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判斷的戲局

判斷人(judge)與被人判斷(being judged)是人生的常態。

從政客與媒體、法官與被告、學生與老師、藝人與狗仔雜誌、老闆與職員、一直到迷失於愛情追逐的男女,有的人鍾情於這個區辯真偽高下的刺激遊戲,有的人感嘆人在江湖的無奈,但無一不瞭解這種寄存於社會中之生命基調的普遍性。

判斷活動的結果往往是我們生存所繫,這情形在被我們稱之為「學術」的這個行業裡亦同。但,學術領域中的「判斷」以相當不同於社會其他領域的風貌出現。首先,在學術圈子裡,「判斷」與「被判斷」以普遍、頻繁、以及各種不同的形式貼緊我們每日的職業行程。其次,學術活動被理解或者寄望為一種完全摒除「利益」與「感情」的判斷活動,因而彰顯「判斷」所可能存在的純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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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與祝福

早上進辦公室修整了一點文章,時間很快就到了中午,開車到汐止的家樂福用餐,經過許久沒有去過的新台五線,沿途景物喚起我許多記憶,心底一陣陣酸痛仍舊隱隱顫抖著。
我跟Helen一起走過的歲月,歡笑與痛苦已經都成為自己的一部份。我愛她,從來沒有懷疑,只是自己真的無能,只知道努力,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有掏空的一天,愛到沒有給自己一點喘息的空間。我苦苦哀求她拉我一把,但那一再發出的最後求救訊號,卻被一再誤認為指責。那樣無盡的自責到底是出自於深愛對方的愧疚,還是出於保護自己的防衛?我至今依然無解。但我倆顯然都在不斷地相互堆疊挫折與痛苦,她拉不了我一把,我的求救又只能增加她的痛苦。看到她的痛苦讓我心疼,瞭解到那樣的痛苦原來是來自於我自己,更是錐心。
於是,就有了那樣的體悟:或許離婚才可以讓她卸下重擔,獲得解脫,不需要再承受那些心底的責難,從此只要為自己負責而活。
人,非常非常有限,這恐怕是離婚後最深切的體認。
這一年來,深深體會到那些痛心失去的人往往反而心底油生一股奉獻意志的道理,因為用盡全身之力深愛的對象已然失去,而去愛、去關懷、去擁抱的力量卻仍在那裡,甚至反而因為救贖之情而更加灼烈。失了,散了,晚了,累了,破碎疲憊的心自然渴望一個安息之地,來尋回可以「完整地生」的信仰。我可以瞭解那種想要將自己奉獻給一個更大更無私目標的動力,個人的不完整可以在那裡找到依靠、找到縫補、找到棲息之地。離婚過後,我們所走過靈魂深處的孤獨幽徑應該是一樣的,羨慕Helen能夠在她所信仰的神處找到靈魂的安撫,可以在教會姊妹兄弟間找到毫無壓力的慰藉。
