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個Lab

昨天演講前後一直被問一個問題,非常重要的問題,而且我不只不是第一次被問,而是經常反覆地被問到,這問題就是:社會學如何有效有意義地連結到設計過程?其實就因為有這樣的實踐/理論問題我才會從中研院跳到設計學院的不是嗎?也才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學」與「什麼樣的設計」這樣的大哉問,不是嗎?

我當然天天都在觀察、思考、想辦法實作、累積、整理,希望給個完整的回答,不然過去三年是在忙些什麼,哈哈。但,這就牽扯到我經常讓合作朋友氣死的毛病,想想,一篇道德經濟消費行為的論文可以前後搞了15年才願意出版的人,妳要期待多快,哈。

我也很急啊,再給我三年好了,一方面我想先把墊基性的東西先整理出來,東西都是要一步一步來的;另一方面,我還需要一些實踐的操作空間增加經驗/體驗的厚實度,但我的時間有限、資源貧乏、只有一個人,還要顧家顧身體,所以只能拖長時間、緩步累積,但是方向堅定地隨緣熟成。

我需要一個lab做槓桿!

但那個lab已經被我放棄遺落在中研院,那時候我有助理、有圖書、有經費、有空間、、、(所以,我那些中研院的前同事們,自由就是責任,而你們的責任不只是規矩認真,而是用奔放狂野來領導打破悶局啊!)但是,哈哈,一直待在中研院,我也非常清楚,是絕對不會有我現在渾身浸泡「在世」的身體準備。

正值學術壯年的研究員離開中研院,跳到座標斜對角專心造物實作、教育格物的實踐工設,「以便繼續完成」一個社會學者最初踏上此專業時一貫的真誠發問、徹底學問,然後回頭來時路已經在巨塔之外成了落地無法採收的果實,哈哈,實與虛辯證地讓人不禁唏噓。

想想,這個兩難我不是特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瓶頸,全球恐怕許多地方的聰明人(我是說決策者而非像我這種下層做事的人)都在燒腦想要解決,而這也正好顯示了所謂scholarship的矛盾弔詭,或者,我們需要打破圍牆,好好重新思考什麼是這個巨變時代需要的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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