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 Step —–Jerry的日記部落格

最近有空又拿起服務設計/體驗設計的書翻翻（一樣引不起興奮），又收到做研究員的上進朋友要我開社會學書單（依舊沒有想給），然後又看到一些照理講「既社會學也設計」但因為互缺與彼此疏離（OK, 我願意扛些責任）的結果也沒被好好處理的議題（譬如北車地板與屁股的距離），我有強烈的感覺，這根本是同一件問題。一些非常基本的東西從來很少人想認真處理，We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THIINGs themselves.

但很少人願意承認這件事，理解體驗的工具書都在手中了怎麼可能說我不CARE體驗這件事？都跟你要社會學書了怎麼可能不CARE複數構成的問題？都寫了對北車地板的評論了怎麼可能不CARE這件事？你說，問題是不是挺嚴重的？當防水設施本身就是問題時我們要如何在它們之外思考防水的問題本身？或許，我們應該學著不要急著「解決問題」，這樣我們才不會被「急著入手」、「急著出手」抓到的安慰劑/阻塞物給綁架了心智。

有一件我這麼多年來終於體會到、但很多人大概直覺謬論的道理或許可以分享：越是具體就越接近事物的本質，相反地，抽象是一種非常可怕的陷阱，很多人無意識中就已經被「抽象是接近本質的捷徑」的直覺所誘惑。要知道，THINGS永遠是在複雜中構成的singularity，這個北車、這個地板、這些屁股….，抽象是很容易上手、低度耗能的handle，它幫助你「吸食毒品」般上癮於可以apply到「下一個」的安全感。

週六晚本來要休息了，看到介民在FB上分享的兩篇書評與兩篇回應，非常棒的企劃，可以說是台灣社會學圈在「中國研究」與「東南亞研究」的重疊處靠學者勤奮的不懈耕耘才累積的一個peak achivements，也燃起了我很多的回憶，在那個年代我選擇走了一條不易被理解的路，走上一條人煙稀少的叉路，最後為了貫徹自己的學問意志與願景，走向設計、走向日本、走到民藝、回到大稻埕、走出中研院、離開熟悉又日漸陌生的學圈，最後在實踐設計學院一個人閉關，為了「不忘初心」專心繼續「一個人的在野派」，其實都是為了忠實於踏入中研院時內心發誓的學術志業，為了對我所理解「理當用力擁抱當代」的社會學更深的期待與愛，為了對台灣未來可以發光發熱的相信與愛。

今晚快速地把四篇一口氣讀完，很高興《台灣社會學刊》做了這麼有意思的交叉對話，也替兩位跟我同時研究台商的「同期生」（宏仁稍微晚了幾年，他是我台大碩士班的同班同學）做了這麼認真engage的示範表示尊敬。意外臨時加碼讀完這四篇，時間已經很晚到了子夜，而且我明天週日一整天的書寫已經熱身，現在轉到這個我曾經非常熟悉與熱情獻身的研究主題，重訪當年那個開啟了後來30年個人學問生涯悲/喜劇的開幕叉口，恐怕只會失眠壞了明天的寫作進度吧？

我的博士論文處理的也是台商，直接具體針對的是運動鞋這個產業，處理的課題是加州大學經濟地理學者邢祐田所稱代表「第二波跨國資本」的台商的產業外移。Gary Gereffi（我在杜克大學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的Global Value Chain (原本他使用Global Commodity Chain）是作為我正式學術生涯開始的產業/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最初對話架構，也是我這兩位「同期生」的這兩本關於中國與越南台商的專書共同背景的故事「起點」，在那個年代，他們都需要先對GVC做一番架構性的「處理」才能放心直奔中國與越南進行「在地因此社會的」研究。

如果不是在書籍收尾的這兩個月，我是很願意給DxS的朋友來一點我對著兩個研究agenda的總評。這兩個研究的異同對比對我特別有感觸，我大概會就底下幾個概念來討論how far had we gone: 「全球產業鏈」、「台商」、「產業」、「國際/國內市場」、「技術的社會性」，「台灣的未來」分別提出我的看法與疑問。