而我這個無神論者仍舊活在人間的平面上匍匐前進、跟自己存在的身影孤獨前行。Helen在人的盡頭看到了神,而我,在人的盡頭只看到蒼天悠悠的悲憫。想把「人」活得更徹底些,其實應該就只是出於這樣一個自我折磨的執念吧?一些信仰基督的同事好心的想要帶我到通往神的路上,只是我那個固執的世俗理性一直辜負了她們的好意。不想勉強自己,只為了不讓善意的朋友失望,就刻意把自己擺在彆扭不自然的狀態。我只想用心生活,溫柔地陪伴敏感的自己。如果靈魂的不安是我擺脫不了的宿命,那就接受吧!人生的轉折很難逆料,或許那道久盼的窗口就在下一刻的轉角處,也說不定。生命有太多不由自主,但也因此充滿酸甜難辨的驚奇。不是嗎?
回到辦公室,打開電腦,竟收到Helen的信,好像冥冥之中在呼應著我的心情。信中語氣平和,說已經準備好要往前進了,我聽了很高興。她說沒有寫信是因為怕給我困擾,其實我也是一樣的狀況,深怕自己的莽撞又平添Helen更多適應的苦。我們兩個人,其實真的蠻像的。好男人跟好女人不見得能夠成就一段好婚姻,但這就是人生,用哭、用笑的心情看這樣無奈的現實,都是可以的。這是我這一年來學到人生平淡的一課。
這一年來我想了很多,也有了一些告慰鼓勵自己的想法。儘管因為一些仍舊未解的性格之謎,讓我的傾訴與求救變成了Helen眼中理解的責難與不滿。但,我,嗯,其實並沒有那麼差。(哈)有一件事應該是可以覺得驕傲的,就是Jerry回想起來,過去、現在、未來始終如一,沒有一天停止對Helen內在美好與充沛潛能的信心。
過去,讓我最心急如焚而倍感挫折的,反而一直都是Helen堅持拒絕、堅持害怕、堅持不安,堅持自棄自卑,卻沒有看到轉著身就在身旁的生命的美好,陽光的燦爛,友誼的可貴,親情的溫柔,追求興趣的自在逍遙。我眼中的Helen,聰明好學、富正義感、堅毅剛強、又有藝術創造的天分。就算她在別人眼中看不到那樣的自己,就算連她都一再懷疑自己,就算她可以接納老闆的剝削,卻拒絕我的鼓勵。但我從來沒有因此有一刻懷疑過Helen那些可以溫暖耀人的光彩。她只是找不到一個出口可以安適輕鬆地發亮發光。我想,是因為那種不服氣,才讓我用了20年的時間來經營那樣一段酸甜苦辣的感情,我總是相信當陽光灑進來時,我們會一起收割,歡欣慶祝甜美的果實。
於是在信裡跟Helen說,到現在我看著電腦螢幕旁她縫製的小熊,看著辦公室牆上掛著她親手縫製的拼布,午休時趴在她親手準備的小枕頭,總還是燃起那樣的信心。朋友來時,還是找到機會就到處炫耀那些讓我感到深深驕傲的作品。 所以,Helen,不要忘了自己的好,忘了自己的夢想,忘了給自己多些掌聲,也多給四周愛妳的人一些鼓勵。雖然,我不能在身旁給Helen鼓勵,給妳打氣。但是我對妳仍舊充滿信心,也要一直一直在遠方給妳祝福。Helen,加油啊!God會保佑妳,照亮妳前行的路,讓妳一切的美好發光發亮。也要給我加油喔!

