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到1990年之間，我在軍中服役。先是在高雄鳳山接受少尉步兵排長的訓練，兩個月後碰到特殊軍官的甄選考試，錄取後轉到宜蘭礁溪的明德訓練班服役。這裡的「學生」分為兩類，一類是送軍法審判並且服刑完畢後的「回役兵」；另一類是全台灣各部隊無法管教的惡劣份子。我先是在連隊當排長三個月，瞭解他們的生活作息；然後回到醫療組擔任全國只有四位的「心理分析官」。常嘲笑自己是「三棲部隊」：軍種屬步兵、職務歸政戰、工作接近軍醫。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不斷地跟學生一對一晤談，並寫下每個學生的心理性格紀錄。在軍中，跟這些社會上的邊緣人有了密集的交會，並目睹許多人性的黑暗與脆弱，這是我入伍前所始料未及的。1990年退伍後不久，明德班發生學生被管教致死的事件，趙少康在立法院質詢郝柏村此事時，我腦海裡一直回想起在訓練班時相遇，一張張惶恐、不滿、畏縮、憤恨的臉孔。那樣的事情會發生，其實一點也不讓我感到驚訝。事發後不到一年，又一位學生被打死。這是我在1989年1月到4月這段期間，無意間闖入了一個社會學所謂「全制度」（total institute）時，筆記本內記下的一些零星感想。

學生跟我們晤談，像是強權壓迫下的辱權談判。

人有保留隱私的權利，包括潛意識裡的慾望、狡念，種種「難登大雅之堂」的古怪東西（當然這不表示，人一旦無保留便能全盤托出，人的自知是極為有限的）。

人與人的難以溝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言說本身即是慾念的文飾展現，對外防禦，對內控制，一方面慾念必須謹慎掩埋，另方面慾念必須有技巧地展示，以引起反應達致自身的滿足。

言說的權力效果乃是雙向的。溝通意味著向他者的開放，也因此所謂坦誠溝通，往往在兩種窘境中徘徊：公開自我批判的自殘，或者公眾裸露的自戀。要一個人文明地坦誠，事實上是要他去面對翻騰糾結的原始慾望。

真正坦誠溝通是如此的稀少。原因無他，坦誠溝通乃是一非自然的狀況，它必然是一種人工刻意構造的文化產物。然文明之可歌與可懼也盡藏於此。

文化大革命的集體歇斯底里塑造了一種鼓勵坦誠的自殘文化。
社會工作個人主義的專業意識則形塑了一種頌揚裸露的自戀文化。

無論如何，自我暴露已經不再是一種順性的舉止，而被過度渲染成為一種關乎公眾的美德。

晤談是一項冒險，減少保護、增加風險，擴大了權力失衡。它是一個推拉互動的估價過程，必須謹慎地評估風險與本益。

面對這些被鄙視的學生，我們容易變得毫無根據地傲慢。面對這樣帶有權力的我們，學生（而非我們這些倨傲的偷窺者）其實是處於危險的。

對任何人總可以帶著希望地看：
　　　傲慢的人背後的資源是自尊。
　　　柔弱的人背後的資源是同情。
　　　委屈的人背後的資源是求全。
　　　莽撞的人背後的資源是魯直。
　　　畏縮的人背後的資源是虛心。
　　　縱溺的人背後的資源是關懷。
　　　憂煩的人背後的資源是責任。
　　　放肆的人背後的資源是童真。

尊敬那些知道得很多的人；
憐憫那些知道得很少的人。
寬恕那些全然無知的人。

自我膨脹與自我萎縮
往往緊緊相隨，出於同樣一種病態。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堅定的自信，
自信我們能，
也自信我們不能。

現實的「無」，不表示潛在的沒「有」
對普遍人的尊重，出於相信可能的勇氣。

把學生描繪成不可能理性、不可能負責成熟的存在，
一方面，減輕我們輔導者未將身段放低的心理負擔；
一方面，又將權力更徹底地收編於我們自己。
一定要抗拒這樣傲慢的誘惑。

可以被嘲笑為無能，但是不能被嘲笑為失去想像希望的可能。

如果學生是一種長久次文化的產物
那麼我們的責任便應該集中於創造另一種次文化於此時此刻：
用積極的取代消極的；
用向上的牽引向下的；
用樂觀的扭轉灰調的；
用關愛的取笑仇恨的；
用嚮往的撞擊自溺的；
用負責的掃除推託的。
可惜在這裡，輔導層與被輔導層只是粗糙的相似，
應該用心去顯示另一種雙方共同生活的可能。

一個人非常有限。考量現實環境，有多少限制，有多少資源，有多少可能，有多少期待，在這範圍內，把事做好。

這些人，嘴巴的功能退化了，除了形而下的吃喝，便只能朗朗上口，相濡以沫地一再覆誦那些表面神聖，實際上夾雜著仇恨與恐懼的「真理」。

大人物的象徵是鼻孔；
小人物的象徵是尾巴。

曾經犯錯，卻承受包容。這是開啟自助歷程的好起點。

輔導介入的目的，應該侷限並集中於創造一個「轉機」。

信任vs.猜忌；
樂觀vs.悲觀。
可惜，人為了「安全感」的理由，這道人生的習題，往往選擇了後者，因而確確實實地將自己陷於一種無法填補的深沈不安。這是人性的弱點與弔詭。

信任出於相信；樂觀出於勇氣。
要從內心去找線索。

人生的不確定性，是不變的。
不同的是，每個人選擇了不同的方式面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