社會科學研究（設計也是）在「框架問題」（problematique）的初始關鍵階段便制約了最終產出的範圍與方向，這裡牽涉到諸多策略選擇的問題，包括analytic levels的選擇，這兩個研究是非常典型「越在地約社會」的分析，這個「在地」而且還是被nation-state這個institutionalized tacit understanding所限定。回顧台灣的學術生態史，他們是台灣社會科學「掉漆」不再被國際學圈眷顧（與提供理論工具）時期的兩個重大轉向的指標：前者轉向「中國研究」發揮台灣切入的比較利益，後者呼應「東南亞研究」這個台灣面對「中國崛起」的「南向」counter-agenda，研究內與研究外都是社會學圈高度制度共識的nation-state。

但是，也因為他們採取這個「框架」，貫穿其中的「技術」、「產業」就跟著被「存而不論」，分析層次上也拉高回不到「台商」（獨立於中國與越南的脈絡）以及更重要的「國際產業鏈」做出總結回應。這是「主題」與「背景」的framing的必然後果，一方被對焦成為「主題」，另一方就實際上退縮到「背景」，研究主題的成果很豐碩，可以進行跨（他）國的制度細部比較，但是「背景」還是背景，我們沒有往前為台灣做好知識準備。事實上，這是個表面上做台商研究當然是台灣研究，實際上默默地往「區域研究」移轉的intellectual turn/adaptation。

在我眼中，這兩個典型社會研究的「同」遠遠大過於「異」，此刻全球產業分工又在加快重組，在台灣正面對國際分工體系的巨大機會/挑戰前，我們透過凝視「台商」這個探針在「中國研究」與「越南研究」中總結出貢獻的這兩個知識介入，多大程度讓我們對於「台商」本身的能動性（除了對中國與越南的國家/社會/產權/勞動體制差異理解，還有「服務國際核心資本的勞動剝削者」這種短淺窄小/我不敢要社會學者「除污名」的認定）有更好的理解準備嗎？對於國際產業鏈在全球平面上的運作與重組，台灣在當中多方位的位移與技術社會力，這兩個嚴肅的學術研究給我們的啟發是什麼？如果我們繼續迴避產業、技術、全球化以及理論工具自我打造的挑戰，那麼即便Taiwan can help，台灣回返國際，我們的Intellectual community能夠help Taiwan？還是我們最終要面對的失落與遺憾。

回想起來，我在自己針對「運動鞋國際市場網絡重組」的博論研究中便提出了「Design-Driven Market」與「Cost-Driven Market」的兩個對比概念，企圖摸索一套「可能的社會學新語彙」去把握「設計」的技術社會性，這個努力從我學術生涯的一開始就在那裡鄭重地宣示！！從1996年回國到2020年在設計學院的現在，一直沒有離開過初衷與立誓。

但是，這一路落單獨行，很多人認為我的研究一路跳躍、沒有定性、「不是社會學」、甚至是無法忍受寂寞、迎合社會追逐design的潮流風向。但90s中的台灣根本沒有人看到設計啊，我心想的一直都只有台灣的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y《後工業機會》。如果一個社會學者真的要面對我們永遠「朝向著未來的當代」，忍受跟同溫層幾乎不可能對話的錯過，還有過度「超前部署」（哈哈）被同溫層誤解的孤獨，是必要的代價。

今晚尤其想念一直念念不忘要解開台灣「技術力社會面貌」的吳泉源學長，我們在清大與竹科間移動駐足時一次又一次無畏衝突的熱情對話與傾聽彼此，學長走了之後，我就知道自己沒有了能夠「談社會學學問心」的夥伴，必須一個人繼續走完這條「跨界以便回家」的孤獨路。或許，台商研究還需要一點「不那麼典型社會學」的「關於技術、產業與市場」的本土對話，才能夠重新擦亮台灣在變動新時代的知識光芒，我不後悔離開中研院，不後悔跟社會學的典型保持距離，有些人少的路總要有人去嘗試，才能等待到後繼者的加入。