網路書寫與分享

回到台灣已經一個多月了。終於一切都上了軌道。過去一個多月,先是申請宿舍,接著看車、買車,然後開始忙著搬家,一一把宿舍裡的環境整頓好,一開始真的是百廢待興,跟禮忠兩個人把房間原本骯髒的牆面重新粉刷,把窗簾布裝好,曬衣架釘上,漏水的牆面修補完成,燈具一一的裝上,傾斜的門板趁著換鎖重新調好,這樣一個角落一個角落地開始了生活的機能。就這樣,緩慢而緊湊地清理出一個自日本回國後重新出發的窩。上週終於一鼓作氣把書房弄了出來,家裡不用的舊椅子當床板,放上兩片折疊的榻榻米,就成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床」。從苙雲處拿來的小茶几放在一旁,加上從老家搬來的電腦桌,一個書房就出來了。
前後修修改改弄了一年多的論文,經過二審後再做一次修改應該就可以被接受出版,跟自己說加油,不要放鬆洩氣了。接下來,眼前最重要的是準備升等續聘,心情不自覺地越來越緊張,睡眠失調與眼睛酸痛的毛病好像又來了。新生活的新挑戰現在才剛開始。前天,開始回頭看看網站的東西,發覺停頓了好久。就在整理續聘文件時找到了一些積存許久寫了一半的論文,就把其中一篇放到網站上,好像這樣可以稍稍彌補一點內心的愧疚感似的。
到底,日本回來後,還要不要繼續寫網路日記?雖然一回國後,就馬上在網站上先預留了一個「人間觀想」的空間,但是遲遲還是打不定主意。一直像那樣詢問著自己。如果繼續,最直接的理由之一,我想是因為網站的寫作,而維繫住的許多友情,還有不時收到不認識的新朋友寫來的回饋與鼓勵。一個同樣喜歡玉置浩二的朋友寫信來加油,失散多年的老友「路過」寫信來打招呼,一位研究生寫信來分享讀書經驗,一位家長讀過我的高中經驗,表示要多給正準備考試的小孩追求興趣的自由與尊重…匿名與距離反而拉近了陌生人間的心理距離。
這讓我想到,理想上,「分享」是一種人們相互激勵的力量,也是一種值得鼓勵的文化。然而現實世界中的分享,往往意味著「秘密」的反面,因而不免摻雜了許多世俗角色距離的測量估算,以及訊息在不同人群間開與關之間分寸拿捏的壓力。前者,分享意味著對種種人間權威位階的跨越,因此必然引發下對上逾舉與上對下失格的緊張(無怪權勢越高,越難有人分享,也越孤獨)。就後者,分享意味著開啟一種規則從未能被徹底言明的,關係到信任與背叛的遊戲;「被分享」意味著被賦予一種作為「說者」的自由─ 如何揭露、向誰揭露、揭露多少所知秘密的自由。「分享」在現實世界中不僅不一定代表著開放,它本身往往正是劃定小圈圈的排外動作。
相較之下,網路上的書寫自我乃是「不針對特定對象」的分享,「向外卻不向權威」的告解,因此反而使得「分享」有可能擺脫實體世界中的糾葛,暗示了回歸其原始面貌的契機。人雖然活在處處不由自主的人間,但仍可時時保有自我負責的坦然清明,在網路上書寫自我,讓我更容易感受到這種存在經驗的自由。
就從這樣的體悟,開始重新網路上的書寫吧!

恍然的「異鄉人」

回國後的一番經歷,很快地讓我體悟到,原來「朋友」可以有不同的許多層次,人性的曲折可以如此幽微而難解。

「一個離過婚的人,竟然還可以那樣快樂?」,一位朋友這樣說。

我想要積極開朗地生活的表現,出乎意料之外,不僅沒有讓他們覺得對我的關心終究沒有白費,沒有讓他們因為分享我久違的歡笑而感到欣慰,反而因此引起朋友「離婚之人竟然還嘻皮笑臉」的「道德不適」感。

此時讀卡謬的「異鄉人」,竟然在馬叟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萬萬料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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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救命的海報

一年半以前,剛剛divorce不久,正在自己陷於無底深淵之際,不時要與自殺的念頭搏鬥,颱風天,堅持要出門找回一把遺落在路上的雨傘,媽媽苦勸不得,我一個人紅著眼堅持出門,老爸不放心一路跟著我身旁,在狂風驟雨中緊緊跟隨。那些日子,飯無論如何就是嚥不下口。連續三天、四天睡不著覺,聽著鬧鐘的滴答聲,數著鐘點度日,生命整個癱在地面,氣如游絲般緩慢爬行。

一天像幽靈般地在社會所遊走,見到人壓著胸前的心痛,苦撐著保持微笑,隨即又陷入自己的冥想世界裡,走到了所裡的布告欄,看到一張簡潔的海報,整片白底畫著一顆赤紅的心,是國際心理衛生協會之類組織的文宣。

我盯著那顆心看得入神,想,自己的,遺失到哪裡去了?為什麼呼吸變得如此困難?為何睡眠變得如此困難?為何行走變得如此困難?還有,推動這虛弱身軀的那顆、曾經有過夢想、期盼起飛的心,到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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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傷突襲

