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位年輕時據說閱讀過、崇拜過「木魚」的南方雜誌讀者,聽說我到實踐工設當老師教些個案研究的選修課程,直覺出口就說可惜浪費了一個可以談「大東西」的好學者。
我聽了口說那是年輕不懂事的文字,心底笑著,很高興那樣的階段已經過了,我現在只想踏實地用「等身大」的尺度過活與思考。

碰到一位年輕時據說閱讀過、崇拜過「木魚」的南方雜誌讀者,聽說我到實踐工設當老師教些個案研究的選修課程,直覺出口就說可惜浪費了一個可以談「大東西」的好學者。
我聽了口說那是年輕不懂事的文字,心底笑著,很高興那樣的階段已經過了,我現在只想踏實地用「等身大」的尺度過活與思考。

Kaya小四了,最近這個月,我跟他的互動越來越密集,每天晚上都多撥出一小時看他學些什麼,陪他一起學習。
這學期的「社會設計思考與實作」因為得到自學團體的友善支持,我雖然無法全心投入,但也開始接觸了這樣一個值得關注期待關係台灣未來的實踐領域,對比我在實踐工設研究所的教學經驗,更是有許多意外的體會(我跟實踐工設的大學部比較疏遠,事實上刻意保持距離,所以無從比較),觀察與接觸研究生的學習狀態,對比到小學生的自學教育,尤其感覺學生這時候再來切入自主學習的機會彈性與能力有些晚了,胃口與吸收能力都有了限制,這時再來改善真不是容易的事。
現在網路上自學的資源非常的多,我很慶幸Kaya的英文有點基礎,不是考試會考多好的那種優秀,而是跟英語在生活上沒有生疏感的那種自然的接納,譬如我們看英文影片或卡通,即便沒有英文字幕,這小子跟著看也不會覺得難熬,這點讓我跟孩子的一起討論有了許多方便,畢竟英文的資源多了許多。
但網路上的資源多是一件事,我也發現,從研究所的教學經驗體會到學生的瓶頸,人的互動交流溝通討論只會變得更加重要,人群互動的學習生活品質、學習溝通品質才是決定了那些關鍵活化的契機,單單學生一個人研讀思考,要察覺並且揪出自己尤其後設架構的盲點極為困難,起碼要花費很多不切實際沒有效率的時間精力。
希望未來一直延續要花更多固定的時間陪兒子共學,然後我自己也要重新把很多東西跟著孩子一起學好(譬如折射原理,慣性定理,譬如像函數這樣的習以為常的東西,竟然對孩子而言可以像變魔術一樣的神奇,哈。當然還有生物、化學、物理,社會學自然也不會少。)這樣的生活一定會比較累,但一定是更精神滿足的生活。
上週的某一天,決定週刊專欄來寫一篇柳宗悅或者民藝,我想說手頭那麼多的資料可以寫,想個輕鬆的題目分享應該沒什麼問題,今天打開過往的文字與資料,研讀思考了一整天,許多過去的感想、新的感觸一一浮現,但就是無法下定決心應該怎樣下刀。
我曾經花了許多時間在離開中研院與進入實踐工設的失業一年間大量閱讀與書寫民藝,對我而言,柳宗悅是在我一個人必須要承受多方面壓力重整生活、最困難的時期陪伴砥礪我心智的一個隱形的良師益友。雖然我無法完全同意他的行止想法,就跟柳宗理無法忍受甚至刻意反抗父親一樣。其實這樣的情形也不只發生在我與柳宗理而已,柳宗悅本人的一生充滿衝突,他的思想(甚至是刻意地)製造了大量的矛盾與周邊許多人的困擾,在那樣風起雲湧的大時代帶著許多毛刺硬骨的尖銳思想與實踐冒險,從來不是像現在我們消費「民藝」讓文創或工藝feeling good的甜順入口。
我後來觀察出一個結論,被捲入民藝運動中的許多人物,正因為直接面對柳宗悅的矛盾衝突,沒有迴避地清理尋找自己到底立足何處,才成就了這些受其困但不遠離的人們優秀的成就,柳宗理從來就不是因為繼承了柳宗悅的思想而成功,柳宗理有自己奮鬥的設計成就,他的成就如果要說跟父親的民藝思想有關也是父子衝突與和解的產物,父子兩人攜手建立日本百年生活美學只是文人在亂世中渴望「大敘事」(grand narrative) 的事後之見,說柳宗悅是「當代的千利休」大約老人家聽到會氣得跳腳。
但這樣一個豐富完整不好輕易吞服的柳宗悅似乎從沒有在台灣出現過,雖然「民藝」作為一個「溫和好用」的概念(其實稱不上「概念」或者應該說「修辭」)卻四處可見廣為青睞。我曾經試圖寫過幾萬字的民藝,或許因為那時剛剛離開中研院的狀態不佳,我極端不滿意那些文字,決定暫停先把自己安頓好,包括培養自己面對設計與當代時更完整的感受性,還有恢復自己還可以通情達理跟社會順暢溝通的書寫能力。
經過兩年來每日切實耕耘的努力確實有了進步,我一直認為是該重新再一次書寫民藝的時候了!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次的寫作挫折,我今天一整天有種強烈的失敗主義襲滿全身。我懷疑如果社會的需求從來都不是民藝,而是「民藝」這兩個字美粧文創的修辭效果,那麼恢復一種曾經轟轟烈烈出現於東亞文化地景而如今已被遺忘的知識/實踐立場,或者我稱之為「原始民藝」的運動記憶,有何意義?我擬想過各種民藝寫作的企劃,模擬過無數次的風格,曾經也想要搭著專欄來幫忙推進書寫,但一直都被腦閃過的一種聲音所擊垮信心:「書寫一種已經被填滿既定意像,已經發揮了它被期待的溝通功能,沒有人真在乎更完整豐富原始意義的主題?」
一整天的閱讀與打稿,最後仍舊以迷惘收場,或許我該趁還來及快換個題目吧。
【後記】這篇文章中的困惑,對我現在的我已不再存在,想通了以後,我開始用比較平順的心情開始在La Vie書寫民藝專欄。很高興,自己面對困頓沒有放棄,最後終於讓我想通。

Molotch教授長年在紐約大學的社會學系任教,是在都市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災難與媒體研究等領域都曾經做出創新貢獻的知名社會學者,尤其是1987年出版的《都市財富》(Urban Fortune)分析都市地產的金權網絡如何在都市地景的塑造上發揮關鍵的角色。他所提出的分析概念「都市作為成長機器」(City as a growth machine)更是影響深遠,因而在2003年獲美國社會學會頒贈終身成就的殊榮。
