反應自然是「他X的好險」知曉「多駕馭了些」環境的慶幸愉快!我們呼朋引眾登高接下來的步伐不是只會更踏實,努力地更有效率嗎?

人的社會是活潑的,人的歷史是動態的,人生存奮鬥的知識也必要是「在場的活知識」,be pragmatic, be optimistic, enjoy confronting our history.

第二集都是這樣演的

看來公投掀起一陣保守主義的大浪,最保守的、最頑固的、最難溝通、原本以為也最死板的,不只復活還發自內心、史無前例、天天練動員,讓K黨踏著浪頭surf得很愉快!

現在最高興的應該是老共,最膽戰心驚的應該是老美,新冷戰的缺口浮現,美中就一起來「介入台灣」吧!

覺得北漂委屈的拜託快點回去家鄉跟魚打拼,再回來是把我當「莊孝維」嗎?民進黨一定會有人下台檢討,但往哪個方向檢討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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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遇,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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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德政按下快門,369山莊前的短暫歇息,Kaya明顯露出疲態,累到講不出話,整個身體靠了上來,還好,還會跟我相視微笑。殊不知後頭還有漫漫無盡的大草原與黑森林等著,繼續一路登頂上坡。

自己的行李自己背,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裝備自己整理,自己的痠痛心跳自己感受。高山正在教孩子帶著幽默、獨立、成熟長大,父親我只是陪孩子走一小段人生的老山友。

(記Kaya的第五座百岳~雪山主峰 3886公尺)

不然你以為藝術是什麼?

只要我們持續一天認定藝術是在無菌室、無塵室才製造得出來的東西,我們就會繼續一天暴露在被「那種藝術」給殺蟲、洗淨、除菌過的真正髒東西蒙蔽的危險。

這不表示藝術沒有自己的邏輯道理,以傅榆導演的出身背景,她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主題,配合她得獎時說那一番話,所自、所在、所做、所思、所言,在我看來表裡一致,只有讓藝術更加分,作品更讓人信服,哪一點打了折扣?這是金馬獎唯一該擔心被扭曲的地方。

今天要換個不同背景的導演、拍了部敘述兩岸情的動人電影,領獎時說了「中國台灣」,甚至要落淚「兩岸一家親」、歡呼「習大大萬歲」,我也可以接受、甚至只有更加佩服藝術的偉大。這事在我看來就這麼一丁點大,事前事後完全可以理解,絲毫不覺唐突。

在藝術家的第一個真摯發言之後,不管典禮上或網路上的接話或檢討,不管怎樣地憂心忡忡,在我看來都彆扭、都作態、而且真的好虛偽。

走了一個說故事的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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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不習慣使用FB,我們都是用LINE聯絡,我跟他說過不常用LINE之後,他就少跟我分享訊息,我回頭找這些年來他傳給我的許多LINE私訊,好多鼓勵與提醒,因為沒有儲存再無法retrieve,真是痛心。

剛剛我搜尋FB,意外找到2013年11月12日那天他對我一篇會議論文的評語。

我那時利用當「組長」之便,召集一群年輕人一起弄個打算長期抗戰培養革命感情的研究小團體,想來摸索實驗學術圈裡的另類實作,或者說,中研院負起學術領導責任的另一種可能。但才操作一年便因我決定離開中研院而中斷,空出位子提前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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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長:吳泉源

這幾天我從進入台大社研所初識吳泉源學長開始回想,每一刻都在跟學長繼續敘舊。那一年,我是唯一一個非台大的外校研究生,我在師生聚會中酒醉被他帶走,他在旁邊看著,清楚知道我這個outlier,這個stranger的落單孤獨,他照顧我一晚,看我吐、給我餵牛奶,慫恿我去聽黃春明講故事(就像他多年後把拍紀錄片說本土的精彩技術故事當一回事般),用「吳泉源的」方式讓我跟台灣社會的生命力連結找到支點。

他拉我這個落單的異鄉人一起閱讀Foucault的《Archeology of Knowledge》,一起讀Polanyi的《Great Transformation》,陪我走完研究生的養成。我拿到學位回國後被他慫恿投入清大社會所兼課,我幫他扛經濟社會學,他專心做技術研究,我們跟朋友一起創立群學出版,一起討論我們都心儀的學術典範Fred Block,也因《後工業機會》的翻譯機緣跟Fred一起聊台灣的機會,我在自己經濟社會學摸索路徑上跟他一路點滴交流,他跟我招手STS讓我更肯定地往design靠近,我跟他就「後進性」的差異看法有過多次尊重彼此的爭論

我經歷過數次生涯風暴,挫敗之際他始終在背後理解與支持,這麼多年來他交代的清大人社事我也從未拒絕過。確定向中研院提出辭呈後,他試圖將我拉入清大做過許多努力,我唯一一次半途生了猶豫,他給我從沒有過的嚴厲指正:「我不是為了你,我是為了清大,學弟,做人不是這樣做的,做事不是這樣做的!」我跟他真切致歉後決定全力以赴奉獻下半輩給清大,結果因最後關頭的逆轉挫敗竟換他回頭跟我誠懇自責,現在回想,師兄弟刻骨銘心、真誠交往的一幕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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