開車到中研院門口,焦慮與憂傷的情緒毫無預警地來襲,一下子就把整個人給淹沒,只好把車子拉到路旁,車外陽光普照,我一個人趴在方向盤無由地放聲大哭。

才剛剛從日本回國,竟然又馬上發生,我好像驚弓之鳥,又馬上陷入恐懼、委屈、挫敗、憤恨、哀愁的內在雰圍中。不喜歡這樣的自己,但是「它」來了,全然不是我所能控制。

還好,痛哭之後,心底有另一股不服輸的聲音響起,這次我決心不再退卻棄守,學著跟熟悉的「它」說:

「啊,是你,你來了啊?都一年了,還不想走嗎?來吧!我不再怕你,因為我知道你不可能久留,因為我已不再是從前的我。這次,我不會再退縮,不會再被你擊倒,不會再跑掉;我反而要往前一步擁抱你,盯緊著你,直到你無計可施,落荒而逃」。一年多來的努力,才知道,拒絕恐懼才是自己最大的心魔,接受自己的脆弱,與恐懼憂傷共處,才能作自己稱職的伏魔法師。

「是嗎?你又退了。但是,我知道你還會再來的。我會一直等著你,因為現在的我,已經知道你的底細。知道你一次次的駐足,時間漸漸縮短,漸漸失去氣力,你最終會走的,我終會打敗你的」。

現在漸漸明白,在這世界生活,適應是基本的道理,接納是基本的道理。不掙扎地經驗恐懼、感覺恐懼,反而是揮別恐懼樸實的開始。這一切本會如此,本應如此,我敞開,讓你輕鬆地來,不再設防,也讓你自然地穿透過我而去,抗拒反而延遲了適應。一年來,越來越學會如何與憂鬱和平共處,無意義感仍會湧起,但是漸漸少了自棄的耽溺。想想,這樣的自己,儘管又一次被擊倒,但還是值得鼓勵的。摔倒、爬起、摔倒、爬起,只有這樣,漸漸才會學到穩固站立吧?

悲觀,無非只要隨性放縱,快樂,反而要出於偏執地疼惜自己。20年的用心經營付之一炬,相信自己還是有快樂地生活的資格,需要很大的勇氣。快樂,不可能出於現實的確認,反而要出於睥睨現實的意志。

山與花:生命重量的參照

讀朝日新聞《天聲人語》,言及繩文人古墓挖掘工作。墓穴中只剩首飾等,人體早已化為灰燼,不見其形。研究者解釋,頭部之處土質鬆軟舒適,顯然生者知心愛將於此永眠,不捨之情化為最後的溫柔對待。時空相隔三千年,該學者所言竟如描述熟識般之細微。墓穴逝者雖已無聲無形,凝視之間體會仍可如此貼心動人,非移情至深無能為之。「這些人是我們日本人的祖先,對於未來的子孫,我們將留下什麼?」,《天聲人語》作者聞之留下如此迴語,令我也一度陷入沈思。

今日於公園一角讀介紹丸山真男書,間或掩卷靜觀池伴賞花畫花之人,竟聯想起繩文古墓與其挖掘者的故事,心中湧起縷縷感觸。丸山固然遠不如繩文人之離我久遠,但畢竟已步入歷史,更何況我與日本風土民情之隔閡。然此刻賞花之人,面對眼前盛開花朵,心中之感動與感動中之自我,恐怕比我之於丸山,更接近於考古學者橫隔千年的知心面會。

賞花如同音樂,雖不著文字說理,卻可觸動人性細微之情感共鳴。設身處地移情而生感動者,不僅在瞭解原本疏遠之對方,必然也是對自己內在極深之挖掘。前述考古學者,想必是以自身送別至親好友刻骨銘心之經驗為底,才能理解遠古的人情場面與細膩感情。乍聽之下言及者乃身外之物,實則抒發私密之深情。想想,閱讀丸山,謹慎固然重要,但萬萬不可無我。以個人體會與之放鬆共鳴,或更可得其深意。瞭解日本,畢竟並非開卷之初衷。