這本《東西的誕生》出版於2003年,旋即在次年獲得Mirra Komarovsky獎的推薦,從原本金權城市政經網絡的社會學分析,一下跳到香水口紅、土司麵包機、公共廁所這些小尺度(petite)的設計風景,堂堂一位大教授中年搞起文青風情,轉換不可謂不大。如果你以為這是他偶爾為之的小品之作,那就錯了。Molotch教授在《東西的誕生》出版之後,2010年與Laura Noren合編的《Toilet: Pubic Restroom and the Politics of Sharing》(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針對馬桶廁所進行研討,接著又於2012年出版檢討公共場所監視器的《Against Security: How We Go Wrong at Airports, Subways and Other Sites of Ambiguous Dang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回頭檢視Molotch教授已經成形的出版,可以看出《東西的誕生》並非意外的插花之作,而是他長期經營「設計社會學」的重要起點。
可惜的是,《東西的誕生》這本書問世以來並未對社會學界造成太大的影響,與他早年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切入金權城市的大受歡迎對比強烈,這個結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原本對資本主義敏感批判的左翼社會學者竟然熱情擁抱起設計!這本專書如果被社會學圈推崇群起追隨那才令人意外。Molotch教授果然是走過夠多夠久社會學路的識途老鳥,清楚自己將會遇著社會學讀者的慣性抵抗,他針對這些必然質疑的回應早就預示在本書內文的重要關節。
這本書的序言<我從哪裡來>非常簡短,從「我」到「東西」,人與物平等對稱的格式呼應著英文原書名的「東西從哪裡來」,自省與交心的意味濃厚,甚至帶著內行人才嗅聞得到的動人感傷。從六〇年代的左派憤青轉到肯認鐵定會被年輕時的自己不屑的設計,他反思來時路交代了一番心情:
「現在,我認為譴責民用品的那股勁頭是低劣的政治策略,就智識而言,也太過迂腐幼稚。」
Molotch的生父經營汽車零售,母親那邊的家族則是做電器生意,父母雙方都是商人的家庭傳統給了他成長的重要支援,金錢的奧援他應該心知肚明,但精神洞見的啟蒙或許要到他年齡見識漸長,準備好書寫這本書時才豁然開朗吧?帶著自我批判的懺悔口吻,Molotch說道:「那些哺育過我的手曾被我反咬一口,被我的嘴,也被我的腦反咬」。直接面對並思考設計的社會學意義,對他而言,是脫離社會學慣常同溫層的契機,「本書試圖徹底解開(東西從哪裡來)這個問題,而且我希望解開的方式能跳出自己生命歷程裡的緊張,引導出未來的一些新路向」。
相信設計物可以是社會進步的助力,很難不被社會學的「同行常識」認定愚蠢犯了化約論,主張資本主義商品可以是消費者精神自由的媒介,更鐵定是中了商人行銷伎倆操縱「商品拜物」的毒。年輕時的Molotch無非帶著這樣的腦,重重反咬了父母一口。
這本書翻過序言後開啟論證的第一章<聚合物:好與壞>以及為這本書做總結的第八章<道德規則>,頭尾一貫都以直言檢討這種「資本主義批判」的制式論調破題,要社會學者戒掉「對別人的東西說三道四」的壞毛病。這樣直白的書寫有方便讀者的好處,不投緣的死硬派很快就會反感掉頭省得浪費時間,而那些早覺得「哪裡不對勁」的讀者可以熱身,準備拋棄成見用開放的精神,遊歷Molotch教授精心安排的物件身世之旅。

這本書出版之際,我在中研院社會所剛升副研究員,學術生涯跨過一個階段,於是閉門檢討給自己規劃長期研究的方向。從博士論文的國際運動鞋採購市場開始,回國後經歷過數個產業研究的累積,關心的社會學課題固然有所不同,但靜思之下赫然發現都與設計相關,物件也都扮演著因果解釋的關鍵角色。這些反思引領著我最後下了決心,將未來的研究生涯賭在「設計」與「物件」上。
糟糕的意外是,一旦開始認真搜集研究文獻後馬上碰到了大麻煩,幾乎找不到任何「認真對待設計」的社會學文獻!Molotch教授《東西的誕生》這本奇書簡直如荒漠中遇著甘泉,早在我「設計轉向」的啟程處等著我, 沒有先行者豎立標竿的優異社會學研究當作晨昏對話的心靈夥伴,或許我早將「社會跨設計」(Design X Society)的願景當成不切實際的幻覺退陣下場。
從我離開中研院後轉入實踐設計學院擔任教職至今也已一段時日,在設計教室的田野中攪拌提煉社會學的新體驗,如今對媒合社會學與設計也有了更篤定的體會,回頭與群學出版社的朋友們協力規劃Socio-Design系列,第一棒上場的自然是Molotch教授這本精彩萬分的設計社會學力作,召喚新血加入絕沒有藏私的理由。
時光回轉到更早,想想這一切轉機萌芽之際,要是我自己沒有「社會學需要好好研究設計」的念頭,大概不會出現跟《東西的誕生》的邂逅。這篇導論的最後,就讓我話說從前,分享曾經年輕的台灣社會學者「我從哪裡來」的動機線索,平行於Molotch教授的反思,或許可以提供台灣讀者一些在地脈絡的想像,給還在設計的門檻旁猶豫未決的朋友參考。
發展社會學是戰後台灣社會學與國際接軌的一個重要領域,當年在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的爭辯中,台灣找到「東亞四小龍」的學術定位,也因而受到國際社會學圈的青睞。如今市場全球化、網路科技、中國崛起、金融危機、氣候變遷、、世局已然不同,而「發展社會學」更早隨冷戰背景結束而消失匿跡。但生態、永續、食安、能源、老化、安全、人權等眾多問題並未消失,反而大論述解體失靈之後,從分散去中心、貼近在地的社會創新與制度實驗下手,成為有識之士關注人類社會未來發展契機的焦點。
設計(無關商業或公共)本質出發點都在解決問題,它的重心不在高遠的法規政策,而是在貼近人身體五感所及的日常場域中,透過力求準確的環境調配來驅動社會實作的改變,進而達到社區與生活改善的目標。社會學如果不能有效連結設計,等於也斷絕了社會變革最終要被落實檢視的「最後一哩」。凝視人們與物件交接物質日常中的苦與樂,回到當初踏入發展社會學的初心,「更好的社會生活」需要的是,如Molotch的概念所言,「接合」(lash up)可見不可見的事物網絡而讓「東西」得以穩定存在的努力,證諸過去社會學前述突破巢臼的創新創業,沒有比「重新帶回物件」(bringing the objects back in)的設計社會學更適合提供這樣的改革洞見了!
