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下午我受邀到東吳大學社會學系50週年系慶研討會中跟幾位社會學先進就「新社會學的想像與創新」這個主題對談，我給的15分鐘小talk題目是：「卡位與突進：社會學在設計時代的角色與承諾」，時間很短預料是很難談到什麼嚴肅些的內容。不過這個主題幾乎就是我過去10年持續透過設計教學的身分進行的社會學研究agenda，是我離開中研院以及離開人世前的最後一個綜合的project，就來聊點一個學問的心情吧。

過去10年我人離開了社會學圈，再沒被當成值得對話的社會學同行，四周都是設計人，所以也沒有機會可以把我藏在所有表面design discourse/practice後臺的社會學研究努力跟嚴肅的社會學研究者進行分享對話，一定程度上我一個人落單在設計學院裡進行了快10年社會學新語的獨白摸索。

這次15分鐘的對談，只能聊聊一些零星的感想，比較系統性的「新社會學」的藍圖鋪陳還在等待在乎社會學前緣突破的機構單位一起認真開敞的研究對話，但隨著時間的過去，對這個希望越來越覺得在台灣不切實際。

如果有機會活到一個段落，用通俗面對大眾的言語寫到第三本，起碼給一點曾經有人在台灣顛倒常規、刻意離開學院以便認真用生命與全家賭注社會學在新時代突破可能的瘋狂痕跡，讓未來在相近軌道上投緣繼續努力的思考研究者不致覺得孤單寂寞，能夠在前人的思考骨骸中看到鼓勵的溫暖，那就太好了，如果老天連這點機會也不給我，我也學會了看開，彷彿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底下容我難得自言自語發洩一番社會學的獨白囈語***

我的社會學生涯從輔大的社會系開始，那個年代我最初接觸硬啃的著作是T. Parson的《社會行動的結構》，當然是初生之犢似懂非懂的自學經歷，但現在30多年過後，經過這幾年密集的重新檢視一遍社會學史中被隱沒錯過的契機與傳統，我對於從芝加哥學派到Parsons系統功能論的這個二戰前後的轉折特別有了興趣與重新理解，從中得到暗示：在社會設計與設計時代的新社會學間應該可以建構一個共享的平台，然後這個平台的面貌可以從re-agenda那個美國繼承歐洲的社會學轉折勾勒出可能輪廓。

Parsons當年回到Hobbes的社會契約論再度發問，然後從他想要發展的理論方向（當年其實是有在法西斯與共產間走出清教徒精神liberalism出路的現實脈絡）的最初基礎「自願性行動」回溯，從Marshall, Pareto，Durkheim， Weber重說了一遍（在放大的人文思潮洪流中)當年「新社會學」的某種指向未來、立意建構的「思想系譜」（一個串接的連續發問/回答）。這其實，也剛好符合我對自己離開中研院後DxS的學術研究規劃。

#社會學如果要有效地回應對接「小寫的」社會設計，就需要重新回到荒廢許久的micro-sociology的agenda，樹立一個micro-macro linkage的新基礎。

#這個「新基礎」在晚期胡賽爾轉向生活世界的《觀念》之後Schutz， Merleau Ponty, Heidegger這三個分支上可以找到反思的線索。後兩者如何銜接設計思考的發展（譬如Gibson與Barker的ecological psychology)提供了我們思考Schutz之外「錯過的DxS可能」的絕佳視角。

#美國的社會學傳統，由芝加哥學派Mead與周邊的杜威，可以上溯到William James（跟胡賽爾同步的意識流與徹底經驗主義）與Charles S. Peirce（indexical是下游Garfinkel ethnomethodolgy的美國源頭，還有跟Saussure對抗的指向生活世界的語言範式），那就有跳過Parson貫穿美國傳統往下接Goffman與Garfinkel的新的micro-macro linkage的DxS基礎！

#社會設計與設計時代社會學共享的一個具有一般性因而涵蓋尋常的「行動-環境」理解基礎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