===介民與宏仁精彩的四篇對話======

王宏仁評《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https://drive.google.com/…/1iXQdPMyf8AyDJusw2HQzEp7UP…/view…

吳介民評《全球生產壓力鏈:越南台商、工人與國家》
https://drive.google.com/…/1jDhVBWKYF7kECnGKqdgJno5_5…/view…

王宏仁回應
https://drive.google.com/…/11KvljVdu4MHc2VOSYM2IomhdV…/view…

吳介民回應
https://drive.google.com/…/1XejoWI-Zboa-XVaRZnJ6xaDtG…/view…

該睡了，花了兩天的時間給Merleau Ponty（MP)，今天尤其沒什麼休息趕得很喘，讀完一本書，兩篇英文論文，做了些筆記，修了一點keynote。明天開始，希望儘量把時間都交給「書」寫。

2020年針對《設計時代的新社會學》的補充修正就到這裡，已經從Simmel開始到MP又走了約四章的內容，MP再下去就等2021年再繼續，反正這書的排程放在第五本（如果到時候還活著），那可能是2022的事了。

我知道，梅洛龐蒂跟海德格都不被認為是社會學家！！這幾年跟社會學者提到想寫的社會學書裡會談到這兩個人就會被提醒「這樣不行喔」，有的還很生氣說我不能出了學院就亂扯誤導大眾，還沒碰過一個贊成的，哈哈！但我的基本看法如下：

在我們的時代重建微觀社會學有必要回到Parsons與Schutz對Weber兩種不同延伸發展的歷史轉折點。Parsons當然是grand theory的巨觀社會學，Schutz往下接Peter Berger，Garfinkel這一路下來的微觀社會學，但這條線索如果往歷史後退一步就接上了Husserl。

瞧，沒有人把他當成社會學者沒錯，但你不能否定它起跑點的重要性，就算Garfinkel也是在「回到事物本身」的這個還原的知識旨趣下。如果我們退回找再出發的新綜合契機與知識資源，那麼就不能夠錯過在Husserl之後Heideggar與MP這兩個反思胡塞爾現象學的critical departures！

MP的重要性我以為是body，社會學對body的興趣主要來自Foucault（與MP有重要的繼承對話）還有近年的pragmatism，但我覺得MP才能夠為微觀社會學提供一個夠穩固的奠基性conception。從MP開始打好body與環境的框架，在DxS的範圍內就會自然讓社會學銜接到James Gibson，接著就進入了在設計實作上與「心理（學）主義」（這也是胡塞爾與MP起點處的設定對手）對決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Affordance, 具體而言跟D. Norman做清楚的切割，有效地將design拉往DxS轉轍。

至於Heideggar，我是非常任性地跟隨Harman的非主流Tool-Being詮釋，往下自然走到speculative realism或OOO的邊界，主要不在投身這兩者當中，而是有個圈繞Latour後把他（當然不是指他本人，而是Latour的mode of investigation)拉進design的施力點會跟著出現。

所以，如果從Husserl開始可以影響到後來社會學「境內」好幾棒的接手（甚至從Ethnomethodolgy到conversation analysis），那麼我們退回到MP與Heideggar也應該具有學術開展的合理性與可期待性，沒有道理因為這兩個人「非社會學家」（看看胡塞爾）就不用心仔細地拜訪。我的賭注就是「先退回再前進」（回訪民藝也是為了在我們的時代找到路前進，而不是考古癖），由MP與Heideggar開始再來走一遍micro-sociology，把Body與Object這兩個Sociology與Design要做「新綜合」不能或缺的key concepts確實也同時拉到社會學與設計的核心！

這不是「純理論」的辯證申論，拜託那也太不符合Husserl，MP，Heideggar「涉身在世」、「活在歷史」、「回到生活」的知識精神，還有違反了我一貫的pragmatism立場。事實上，這些「理論管線」只要拉上了岸接了設計的landscape，後續長驅直入的接應路徑與甚至到設計史的歷史敘事（民藝新詮）已經準備很久了。

路還很久很長要走，連續幾個月心智勞累有些受不了了，明天開始放下，專心把剩下的一章快寫好，如果可能，我還想加一篇關於武漢肺炎的新文章，需要空出更多的時間出來，加油啦！

