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演講前後一直被問一個問題，非常重要的問題，而且我不只不是第一次被問，而是經常反覆地被問到，這問題就是：社會學如何有效有意義地連結到設計過程？其實就因為有這樣的實踐/理論問題我才會從中研院跳到設計學院的不是嗎？也才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學」與「什麼樣的設計」這樣的大哉問，不是嗎？

我當然天天都在觀察、思考、想辦法實作、累積、整理，希望給個完整的回答，不然過去三年是在忙些什麼，哈哈。但，這就牽扯到我經常讓合作朋友氣死的毛病，想想，一篇道德經濟消費行為的論文可以前後搞了15年才願意出版的人，妳要期待多快，哈。

我也很急啊，再給我三年好了，一方面我想先把墊基性的東西先整理出來，東西都是要一步一步來的；另一方面，我還需要一些實踐的操作空間增加經驗/體驗的厚實度，但我的時間有限、資源貧乏、只有一個人，還要顧家顧身體，所以只能拖長時間、緩步累積，但是方向堅定地隨緣熟成。

我需要一個lab做槓桿！

但那個lab已經被我放棄遺落在中研院，那時候我有助理、有圖書、有經費、有空間、、、（所以，我那些中研院的前同事們，自由就是責任，而你們的責任不只是規矩認真，而是用奔放狂野來領導打破悶局啊！）但是，哈哈，一直待在中研院，我也非常清楚，是絕對不會有我現在渾身浸泡「在世」的身體準備。

正值學術壯年的研究員離開中研院，跳到座標斜對角專心造物實作、教育格物的實踐工設，「以便繼續完成」一個社會學者最初踏上此專業時一貫的真誠發問、徹底學問，然後回頭來時路已經在巨塔之外成了落地無法採收的果實，哈哈，實與虛辯證地讓人不禁唏噓。

想想，這個兩難我不是特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瓶頸，全球恐怕許多地方的聰明人（我是說決策者而非像我這種下層做事的人）都在燒腦想要解決，而這也正好顯示了所謂scholarship的矛盾弔詭，或者，我們需要打破圍牆，好好重新思考什麼是這個巨變時代需要的schola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