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知道陳俊翰律師不幸過世的消息，最近我正在閱讀一本關於motor neuron disease（MND，運動神經元疾病，俗稱「漸凍症」）的俗民方法論的重要研究（算是這主題的小經典）《Meaning of a Disability: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Paralysis》（失能的意義：癱瘓的生活經驗），知道噩耗時的衝擊特別強烈。

我隨著閱讀，一步步涉入到那幽暗閉鎖的身體深淵，感受身心失控的巨大痛苦，心情跟著作者全身逐漸萎縮硬化的病情發展與人際互動的變化而起伏。尤其了解到小小一個感冒（或者噎食）感染急性肺炎就會造成的病痛與可能的悲劇，特別觸目驚心。

連道歉都不忘說得刻薄機智的賀龍，據說馬上表示哀悼。我只希望他此刻「閉嘴」。這麼說是故意的，因為要人閉嘴很容易反射地激起「保衛言論自由」的廉價姿態，我指的是斐姨上（夜夜）秀捍衛言論自由的表態。把公評（對錯高低可以評判）看成言論自由的威脅簡直是對台灣自由民主的侮辱，網紅拉高「道德」姿態高C/P搶流量地自我豁免了反思的必要；耍嘴皮回應耍嘴皮，賀龍在台灣擁有言論自由，當然我也有「希望」他閉嘴的自由。

說實在話，以humiliating a physically impaired person來娛樂大眾，這事無關freedom或equality，而是關係一個社會是否decent，是否在乎更human地對待彼此，是否把避免public humiliation當成一個關係「社會如何可以更好」的課題。

Entertainment當然關係freedom，需要freedom of speech保護，但那種用廉價自由派姿態拒絕從傾聽（感受human decency受到傷害的）公憤中學習，甚至高傲地再次貶抑大眾，暗示他們威脅言論自由的集體不理性，在我看來或許nothing seriously wrong （娛樂嘛～），但毫無疑問是cheap talk。

Cheap talks，對一個號稱台灣最火最高端的talk show，這樣的評價就夠了！….. 嗯，是嗎？…. 坦白說，我這不夠辛辣的批評，註定徒勞微弱。在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任何言說已經被預先原諒。不過是「節目做效果」、不過就「配合演出」，It’s just TALK，不是嗎？

Talk，對俊翰律師無比困難，或許正因為這樣，他的short talk遠比那些錯把cheap talk當fun talk的show更值得聆聽。這裏就有另一個難得聽到的聲音：《Meaning of a Disability》的作者Robillard，在描述他自己陷入全身麻痹的漸凍絕境後，從跟周遭不流暢（甚至幾乎不在）的「對話」中感受到的不斷羞辱後，話鋒一轉反駁結構功能論大師Talcott Parsons (1978)少數但極精彩的經驗研究「病人角色」（sick role）的著名假說，他沈痛抑鬱地這麼說：

I think this theoretical position, which no one would argue with on logical grounds, is at odds with the way normal people talk in the course of the day. …. as Garfinkel had pointed out, sociology is a constructive and analytic science, which ignores naturally occurring interactions, including conversation. … Talk, especially that occasioned in (-entertaining-）conversation， is JUST talk, unreliable, an epiphenomenon of social structure.

敬重的陳俊翰律師，R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