#照片是今天讀完的書《光與色：從笛卡兒到梅洛龐蒂》，還有趣的一本書，但竟然在最後梅洛龐蒂的兩章，照理講應該是高潮，整個沒了力道，留個模糊繞口的尾巴，挺可惜的，但之前的幾章我覺得整理爬梳得廓然開朗，還是有些收穫。

週二下午是一週裡最累的一天，設計個案與社會學每週推進一章，一年只有一次修改那一章的機會，為此從週末開始就花不少時間在閱讀思考檢討，週一二上課前夜都弄到很晚，然後一早就趕到學校密集趕工轉化為keynote與講稿的修改，這樣才不會浪費跟著上場的測試機會，下課後馬上就檢討問題，經常跳過用餐跟著動手修正。

所以每到週二下午回到家總是應聲倒地，躺在床上昏迷幾小時才慢慢恢復元氣。從過去的學院標準，現在的大部分研究時間是浪費的，因為沒有導向學術出版，而是keynote檔、講稿與未來的大眾書。

但我覺得生態完整總要有人做這種吸收、轉化然後銜接到在地閱讀公眾的工作，學術出版裡有許多外人看不到的制度（惰性）力量在消耗學術究問的本真，也有後進國家的自我矮化與同溫流俗，我是過來人冷眼旁觀心底清楚是怎麼回事，相信不少還在圈內人也是無奈的，加油啊，尤其學圈裡的年輕人們。

現在走進一個人少的game zone，好像打不死的九命怪貓多活了幾條命，怎麼說都是幸福的，同時，這樣看也可以，這未嘗不是「學術在地化」的另一種可能性的摸索，雖然準備的input與最後的output落差很大，以前產出是要往高塔頂端抽象地提，現在是順著匯入流水大江往蹲低的具體靠近，處處要考慮學生與大眾的理解與接受度，還要預先規劃好與設計銜接的渠道。

總之，帶著服務心盡力從眾從俗；但我現在的在野學問生活真真實實比過去安心自在許多，只能說，感恩老天的疼惜眷顧，不處處平順但最後回頭看總是好的。

今天下午開始一直全身疲累，然後過去快兩年因為頸椎的問題癱瘓、開刀、復健，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恢復，手腳末梢的酸麻痛依舊，不過這樣也好，身體好像被強制裝了警報，無法過度工作。比較大的打擊是體重，今天把體重計拿出來測，因為兩年無法運動，從當初就已經嫌重的65公斤，一齊提高到這輩子最高不可思議的72公斤，整整7公斤啊～

明天調整回來繼續整理書稿，然後要來有系統紀律地減肥，起碼快點壓回到70公斤以內吧？討厭不再輕快的自己，加油！各位晚安～

我在實踐工設都已經第六年了，終於等到機會邀請Shuwei Huang書緯來分享，其實是，我一直在等待到他「泡過更久的跨界三溫暖」體驗後才約，比較不會浪費了機會，哈哈。

即便我們都是被認為「跨領域」的社會學者，但我還是覺得兩人距離無比遙遠，工業設計的教育與台大D-School截然不同，我在這裡只是副菜，說實在能夠輔助提味或者開拓學生視野也就足夠，但他的課少了設計學院的hard core課程，卻又是D-School的主菜要去操作與定義一個本來就模糊的領域，壓力我覺得應該比我大多了吧？

到底哪邊比較容易專心發揮與成長社會學的本業？或者相反地，容易被「跨領域」所離散分解，真的很難講，我覺得自己挺能體諒他的辛苦，他的出拳很容易打到流沙裡，而且會有identity的危機要不斷處理。

老實說，實踐工設有長年累積起來的清楚主體，我這幾年來是「跨領域」（從來沒有好好思考過這是什麼東西？應該有人找我談談逼我想清楚，哈哈），但是反而作為社會學者的主體並沒有什麼疏離，事實上，你到了跟設計的hard core 非要深度連結不可的空間裡，社會學者自我發問的力道與自我覺察的敏感反而更為強烈。