台灣社會學圈在面對產業轉型的課題時廣泛預設著對「新興高科技產業」的偏好,半導體、液晶面板、奈米、生技產業逐級而上,充滿著後進國對掉入「落後」、「脫隊」不進則退的焦慮。過去大抵上社會學研究對於傳產殘留的興趣主要擺在探究生產分工網絡的彈性,勞動體制如何壓抑勞動,還有台商如何在外移地連結政商治理的課題。儘管產業結構上更接近義大利中小型家族企業主導的體制,但透過設計加值擺脫代工,從而走上魅力品牌的「義大利式」產業升級之路,幾乎沒有社會學者深入探討,新舊產業交替的「升級」(upgrading)這種社會學者自己最喜歡批評的「線性想像」可能暗中作祟。
我衷心希望Molotch這本書可以幫助我們移除,不管是因為「硬派理性思維」(非常符合「代工體制」對技術、成本與紀律的崇拜)或者因為對「資本主義的不信」,無法正面直視「設計」中藝術與感性創意的障礙。弔詭的是,比起「兩兆三星」這類產業扶植計畫在水電、交通、土地等公共建設與租稅補貼政策偏好上向大型企業傾斜、甚至排擠到其他社會部門的弊害與風險,用設計加值產品創意與品牌魅力的產業願景,反而更容易讓產業與社區結合,更適合多元分散的社會民主,也是更加「社會學友善」(sociology-friendly)的路徑,不是嗎?
社會學消費理論經常導向人們在商品消費中異化與消耗反抗意志的結論,但證諸現實,消費抵制與抗爭幾乎普世存在於當代重要的社會爭議與運動,設計物的消費者在面對商品價值時顯然有著超出功利主義享樂計算的認知框架,道德不安與倫理信念伸張同樣驅動著當代的消費選擇。他/她們在網路與現實世界中積極串連、評價、監督、牽制著企業種種商品設計與行銷的作為。「消費社會」從歷史舞台上現身帶給企業與社會的最大挑戰,反而是如何跟使用者進行「不被看穿陳腔濫調」的對話,甚至如何透過設計物件的媒介,培力積極消費者(active consumers)參與到更大範圍的社會變革。
《東西的誕生》中提及了許多包括Patagonia等品牌對於環境生態改善等公共目標的價值訴求,事實上像Apple與Nike那樣被抗議團體批評得體無完膚的品牌,最終引導她們往上游改善設計製造流程的壓力主要還是來自品牌愛用者,他/她們用購買與使用行為公開地與品牌「簽下」這些公司必須履行義務的價值承諾,當然也有權給這些品牌退場壓力。我們當然更不該忽略,「公平交易組織」與「綠色和平」這類公益倡議團體本身正是大量運用設計手段來傳遞、動員、累積運動能量的高手!就如Molotch教授所言,跟他們抗議的對象一樣,同樣也需要透過設計策略與設計物件「說故事」以創造出「為善的時尚」!
「好設計」一直是設計師專業自省的持續發問,從改善個人生活、友善環境生態、降低災難衝擊、到促進社會溝通與避免歧視;從早期工藝美術運動與包浩斯的淑世理想,到近年商業、非商業的許多「社會設計」的案例,不只設計可以從社會學處得到助力更開闊準確地理解如何「縫合」(lash up)物件到真實世界,連結設計思考/實作的社會學可以期待更「唯物地」接近消費生活中平常公民更真實的倫理處境。
設計是一門「實作的知識」,設計學院裡包含了許多從提案到創作,一個環節扣緊下一環節從身體實作的體悟中求知學藝的課程安排。但從中研院「純學術」的經院高塔看下來,設計學院甚至夠不上「知識生產」的末班,頂多只是高階抽象知識下滲(trickle-down)到低階實作的知識應用。刻板化的扭曲想像將「動腦的知識」與「動手的實作」切割成兩個涇渭分明的世界,於是「說的人」真以為可以思想指導「做的人」,「做的人」私下則暗自訕笑「說的人」只會出一張嘴;「說」與「做」的巨大鴻溝不正是台灣從教育到經濟在面對時代挑戰下轉型失敗的悲劇表徵?
傳統學門分立的專業堡壘在先進國家裡早被看得清楚,無法有效回應時代的劇烈變化,如今新的體認意在打破傳統的二分框架,思考姿態要保持在貼近現場的實踐水平面,發問的奧義不在正確與否而在引導探求路徑的有效性,知識過程應被理解為是問題解決的動態成分,革新提案則被預期要在實作與的驗證的循環中逐步收斂。知識自始至終不脫人類在特定時空下解決問題的實作產物,是人類與時俱進探索環境、持續演化的創新證據,這是杜威(Dewey)等美國實用主義者早就提出遠為深刻的「設計思考」。社會學者拿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社會學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來自我宣揚已成公式,這位一眼看穿「宏偉理論」(grand theory)與「抽象經驗主義」(abstract empiricism)看似對立其實系出同源的傳奇人物,其學術生涯起點與學術性格養成的博士論文《社會學與實用主義》暗示了在社會學傳統中為設計早預留的位子。
從「實踐社會學」(practical sociology)、「創作式方法」(inventive method)、「拉闊社會學」(live sociology)的新概念可以看出近年來歐美社會學與設計圈頻繁交流的端倪,攜手設計有助於社會學克服危機重拾實踐精神並非臆測,它已經是方興未艾跨領域知識實驗的現在進行式。Molotch本人參與了Resilience by Design結合設計的跨領域都市創新實作平台,Latour近年來頻頻參與藝術策展以探測(detect)適切於「人類世」(Anthropocene) 的知覺佈署,無非都反映了「社會跨設計」(DxS)探索社會學時代可能性的最新知識「時尚」。沒錯,正是「時尚」,就像《東西的誕生》的終章最後一段Molotch引用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有魅力的馬克思主義」對時尚本質的看穿,是一種拒絕再套穿「社會學」與「設計」涇渭分明「制服」的反題。
社會學的「實作轉向」(practical turn)如果不想流於另一波抽象思維的學院風潮,跟蠢蠢欲動正往「社會轉向」的設計新勢力協力共學,會是一條可以保證「格物致知」踏實求學的好進路,這個設計與社會學共享的「無邊界」平台,模擬葛芬可創造出ethno-methodolgy一詞的機巧,我們稱這「另一種社會設計的想像」為Socio-Design,這本書也是以此為名的群學出版新系列的第一個邀約,歡迎加入未來更多DxS的知識探索旅程!

