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對於心理學與行為主義的分析架構保持了警戒的距離，也直接間接地與這些後設架構主導下的self-tracking研發實作做了溫和卻也不含糊的批評，並且提供了社會學/人類學的替代觀點與論辯。閱讀這本書，對我這個在設計學院教書又對self-tracking（不只是透過wearable device做紀錄還包括其他）情有獨鍾的社會學家而言，有許多遇著知音的驚喜、也有很多質疑對話的衝動，總之是個很好的思考起點。如果有空再來寫寫書評分享。

MIT在Self-Tracking這樣一個當紅的課題上讓社會學者與人類學家一起負責書寫定義新領域的入門專書，再配合兩個人遊走於產業與研究間的經歷背景，很容易就可以嗅出我們跟國外的距離：

台灣的社會學圈什麼時候才會有這類型學者的出現？不容易，因為我們沒有那種學術生態的土壤，弔詭地可能還是因為我們太想要擺「學術先進」姿態了。台灣的設計圈也還未能比較平衡地吸收知識養分，坦白說，我們還在想方設法「用美學想像脫代工」的掙扎中，對研究的排斥強、胃口也低。兩面合起來，D與S之間繼續目前這樣沒社會學家能夠供給、沒設計師願意吸收的負面循環局面恐怕還要很久。這個問題看起來小事一樁，但其實是台灣產業、教育、學術也是文化體質一時之間難以克服的深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