好處是，我其實會變得甚至比在中研院時更為專注於「社會學專業」（離開同溫層，你才會覺得有validate your merits and refine your language的必要吧？）；另一方面，我的對象很清楚，我只要夠努力「鑽研」一定可以打到穴道，因為早就有個已經結構化、歷史分支井然的設計專業脈絡好對話，可以將自己「設計時代的新社會學」植入而且準確測試。

總之，他的這場演講對我是個難得的機會，可以揣摩、觀察、思考D與S在教學現場連結的不同可能。我知道他大概會不可避免往課程設計的方向整理經驗分享，這對他不可避免，這是結構使然的非戰之罪，因為他就是站在一個岩層不穩不斷在流動重組的「準跨領域空間」；但這個老師的視角恐怕對設計系學生會有些距離，不過，距離或許會產出意外的嚮往、崇拜與美感喔，哈哈，所以，take it easy！

總之，這兩個後台與前台層次的衝擊交流對我都有意義，會引發許多關於設計教育的後設思維。

明天要很專心才能同時處理許多線索的對話吧？期待～

原本今天週日的工作進度是要完成Latour一篇疫情文章的翻譯分享，初稿已完成校訂修改到一半，結果一早打開手機就看到已被中國搶先完成，讓一天的開始有一點點沮喪。

不是因為白做工，而是鑑於之前中國駐法使館大外宣的爭議，Latour原本「Where to Land after the Pandemic」往實作平台開展的發言，在這次中文版發表時意外地移接到了中國駐法使館收攏法國文化思想界的新平台（「法蘭西回聲」），並且充當開路的首發。

這個時機、在這個hyperlink文脈中的de tour有怎樣轉譯的效果，想起來讓我不免有些不爽，小小的murmur啦。我跟夥伴做的翻譯工作並不會浪費，雖然我人單勢孤在DxS獨行，但計畫再迷你也從不自我貶抑（不然也不會離開中研院搞個體戶的手工藝），這只是個小插曲，原本延續想做的下一步還是會繼續執行下去。

對了，Latour感染了武漢肺炎，目前正在居家隔離，可能為了方便生活管理，影片中的他剃了短髮，面容看起來消瘦不少，他也表達了經歷這個病痛的折磨，小粉絲希望他可以快快復原健康。

取消原訂計畫後，我今天給自己排的功課是閱讀很久沒碰的Graham Harman，晚些如果有空會在DxS Lab那邊寫點我對OOO的一些心得，台灣容受OOO的狀態非常模糊，我甚至懷疑Harman有影響力?或許聊聊目前為止處理這一塊的心得，可以給默默對OOO有興趣的朋友一點借鑑，當負面教材也不錯，哈哈。

#我小心眼，不想share幫中國駐法大使館推人氣，各位自行google囉，關鍵字都有給了。

Kaya 這孩子從小就習慣一個人玩，週末自己想個動手製作的計畫，然後翻箱倒櫃搜集好材料，接著就可以一個人默默玩上好幾個小時，家裡有自學少年的好處就是父母可以很閒，哈哈。

今天他想要做一個上下兩排共7鍵的打字機，拍完重看才發覺他一直講得很清楚，而且我喜歡這個黑色古典打字機的樣子，影片是他跟我解釋想法、步驟與原理。

《海德格與胡塞爾現象學》一書是作者張燦輝教授跟據他1982年在德國弗萊堡大學的博士論文翻譯改寫而成，難怪論證開展都很嚴密規矩，非常精彩的一本書。他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德國取得博士學位後曾經於台灣短暫教書，之後回到香港在中大教書二十多年，是哲學系的前系主任。

去年11月12日港警攻入中大，他人就在現場，從他人生經歷與哲學背景來看，可以感同身受他的巨大痛苦。好奇網路上找到他最近接受訪問的內容，泡在他的哲學文字一整晚，每一句針對現實的談話因此非常親切。