目睹學界的紛擾讓我觸景生情,遂回到檔案櫃裡找出這一封存的信封,裡面放了多年前我與某學界編輯委員會間來回交涉的許多信件。
我把那個事件的所有紀錄都小心地保存著,裡面記錄了看來正義凜然與熱愛平和的讀書人可以如何超出尋常地傲慢與殘酷,即便現在打開還是會有夢魘回返的心悸,那時最痛苦的時候要經常吞藥才睡得著。
我也記得很清楚那一幕,在家裡浴室裡跟Febie與當時還小的Kaya抱著跪在地上痛哭不已的場景,那時有不少學界朋友也鼓勵我站出來,表示她們願意幫我作證說話。後來,我選擇了吞下但是牢牢記住,或許多年後等我該寫回憶錄時再來公開吧?
所有白紙黑字的往返文字都在我塵封的檔案夾中保存著,我一些多年好友的關係也跟著那事之後淡了(看過一次黑暗之後,你寧可學會提前轉頭)。
我的童年充滿家庭的衝突,刀、血、哭泣、尖叫、玻璃碎片… 讓我成長過程承受許多痛苦,因為這個背景讓我因樸素的正義感而靠近社會學,但也讓我進了社會學後一直親近遠離衝突的學派,我第一個心嚮往崇拜的學者是圖爾幹,而遠遠輪不到馬克思,事實上我大部分時間不太願意接受他是社會學家。
圖爾幹的基本看法就是,衝突是因為不正常的強制的分工,我也一直相信衝突都是可以調解的,仇恨可以寬容和解,這讓我雖然對差異極端敏感,但也經常能夠保持在矛盾緊張的思想間尋找圓融的視線交融。
我寧可犧牲自己委屈也不願意給自己待過那麼久幾乎像個家一樣的單位受傷,我對於不讓無辜的人受傷沒有把握,那就寧可自己一個人用時間慢慢消化平撫傷口;反正我本來就一直嚮往著離開的自由,算是臨門一腳推了我一把。有時候想想,我的選擇跟母親當年的吞忍選擇還不是一樣,一廂情願地有情與保守,而那原本一直是我從小對母親的埋怨啊!
#每個人各自選擇為自己做過的事負責的方式,這些感想不表示或暗示支持了誰,我只是在臉書上記錄自己的生活感思。

繼文跟我是同一世代的學者,年輕時在《南方》雜誌還一起寫過稿子,有很多不需多言的時代默契與信任感,我跟他比較密集來往是進入中研院之後,尤其社會所與政治所一起搬到人文社會研究大樓後,他在右翼我在左翼兩棟大樓遙遙相對,他有時會過來看看我,大多是我們在中午前電話相約,就在下方餐廳用餐後update彼此近況。認識他的朋友應該清楚繼文的為人,正直、體貼、細膩、聰穎、穩重的一位學者,跟他接觸過大概沒有人不會喜歡上跟他相處交談的時刻。
我們見面討論的主題除了研究院裡共同關心的一些事情,回想起來主要聊的不外:
一、很多人應該知道他年輕時跟我研究所同學王宏仁翻譯過劉進慶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我跟他有共同熟識的日語吳老師,聊些老師與日語教室的狀況,日文學術出版的動態是幾乎每次碰面都要提及的主題,他已經離開日語教室多年但我們總是從吳老師開始談起,可見得他的義氣惜情。
二、他腦瘤開刀但症狀主要是從眼力障礙開始,我眼睛也曾經失明,他靠著將論文轉成英文語音閱讀多年,論文寫作也都靠聽力輔助,所以給了我很多軟硬體與經驗的協助,讓我有辦法在最糟的狀況下還完成「陰柔專業性」的那篇論文。我最喜歡談他鼓勵我的一個笑話,他有一次突發奇想就說,那我們來組織一個學術勞動者的工會吧!而且名稱我已經想好,就叫做「VISION」(遠見)!!我問為什麼?他說是:Visually Impaired Scholars’ Union! (視力障礙學者工會)你看這人多麼開朗充滿正面能量,狀況最糟的人反而是給我鼓勵最多的人。
三、繼文研究專長是政治學裡的理性抉擇,對我那是不可能踏入的領域。但我的研究領域既然是經濟社會學,也不可能忽略理性的問題。我對於深度描述的文化建構論一直不感興趣,一定程度上對個體理性是肯定的,但對於Swedberg那種乾澀的理性模型又不想靠近。有一段時期,我因為遇著Axlerlord的The Evolution of Coopertion初識時簡直驚為天人,還有尤其接著著迷於Jon Elster環繞理性抉擇的許多讓人醍醐灌頂的精彩辯證,所以我當然也找機會就跟他請教,不過,他感興趣的主要還是我不關心的政治學課題。
四、我經常會提及一些學術人知識生命的困惑與憧憬想像(老毛病),他雖然研究工作多處理量化的模型問題,但畢竟學術生涯的開端是從歷史分析出發,大約配合我吧,就談論些研究上的背景關懷。他的個性穩重完全不像我老是有著揮不去的焦躁不安,把個人生活跟學術投入做了清楚理性的分割,我記得有一次他跟我提及,他很想把好幾塊研究工作快弄好,然後身體如果還可以想要退休過輕鬆些自己想過的日子,我問他那時你想要做什麼,他意外地跟我說,一直想寫本小說,還說他想了很久了。很可惜,我沒再追問是怎樣的一本書。
我過去這幾年人生變化太多,無暇回頭探望老友,也因為自己顧慮比較多怕影響了他休息,我知道他是個很穩重清楚安排生活的人,內心深處或許難免掙扎,但他應該是對一切都早有準備,我因此不致需要憂慮他的精神狀況,但總是一層不捨的陰影壓在心頭。一段時間會從朋友處探知他的近況,點滴都還算保持關注他的身體變化,最近一次年會又從共同的近友得知他的病況,從朋友的表情眼神知道她們的擔憂,我一直想去看他,問過好像也不恰當,就這樣擱在心頭。
今天在回家的捷運上看到不好的消息,很是難過當下淚流不停,直接就下了車站找個角落調整呼吸。繼文是很穩重勇敢的人,我知道他也是有基督信仰的虔誠教徒,我相信他在天上一定還開朗地想開個玩笑逗我們開心,不需要我多替他難過。我難過,真的是替自己難過,這麼好的人,這麼快就離開我們,心疼。
寫些回想的文字紀念他,把他喚回來鼓勵我這多了點時間在世上作點事情的人。

《反面鏡相的同期生,不可共量的人生》
昨夜看到國賢寫的那段話,「不良示範」、「標準的偏差」、「誠信的淪喪」、、這些充滿倫理意涵與自我期許的文字,不少人可能讀到了嚴厲,但我讀來卻有一份會心的理解(不表示我贊同他的觀點)。為什麼這樣說?那就要話說「從前從前」Jerry還在美國杜克大學讀書準備畢業的那一年。
