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佔住社會中被尊重的職業位置，不管那是基於什麼表面上優勝劣敗的尊榮或無奈，就是接受一種付託，而不僅僅只是執行市場中銀貨兩訖的交易。「工作」不是像一些善意思想家所提示的內在就有尊嚴，是人們與社會取得聯繫的行事風範，才創造出工作的尊嚴。同樣的道理，資本家榮耀自身的本分並非只在賺錢，而是在與社會共生共榮的基礎上營利。錢，從來不是同質而等價的，而是始終受制於社會過程的評估與分類。

□ 然而，用貨幣與市場之外的標準來評估工作固然重要，怎樣才叫「嚴肅地、負責任地工作」，怎樣評估自己職業的方向與目標，卻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社會學者，長久以來，已經習以為常地將社會學的核心問題界定為：「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就正如經濟學者問：「企業（firm）如何可能？」，政治學者問：「投票行為如何可能（why people vote）？」一般。放在切身的脈絡下，自然就會有社會學者提出：「台灣社會的本質是什麼」這樣的大哉問。

□ 然而，坦白說，我常在想，如果做個會「根本問」的社會學者只能那樣問，那我寧可不做社會學研究。理由很簡單─「無聊」、「無趣」。甚至於，是不是一定就要有像那樣的根本問，才夠資格作一位誠懇的社會學家？這樣的問題心情放輕鬆，也不妨來問問，總不能根本不問，或者根本不能問吧？。

□ 「台灣社會的本質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如果只被自足地問，而不牽涉到先導性的現實脈絡，即便看起來是在處理經驗的資料，先天便容易流於學院派的抽象思考。這讓我想到，Giddens回到古典大師的歷史處境重讀他們的作品，認為他們共同的質問其實是：「變遷中社會的本質」（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social orders），具體而言，古典思想家當時所面對正在急遽形成的新社會到底具有什麼特質？Giddens這樣的強調，聽來無甚高明，甚至有點不知所云，但放在這個討論的脈絡就很清楚他所想要提醒的為何。

□ 我在想，更徹底地回復到歷史性的強調，應該要在回答「社會的變遷本質」的同時，加入一個可能性的面相。換言之，除了「社會是什麼」與「台灣社會是什麼」之外，或許更應該時時逼問自己的是：「（台灣）社會原本可以有（但卻錯失了）什麼可能？」以及「（台灣）社會仍舊有何可能？」。畢竟，沒有偶然性的歷史只是另一種結構論的表面巧飾。「社會」應該如Jessop所說的是contingent necessity或是Lipietz的chances discovered。當我們一直追問「社會是什麼？」、「台灣社會是什麼？」、「台灣資本主義是什麼？」時，我總是覺得有點忐忑不安，覺得將陷入另一種危險─ 不知不覺癱瘓了我們對環繞著像conjuncture、historicity、contingency、possibility這些概念的時間敏感。

□ 在Emory University的研討會時，Doner告訴我一則他親身經歷的故事：在一次演講中，Sable被問到他的立場，他回答說：「I am not a positivist，I am a possiblist！」。我聽了內心為之一振，突然領略到他那本Second Industrial Divide副標題的嚴肅意義。這讓我想到有一次，陪著Block到新竹科學園區參觀，在車上他問到台灣鞋廠有沒有可能取代Nike，我直覺地就回答：「不可能」。我還記得他當天凝視著我的堅定眼神，他追問：「Why?」、「 Why not?」。然後，他提到，理論家在有能力分析一個結構時，往往是因為那結構已經開始崩潰。思想往往跟著現實結構後面後知後覺的窮追，卻還往往洋洋得意謂之發現。要勇敢地去想像可能性，來做踏實的經驗研究，才起碼有超脫僵化思考的可能，「可能怎樣」其實比「是什麼」更盯緊實然的問法！

□ 根本問（如果真的必要），也可以不只一個吧？只有勇敢地透過思考社會的諸多可能性，來逼視當前或過往的現實，才能讓社會的經驗研究透露出道德與行動的餘味，一旦沒有這層緊張，社會研究將變成逼人瘋狂的瑣然無味，不是嗎？同樣的道理不妨放到個人的層次來想想，我不想做個只會問：「我到底是誰？」的人，那是一條死路。我寧可興味盎然地常問自己：「我本來可以是怎樣？」（啊，太可惜了！）、「我還可以成為怎樣的人？」（哇，好期待！）。

□ 一位朋友曾經跟我這樣說：「五百萬的研究經費擺在那裡，你能夠拒絕嗎？不可能嘛，笑話！」。我低著頭不語，因為那不是個適合我的研究，為什麼我要接受？如果只因為「五百萬」這個金錢數目，就無法拒絕，那麼我人生走的方向如何決定？生命非常有限，每一天過去，每一分過去，每一秒過去，都自動地蓋上自已獨特的簽名印，再不能回頭，直到死亡的神秘儀式將它包裹封籤。不能任由自己被外界的市場價值所左右。要走自己清明的路！

□ 一個人有沒有可能既好學又好玩？有沒有可能童心重，又同時事業感強？這對雙子星座的我真是個要命的問題。我想唯一的辦法是：「不好玩的研究不做，不能研究的遊戲不玩」，聽起來好像在繞口令，但其實也想不出什麼其他更好的辦法。

□ 很多學者都會說「多元化」是好事，在路上逛街買東西的人也會認為多些選擇總是好的，而且人的選擇是有所謂「個性」的東西在左右。但是，很奇怪，越是碰到那些「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學者，跟他們一提到社會學的研究有多元性，因此應該要用比較恰當的多元標準去評量不同類型的研究。馬上就開始懷疑你是在「打馬虎」、「降低標準」。甚至還要提醒你，不要辜負了苦心栽培的「期望」，甚至拿起自己的著作壓壓後生晚輩，大有「老子好歹打過天下」的味道。人，嘴巴上掛著多元容易，心底要真正擺平規訓的衝動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