「這是很辛酸、很悲哀的事。」抗爭最前線的「勇武派」裡有他的學生，他強調，他們不是暴徒，「暴力是『果』，不是『因』；沒有暴政，哪有所謂暴力。」

「在共產黨體制下生活裡無可奈何，但至少不做幫凶，不要助紂為虐，不參與。」

晚安了，紀錄一點閱讀筆記，讀書，也讀人，還有讀我們進行中的時代。

#毋忘香港

附件是一位日本人在台作家（栖来 ひかり）寫的防疫感想。抱歉只有一部分網友看得懂。總之，他是以「身為台灣人」意味著怎樣的歷史經驗去談他在台灣（雖然是外國人但）從一起防疫中也能感受「台灣人」共同體（包括對minority的保護）一份子的感動出發書寫的。

剛好看到兩年前的今天我在FB寫的底下一點文字，短文最後”the coolest of everything”的奇怪說法，此刻好像一點違和感都沒有，極似神棍的預言，哈哈！

+oooooo+
結果有中文版，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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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日

有時候想，能夠以「台灣人」之名活在這世界上真是宇宙無敵酷斃了的一件事！

我們活著的日常現實裡充滿了「正常國家」（sucks!）的「正常人民」（lame!）感受不到的真實，赤裸坦然生猛有力。

我們在世界行走的腳步無不充滿靈魂的瀟灑飄離，又有哪一個國度的子民有幸可以從出生便無日不在練習，如何無視「他者」的眼光可以了然自立、無所障礙。

如果一切的「中心」都是虛妄暴作的帝國秩序，那「台灣人」的肉身不就是解構一切的利器; 如果存在先於本質，那「台灣人」的魂魄不就是存在主義睥睨自得的英雄帥氣？

說真的，「我們都是柏林人」有什麼了不起？「你們有種當台灣人看看！」才夠嗆。

我們只差活得不夠徹底像個「台灣人」啊，不然，the coolest of everything 不是來自台灣還可以從哪裡?

第一次聽到有這個節日，「Spank Out Day」(不打小孩日），坦白說我對這個節日很無法理解。我自己小時候確實有被打過，母親還會從外祖母那裡「輸入刑具」竹枝，但我現在回想真的不記得是做了什麼惡事「需要」被體罰。

國小在學校裡被老師打，在我那個年代是「很正常的事」，大部分用的是藤條，體罰的理由幾乎都不是品行有問題，而是成績沒有考好，我的情緒就是厭惡、壓抑與恐懼。體罰這件事非常傷害一個人的尊嚴，小孩面對大人很少有能力抵抗，我說的還不是身體拒絕被打的抵抗，而是連覺得「自己沒有做錯什麼事」都做不到的無能。換言之，就是你只能被逼學著「自我否定」（「我一定就是那麼糟糕」）才能夠接受「自己被體罰」這件事的「常態」，這是孩子透過適應環境中學習到多糟的一件事！

小時候打學生打得最凶的是一位高大強壯孔武有力的數學老師，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姚政雄」，坦白說，他是我唯一「忘不了」的老師，恨真的是比愛還容易持久的感情，很糟糕。那時被他藤條鞭打的同學，我當然包括在內，屁股每一鞭下都會馬上literally燒焦留下一條長長的傷口，多打幾下就要皮開肉裂。

因為這樣，我即便數學考好，也不可能改變數學流在血液裡的恨，需要我花十幾二十年的時間才能跟數學重新「和解」。那老師的名字我大概到死都還記得，到現在我想起來，還馬上喚起在教室裡鞭子揮下咬緊牙關忍痛時心底反覆詛咒的發誓：「等我長大後一定報仇！」我人生最初「極惡」的念頭就是那時萌芽的，譬如想像著有一天可以用什麼殘酷的方式反體罰這位老師。這麼小的年紀，在教育的場合，從老師的手中，為了只是一個方程式，一個驗算的不小心，就讓孩子認識到了內心的惡魔。

那「不打孩子日」為何讓我無法理解？我只是非常驚訝，這件事到現在還顯然非常盛行，需要一個國際節日來推動阻止。我看到網路上的說明，譬如：「試著在這一天不打小孩，就算只是一天，說不定這就是你不打小孩的開始！」這背後預設的究竟是怎樣「被接受的現實」啊？