那個年代出國讀博士的人比較少,拿到學位那年有哪幾個人準備回國投入就業市場很快就可以算得清楚,現在擔任台大社科院院長的國賢是我那一期很明顯的競爭「對手」。
他應該是高度紀律的學者,所以很早就準時完成學業回國,就定位準備迎接許多工作機會。我呢,剛好相反從來不覺得「學術」是個獨立的真理王國,哈,先是為了「書生報國」(就FB前幾po被杜克校友分享,登在Duke Chronicle頭版的抗議事件),放下課業不管幾個月讓指導教授找不到人耽擱進度。然後又因為要把論文修整好才提繼續耽擱數月,等到我回國時台灣的大學社會系所新開的教職已經被填滿,有種人到機場送行飛機的挫敗不安。
那時人家問我不急嗎?我的回答都是:「反正有蘇同學在,我提前回去也沒有希望,哈。」我說這些話不全然出於謙虛,而是因為那時的我剛好極崇拜Ronald Burt,而蘇是他指導的學生,哈,我甚至真的覺得Burt教出來的學生當然要放到重要的位置。
總之,回國前只剩中研院社會所時程較晚還有點機會,心底已經調整好去補些田野資料,等次年的那輪市場才正式入場,後來進了中研院,人家恭喜,我的回答好像是剛好相反的理由從「遲到的無望」到「遲到的幸運」:「因為高手都被其他學校先搶走,中研院剩下不多可以選擇的option」,這樣說也沒有錯,事實上是中研院社會所多年的遺憾,每一年我們都想法子提前一些徵人作業,但大學就是有辦法再往前移動,競爭的態勢是清楚的。
另外,我這樣說也非謙虛,因為timing機運確實左右許多,也用此提醒自己進中研院並非成就而是責任的開始,我在社會所的每一天可是都用「高標準」在自我要求的,不然也不會弄到眼瞎腰斷的,哈。
談到Timing的弔詭,蘇跟我的對比確實強烈。他高度紀律準時就市場定位,很快就找到job offering,對方提前作業自然會要求他提前抉擇,蘇應當是基於安全理由也就接了,這就造成他幾乎是disadvantages of the first mover的「宿命」。
幾年後他憑著努力再次跳槽,那次又因為對方要求限期決定,就轉戰到南方國立大學的管理學院,他並沒有停止努力「一心向上」,奮鬥不懈再過幾年終於進入台大,中研院依然因為動作較慢錯過良機。我因為市場進入同一cohort的位置一直關注他的動向,這也符合他老師Burt對「競爭」的理解,當時看在眼裡幫他鬆了一口氣,心底非常高興。
(註:我提及「競爭」是就結構來看,不是真的存在什麼主觀上的競爭緊張,我跟蘇也算是多年朋友,剛回國的幾年經常有機會碰面聊聊。)
我想起這些往事覺得有些「警世的意義」可以談談:
一、我們的對比很清楚顯示「機運」的作用,人的生涯成就有太多機緣混雜,面對無常的世間事真的要謙虛;
二、同樣的cohort畢業回國,蘇現在當上台大社科院院長,回頭看是則力爭上游奮鬥有成的勵志故事,我呢,多年以後比較起來大概會是他眼裡會污染了年輕學者的「壞榜樣」,哈。蘇院長是有強烈宗教信仰的人,信念支持他的上進,我呢,一個自認宗教情操沒有比較低的無神論者,一路堅定沈淪靠的可也是「脫俗的」信仰喔,哈哈。
三、用世俗「量化」的成就標準來測量,蘇這一路爬升是hard earned upward mobility; Jerry這個對照組呢?是hard choice的 downward mobility。我一路看著他在另外一條平行軌道「追上又超越」了我,感觸是「質性」的:人的一生有種不可共量的特性,主觀的意志永遠都是關鍵,雖然蘇的意志易解,我的意志比較像夢話,哈。
四、我回憶年輕時跟蘇談學問時感受到的個性,他是非常「擇善固執」的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清教徒的努力紀律才有資格獲得天堂的門票,他自己的經歷應該可以給了充分的印證,他把眼中看到的「散漫」當成傳染病一般認為該彰顯正義地制止,完全可以理解。我的想法顯然不同,既然平行,就別處分享免得太針對。
五、在我這個或許更大的「傳染病原」看來,當然世界會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但客觀來講,我現在跟蘇的地位與權威南轅北轍,哈,或許可以讓老友安心不致影響了正規學術的士氣。
最後再加一則爆料,幾年前,我本來幾乎快敲定要去清大作些貢獻,我為了那些校長交代的任務還認真做了很多閱讀準備,也預先拜訪校內的相關機構,後來出現逆轉的意外,我因為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不是典型的學者,不在正規軌道上做學問」的評語與出手制止而在最後一刻退場。弔詭的是我本來被期許的就是幫忙攪動清大跨領域連結社會的知識活力,哈。
現在回想,那位護衛學術正統的院士救了我一命,後來再次出現抉擇時,我很輕鬆就選擇了遠離名校到實踐大學設計學院經營可以一個人自在跨界的小園地,不致於污染了聖潔端莊的學術體制核心,哈。
離2018來到還有一點時間,這三四天身體很差,各種毛病紛紛出來擾人,人前撐著精神還好,一轉身就找床躺下閉目休息。今晚照我從小到大的老習慣一定會仔細回想檢討,逐點發願砥礪來年,而且一定會打字做好「筆錄」才能事後印證。今年就省了吧,我這人哪天不活在計畫中啊,還需要逢年再來一次大計劃嗎,哈。希望父母家人都健康,我可以清心專注過每一天,這樣應該夠了。
往前找到2011年的12月30日,中研院的Jerry研究室照片,那是比現在研究室大四倍的明亮空間,窗外就是一片綠色山林的風景,實際上並非如照片中寧靜,隔壁的助理們三天兩頭就會過來開研究會議,熱烈討論的聲音不時會干擾到隔壁所長室,哈。我經常一個人在研究室裡對著窗外,想像更遠更大世界的心跳律動自問,是否把自己放在對的地方?有什麼更踏實貼近的知識生活可能在等著我?老天還會給我多少猶豫的機會?
顯然,大部分的時候沒有結論也總是充滿了狐疑,有一天因為一些不想再提及的事想通了,沒有結論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些問題都不可能有「思考的」解答。人生充滿意外與不確定性,社會更是弔詭變動不居,只有成天活在思考的人才會相信行動必要也可以先有乾淨俐落的答案或甚至線索。
人獨一無二僅此一次的一輩子,除了經歷沒有之外,體驗之於人生有種超越思辯的優先性,活在歷史中的人只能從盡力延伸觸角的摸索中感受意義,所以告訴了自己,出走要趁還來得及。
我經常想起離開中研院的前一刻,我跟他說以後發揮影響力就是各位還站在學術重要位置的「前同事們」的事了,國雄想都沒想送了我的那句話:「你只要離開後仍舊一個人快快樂樂地活得好好的,就已經有了你的影響力,加油!」六年後,我慢慢地才清楚了他送給我的訊息。
看著老照片,熟悉的空間,想起了初衷,2018,無慾則剛,活好就好。
各位朋友,新年快樂!!
#自己設計的研究室到現在還是挺喜歡的,辦公桌背留了開放的隔層,討論區的桌子是兩張裝輪子的方桌方便助理們討論時自由移動(我還訂製了四片透明夾色的Laptop桌板呢),漂浮空中的橘色木箱讓我一抬頭玄想就有了凝視發呆的對象,Duke Blue杜克藍的書架中線一路拉到底接上大片落地藍色佈告牆面,只可惜工班辦不到色調統一。


年末意外收到海外寄來的老友照片,Dale Tzeng寫了:
Happy New Year…to the man who taught me that life is more fun out of jail than in jail !!
那是Duke的校園報紙The Chronicle,1995年10月25日(週三)的封面頭條,四位同學一起在Bryan Center前靜坐抗議,就我一個人被拍了當封面,真不好意思,旁邊掛著「TAIWAN」的反而沒上報。
我為了飛彈危機的事件,放下了博士論文寫作也耽擱的進度,也因此成為那一年最晚進入台灣就業市場的人,Nan Lin問我想不想留在美國教書,我說謝謝,我說想要回去生我育我的地方(真傻,哈哈)。

各位不需要為我擔心。
我生活中忙碌的都是好玩的事,沒有一件不好玩,沒有一件沒有意義。
我的人生不會允許自己說不出個理由的勉強事,所以快樂被期待,痛苦也欣然預知,不痛不癢的學習那是懦弱的藉口,原諒我的偏執,我沒有判斷你,我只是說自己覺得誠實有感的話。
這學期真的很苦,但離開中央後兩年多來的適應調整,點點滴滴都是在為衝過這一學期的瓶頸做準備,我期待很久,興奮非常,因為終於給自己打了綠燈,得到允許可以跳進來咬緊牙關努力通過。
身體的風險與精神的重擔都是早就清楚的事,再過三週就manage過這個我期待很久的陣痛,會讓過去兩三年的流離蹲低與沈潛有了價值。
不敢冒風險就不可能有獲得,就不可能走到自己嚮往的地方,我看不出社會與人生有其他輕鬆的公式。
沒有一件事是勉強的,所有發生的都是該來的事,即便預期之外的成本也都預先被接納,而且迎接帶著不期而遇的驚喜,沒有陣痛就不會有新的生命,愉快地目睹與分享我的成長吧!
牢騷只是牢騷:::
桃園機場停電幾小時,民眾怨聲載道,說堂堂一個先進國家竟然沒有備用系統。如果科技部的電腦停擺當機,那麼台灣這個國家千千萬萬的高級腦力小細胞一定會跟著哭天喊地,100%的覆蓋率全世界少有的集中知識體制,全台灣最被徹底馴化的就這塊遠離市場與社會的領域,台灣的腦力供應難道不需要一個「備用系統」嗎?
有那種獨立的空間給獨立靈魂的學問者喘息自理嗎?中研院我敬重的研究員打電話去科技部埋怨一個網路系統上設計造成困擾的問題,竟然需要跟負責的行政人員鼓起勇氣用「我知道這樣做對我不利…」開場,我看了這段FB貼文,坦白說心底痛苦萬分,簡直斯文掃地,連讀書人都要彎腰折磨靈魂只求生存,這樣的社會能夠有什麼開創的格局迎接變動的全球新時代?
這實在並非例外,而是每天都在空氣中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風氣。我看藝術大學的校長公開辯論,內容聽起來還比較像在跟科技部展示業績,然後我也看到明明是「私立大學」的校長卻更沒有辦法抬頭挺胸談自己辦教育的獨立理想,反而像個跟同仁炫耀的業務員一樣,交心他如何盡責地跟教育部的職員探聽打好關係。
我們批判中國發展「社會信用」評估體系,但想想,我們包山包海從科技部到各校內部的「績效」網路登錄稽核系統,審查提案考核大大小小鉅細靡遺地天天在「撈資料」、「補點數」、「湊佐證」又哪一點「跟不上」人家?