太陽花運動二審改判引起一些爭議，一早打開FB就可以感受到，其中有牽涉到是不是「公民不服從」的討論，我覺得，如果是以此為理由改判，那真的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我的理由可能聽起來很怪，但我覺得是最清楚明白的。

事情發生在2014年的三月，都整整6年後的現在了，當年人在山中、霧裡看花或許還會有爭議，但經歷了過去6年的「實證」，活久些就是可以佔點「事後智慧」的便宜，到現在還看不出來「它就是公民不服從」，這法官未免也太外星人了吧？

#如果你說「太陽花是公民不服從」，但就法論法（這我不跟你辯，因為我反正不是法律專家），我還是要給你判刑，那我就先閉嘴。

趁跟兒子在MOS用早餐，花了30分鐘訓練他的觀察能力，希望培養Kaya從「空間與物件」的設計角度理解「企業」的敏感度與分析力。

#對談很重要，描述先做好，日常生活就是最好的親子教室。

週六在研究室備課，看到電腦檔案夾裡2015年SCID大學部二年級的學生報告，一排熟悉的名字列在上面。那時『設計個案分析』這門課才開始逐堂開發，不像2020的現在經過幾年研磨已經非常成熟，每一週契合到如榫卯結構結實有力。我那時有夠菜鳥，幾十人的兩小時課還要學生弄作業一一上台報告，總之對我這設計學院的社會學老師來講是每週都在從教訓中了悟學習的青澀階段。

一直都以為我跟大學部學生距離遙遠，我很少跨過大直街到設計大樓，甚至因為剛到時的一些衝突，到現在還是刻意跟學生保持距離。但好奇怪，我想我誤解了自己，看這清單上的名字，每個人的臉龐、甚至畢製作品都歷歷在目！或許，因為這是『我們』一起走到畢業（我從大二才開始有大學部課）的『第一胎』吧？

想起來研究所也是，今年研究室送走的三個碩士畢業生，是從研一進來就跟我『一起長大』，陪我經歷許多菜鳥老師刻骨銘心往事的『第一胎』！但想到這裡，竟跑出一股莫名的愧疚感，覺得對『老二』、『老三』好像越來越不夠盡心、不再像『生老大時』那樣在乎，現在的我幾乎一下課就馬上收心忙起自己的『事業』。

不要誤會，我可沒有第二胎當豬養，學生上課時因為教材的『熟成』收穫應該較多，課堂時因為表演技法上身比較精彩，總之，所謂熄火的熱情恐怕只是無關實際的自責感覺吧？我該覺得內疚，然後好好振作嗎？還是教學人生，春夏秋冬四季如斯，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或者，我在想，只是越來越清楚了學校教育的限制，不會再多放無謂的情感消耗，對成熟多了的自己應該引以為傲？

「普篩」，就跟「封城」一樣，快變成藍腦袋的「權力大麻亢奮劑」，敢講「封城！」與「普篩！」就好像是英明果斷、信徒還不快跪拜的先知領袖！

我意外發現，「普篩」可能是「全民科檢」非常好的篩選工具，如果一聽到就會身體不由自主亢奮的，大概就是得了俗稱「藍腦袋」的資訊處理無能病沒錯。

第一個抵抗力弱化的跡象是，這些人顯然無法認知到機率與風險的存在，當然也無法以此為前提進行任何基本科學的統計思考。

第二個機能衰退的藍腦化跡象是，成本效益的感官偵測能力失靈，也難怪對於「不計一切代價」、「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的韓式話術直覺莫名地誠懇感動，無法產生「我聽你在放X鬼扯」的自然抗體。

而且他們最喜歡咄咄逼人地追問：「為什麼不敢普篩？說啊！為什麼不敢？是不是心裡有鬼？抓到了吧！」「你要資料造假到什麼時候？不然為何『不敢』普篩？」

白X都自以為很聰明。難怪「中天」跟「中時」記者最喜歡問「普篩」跟「封城」，他們大概潛意識裡都是權力的崇拜者/依附者，所以，很會自H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