這套系統還會往外延伸散播傳染,透過法人透過產學透過外包,再把這套對人充滿猜疑、對市場充滿不信的形式主義手爪伸到民間與市場中,學者不只天天在學院內被審與互審,也在各種文化創新的社會領域中裝了學者專家審查的「葉克膜」(就跟空污不是都怪外部傳來就好,葉克膜豈止中國一套?)讓這種不信的擴大傳染,壓低學生助理工資影響到市場工資,壓低演講酬勞到影響社會上的演講酬勞….,
我去前身護理學院的科大演講,看到護理教育不能專注在精進未來護士的護理專業,老師跟學生逼著要傷透腦筋搞「社會連結」搞「創新發明」,想方設法申請(想也知道怎樣品質的)專利以增取政府眼中的量化績效。各種領域專業不成專業讓人心痛,就像我常看到,開獨立書店的人要集合起來交換如何申請文化部經費的技巧,忙著弄出期中期末各種報告,跟政府接案的設計師要面對「累積媒體報導七篇」之類不倫不類的「成果要求」…. 久了我們漸漸麻痺,創意的人、知識的人、專業的人、、委屈彎腰也習以為常了,讓人看了膽戰心驚。
世界不會等台灣,我們最大的問題不是政治內耗,不是中國干擾,而是政府用管制操縱搞文革的心態在指揮從而窒息社會的活力。
人在江湖再怎麼厭惡再怎麼努力規劃生涯也還是逃不掉科技部/教育部,台灣千千萬萬的知識人,不管是所謂激進的、被認為保守的,才華出眾的,資質平庸的,無論如何講到底,就只被允許一個向國家跪著參拜存活的生存姿態,難道只有我覺得這是骨氣蕩然、忍屈受辱嗎?在這個權力百分之百集中、準社會主義的知識體制下過活的這件事。
唉,難怪最號稱追求自由的讀書人也是最畏懼教育自由化的一群人。好吧,那就來玩吧,追求最低限度妥協的知識生活,然後記住,思考逃離之道,在最終自由的那天歡呼站直。

《東西的誕生》在我看來是本生不逢時的早熟社會學經典,是Molotch教授意圖在「設計」與「社會」這兩座看起來涇渭分明的巍峨大山間默默架橋的創舉。這書當年就出得過早,中文版一直到英文版付梓的十四年後才「適時」出現,在我看來晚到得正是時候,降低不少過早出版被尚未準備好接受它的台灣設計與社會學圈忽視的風險。
群學出版社在準備這個系列的第一本書上費了不少苦心,翻譯稿來回訂正用心為讀者降低了進入門檻,中間還數度被我勸說十四年都等了不急,為取得輔助圖片與斟酌語詞一度延後上市行程,都是出於這樣一份慎重的心情。「Socio-Design」系列叢書的規劃人本來只消列出清單頂多加上書寫導論吧?沒想到碰到這麼囉唆白目的傢伙,感謝群學編輯群的耐性容忍。
我離開中研院社會所後進入實踐工設系任教,從研究社會的學術機構一腳跨入實踐設計的教學異領域,原本只是為了研究設計下切山谷取水,最後卻改變主意踏入對面山頭。當年創辦實踐大學設計學院的官政能副校長也從遠方的人物,意外成了就在鄰室一起工作的同事,他百忙之中慨允從設計大山的峰頂描繪「設計之眼」中看到這本書裡的社會學風景。這樣配合這篇導論,不管讀者從設計或社會學的哪個山頭互訪,應該可以從這些登山客在山谷間映射的文字,找到屬於自己的一些從容與樂趣。感謝他的賜稿,讓這本關於設計的國外社會學專書在本地也有了跨界架橋更真切的意義。
本書第一章便從「怎樣理解物件」直接破題,將社會學研究設計的旨趣、預計要翻越克服的關卡,與最終想跟讀者分享的觀點做了簡潔的交代。接著是非常精彩的第二章與第三章,通過對設計專業的民族誌與歷史考察,Molotch建立了一個在我看來極具創意與說服力、對社會學與設計的自省都有深刻啟發的基礎論證:「感性與理性雖然在事物上融合一體發揮作用,但我們反思論辯之際卻常讓理性單方面切割綁架了感性」。設計對社會學的知性挑戰因此不只不在如何「應用」於設計對象,反而是如何藉著面對設計來克服自身對感性的慣性擱置,摸索Scott Lash教授所說的「審美的反身性」(aesthetic reflexivity)。
第四到第六章前往離設計物件更遠的他方尋找打開「東西身世之謎」的鑰匙,分別從設計到製造零售的流程,從空間尺度聚集發散的課題,從產業結構與價值創造的緊張,針對「創意」與「尋常」、「藝術」與「工程」、「秩序」與「變動」的矛盾辯證做出從「物件」出發的社會學解釋。完成這趟尋根的旅程後,最後兩章用全新的眼光再度回返物件,一方面,面對包括環境與正義等在內更廣闊的當代設計/社會課題提出見解;另一方面,藉總結之力當頭棒喝社會學輕忽設計的流行偏見,呼籲兩者必要互補協力的時代使命。
《東西的誕生》的論述路程看似曲折,但內容分列在上述八個層級分明的章節,從登高行遠到最後回返的環形路徑清晰可辨,途中穿插了許多Molotch教授上山下海蒐集到的有趣引證,只要讀者帶著好奇的遊興放鬆心情循序隨行,應該不會有太大的閱讀障礙。我想借底下一點篇幅,就「設計」與「社會」這兩個糾纏多年也改變了我學術生涯的概念,做一番或許看似跳躍的文字耙梳,橫看成峰側成嶺,分享一位登山者的空谷迴音,至於兩座大山遠近如何各不同,就留給讀者因境因緣自由想像。
「設計」就像「社會」一樣無所不在,人們一般自認懂得設計,程度就跟她們「走闖社會」的熟悉度不相上下。因為太過熟悉因而被輕忽,也就成了兩者共通的宿命,但設計與社會暗地發揮影響卻被視而不見卻是牠它們正順暢運作的跡象。「成功的」設計與社會都不需要「使用者」詳讀「使用手冊」,就像此刻或許正架在你鼻梁上的眼鏡或者脫口而出的語句,它們自然地存在,讓你在視見言談中展開的生活日常「成為可能」,彷彿是你身體的一部份,只有在設計停擺,像是眼鏡折損破裂必須一直用手抓著,社會流失,突然置身在語言不通的國度成為「文盲」才被赫然意識到。套用哲學家海德格的話語,人類的個體意識從來並不清明,「設計」與「社會」始終在背後支撐著日常,雖然它們一直狡猾地「退場」(withdraw)藏在被遮蔽的意識背面。
人類作為繼上帝之後的第二個造物者(maker),已經透過設計將人造物(artifacts)發送安置到幾乎地球的所有角落,從人類集聚的城鎮,到人煙稀少的森林、深海,甚至深邃的外太空(衛星或者垃圾)。數不清的眾多設計物,出於美感、舒適、安全、好奇,甚至快速殺戮的任何可以想像得到的理由,構成了我們時刻無所遁逃的環境。也因此,人類社會生活的幸福與不幸,善事與罪惡,昇華與墮落,設計物件都難脫關係。既然人類生活逃不出「設計」的宿命,而地球據說也早被設計進入了「人類世」(Anthropocene),始作俑者的「設計師」自然也躲不開為人類與地球承受的悲歡苦樂負起責任的眼光。
設計的專業語言喜歡模仿工程強調「解決問題」的初衷,除開一廂情願認定「凡成就善事的才歸設計」的套套邏輯,設計師回答那些惡事是「不尊重設計的結果」,講起來輕鬆但一旦承受付託真的準備好了?承認設計並不例外,跟譬如一度巍然被頂禮崇拜的「經濟科學」一樣,也會搞砸事情,謹慎地承諾無論現在如何「明天會更好」,應該是成熟的專業更謹慎明智的回應。
設計師們回首看看,設計從工藝美術運動或者包浩斯以來演化至今的成長軌跡,靜心傾聽近年來設計圈新增的語彙與社會的期待,「系統」、「脈絡」、「平台」、「社群」甚至「品牌」,都應該可以感受得到,設計「更好的未來」關鍵地需要甚至跨過「使用者」的框架、看清「社會」的更宏大眼光。畢竟,物缺了人的想像意義不明,人缺了物的協作滯礙難行,「設計」與「社會」是人類全體生活中同形共構又常被彼此遮蔽的一體兩面。
「社會」無所不在,人類從三餐不飽時刻驚恐將成為野獸獵食對象的悲情,一躍成為將猛瑪象趕盡殺絕甚至威脅地球安危的「萬物之靈」,社會的溝通協作以及設計的工具發明兩者相互支援缺一不可。對於社會運作的諸般道理,社會學有其獨到的見解可以貢獻;然而,也必須老實承認,社會學專業已脫離圖爾幹(Durkheim)草創時的青澀,當年最年輕的社會科學在過度專業分化下也漸漸鈣化而背負厚繭,扛著許多自身習而不察的制度化框架。
「批判」、「反身」朗朗上口成了同溫層內自得的姿態,彷彿對外其他學問實作或者尋常百姓都不知自省,或者對內成了檢視彼此是否符合「社會學想像」的標準。「萬物之靈輕忽萬物」隱然是當中一個病症,用「商品拜物教」、「技術化約論」、「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話術自我綑綁、遮蔽了格物致知的徹底研究精神。在這樣制式的眼光之下,坦白說,設計只能成為社會學者「自我感覺良好」標靶鄙視的他者對象。
我鼓勵上進的設計專業者閱讀《東西的誕生》以尋得「從物件觀看社會」的啟發,但社會學圈的朋友可別將它看成「瞧!社會學也可以應用到設計」的例證,因而輕忽了這是再次發揮一向自傲反省力的重要契機;與其強調設計可以從閱讀社會學中獲得內力提升,我更想跟年輕的同行提醒,倒不如說我們可以從認真對待設計,像Molotch教授這本《東西的誕生》,體悟到社會學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即將包裹構造社會的21世紀設計時代怎樣「謙卑維新」的機會?
還記得圖爾幹當年的創業金律嗎?他本人的社會學研究從來探求客觀整體,沒放過物質條件的作用。後來,隨社會學的日漸體制化,葛芬可(Garfinkel)警惕到專業危機對社會學又進行一次顛覆,他用心良苦扭曲了祖師爺的這句名言,希望擦拭社會學的銳利眼光,要社會學的徒子徒孫「重新看見事物」,貼近現實去關照平常人在日常生活中經營出社會客觀性的實踐。
葛芬可壯志未酬未能改變社會學,他草創的「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究竟是社會學的繼承還是叛徒,判斷因人而異,但所幸後繼有人,近年來法國社會學者拉圖(Latour)帶頭再起顛覆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底下ANT)理論在科技與社會的研究領域內捲起浪頭,波濤接著跨堤穿過經濟社會學、文化社會學,滲透到哲學、人類學、神學,以及設計研究等諸多領域。拉圖同樣意圖拆解「社會」這個「非物之物」的概念包袱,取而代之建議我們要貼緊現實的地表,「不要(概念抽象地向上化約)跳躍」(don’t jump)、「跟隨物件」(follow the objects)摸索前行,以掌握非人非物、亦人亦物、兩者交引纏繞的網絡。
在我看來,《東西的誕生》正反映出一位具有綜攝與獨創能力的優秀社會學者對這三波「社會學創業」的精神繼承:

Molotch教授打破「東西」(stuff)封閉自足(self-sufficient)的常識定見,將創造設計物的天才「放入括號」成為中介眾多掩蔽之物的一個環節。原英文書名如果直譯是「東西從哪裡來?」(Where Stuff Comes From)運用的是他一貫敏銳的「空間」想像,將許多物件「外在」「既存」「強制」的社會條件給編織牽引到物件的內在構成,表現出圖爾幹「社會事實」借助物件想像的學科典範。
他分析「創意」以為社會學論證設計時的基礎,毫不迴避社會學因為懷疑訴諸個體的解釋而對此概念的安全距離,指出感性與理性從來就是交引而生的整體,人們在邂逅撞見設計商品時明明頓時感性飽滿、理性迴圈暫停,但弔詭的是,一旦到了要「科學地」分析設計物時卻往往感性疲乏、理性神經過度肥大。解方:誠懇地去感應更真切的整體狀態,透過正面直視「設計」打開融合理性與感性的雙眼;透過更自覺地反省單方便強調「理性」的既存障礙,停止擺出秀異的姿態將「感性」化約為商業行銷騙術與常民的柔弱無知而予以棄置。向常民學習,Molotch對社會學日漸耗盡創意的診斷與處方,有著葛芬可當年呼籲回到事物發生的現場、尊俗民方法,貶科學傲慢的分析銳利。
至於接收拉圖的ANT啟發更是明顯,尋找「東西從哪裡來?」幾乎是「跟隨物件」的超白話翻譯,整本書由「接合」(lash up)的觀念貫穿全場,在設計經典與民生庸物之間穿梭演繹,對「物件」在一圈圈的網絡中時而穩定、時而變動的辯證進行了細膩的描述,溫和平衡的分析精彩足以打破成見,卻沒落入STS名著經常語不驚人死不休,對一般大眾而言不免饒舌難解的缺點。《東西的誕生》或許在STS的擁護者眼中,只取一瓢飲未得真髓,但持平而論,在架橋社會學與設計的努力上恰如其份,開路先鋒的樸實風範值得喝采。

Roomba是一台市場佔有率高達88%的家庭自動掃除機器,他應該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與機器人共處最親近的經驗吧?今年7月5日,Roomba背後的iRobot公司總裁對外透露將販賣樓板圖資給Apple, Amazon或Google,公司股價頓時從6月底的頓挫火燙上揚,從一年前每股35美元翻飛到102美元,市值也從6.6億美元提高到25億美元。但消息傳出也震驚到關心隱私權的社會團體出面抗議。成天趴在地上埋頭打掃的乖巧機器人怎麼會有地圖可以販賣?
原因是iRobot從890型的Roomba開始,在原本的三顆感應器之外加上了VSLAM(視覺同步在地化與製圖)系統,一台微型攝影機仰角45度持續掃描用戶家裡房間的大小擺設,微電腦晶片將這些蒐集到的視覺資訊辨識計算,透過Wifi網路上傳到雲端儲存,同時透過資料庫反覆比對的深度學習達成Roomba掃除路徑的最佳化,並且在電力不足前便知道用最短距離回去充電,再直線回到之前停止打掃的定點繼續完成工作,不僅省電、高效率而且幾乎可以永遠自我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