偉大學者之思想遺產如比之高山,墓穴無名氏則不過朝生夕死之露花。然我靜想,懂得賞花而得自我感情之抒發者,當比起震攝於巍巍高山之美者,更能夠感到人生之幸福與自我接受的愉悅吧?見後者而移情感動者,恐怕被那樣龐大的知性之美所籠罩傾服(overwhelm)時,對照的大半是自身的渺小、思想耙梳之文字卑微。但是欣賞一朵數日即凋的花朵,仍得喜悅者,應該更能夠欣賞人生之豐富綿延,知道用「活一天便似開一朵花」的篤定心情而生活,不是嗎?

人看到露珠往往附比於生命之短暫,然而面對山之美,思想之壯闊,難道就會感到自己人生相同之強度嗎?反差與類比,心情畢竟因人而異。

山與花:生命重量的參照

讀朝日新聞《天聲人語》,言及繩文人古墓挖掘工作。墓穴中只剩首飾等,人體早已化為灰燼,不見其形。研究者解釋,頭部之處土質鬆軟舒適,顯然生者知心愛將於此永眠,不捨之情化為最後的溫柔對待。時空相隔三千年,該學者所言竟如描述熟識般之細微。墓穴逝者雖已無聲無形,凝視之間體會仍可如此貼心動人,非移情至深無能為之。「這些人是我們日本人的祖先,對於未來的子孫,我們將留下什麼?」,《天聲人語》作者聞之留下如此迴語,令我也一度陷入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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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遺愛北國的舅舅 一篇日本行的日記

2000年12月16日,星期六,東京。

    今天,一群日本朋友將為剛過世的大舅舉辦追思會,媽媽與阿姨特地趕來與會。清晨由王子轉南北線,在飯田橋再轉大江戶線,與前一天下榻於新宿華盛頓飯店的媽媽及阿姨碰面。我們接著馬不停蹄地趕往位於立川的相互醫院,追思會的地點。由大江戶線到東中野,轉JR中央線前往立川市,面會遺留在日本友人生命記憶中大舅的殘影。
    高基芳是我的大舅舅,日本朋友叫他高村基芳,他出生於1946年,台北,活在人世間只有短短的五十五年,正值人生進入成熟穩重的階段,就離開了我們。他的經歷寫著,1971年於台北醫學院畢業,然後在省立醫院任外科醫,1974年在木柵開設保順醫院(保順是外公的名字,以紀念他父親),一直到1986年。1986年到2000年期間在日本,於東京醫科大學就讀,1982年取得日本醫師免許資格,1989年取得病理解剖資格。1989年至1992年於大田病院任循環器內科醫,92年開始任東京上目黑診療所所長,1996年到去世前任健生會日野台診療所所長。日本已經是他第二個故鄉了,小孩也都在此落地生根。
    會場來了舅舅生前日本好友70多人,很多人進來後看到舅舅的照片都痛哭了起來。追思會的會場黑白相間,一叢叢的鮮花擺滿四周,莊嚴肅穆的古典音樂飄盪在空氣中,看得出日本朋友們的誠懇用心。他們還特地印製了一本舅舅日本好友、同事、病人追思他生前事蹟的話語。雖然我的日語還不好,聽不太懂,但是配合著閱讀,聽一個個上台述說與他交往的經歷,看著照片中的舅舅,想到他過去的言行舉止,我也跟個哭紅了眼。以舅舅中年才開始到日本讀書,然後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拿到證照,又如此深入地打入日本社會,成為病院所長,生前並且組織各種醫療健診服務,把人生最精華的歲月都奉獻給這個北方異國,得到這麼多日本朋友的信賴與感念,我想舅舅在天之靈應該覺得欣慰吧。
    從小舅舅就是我無形中的模範,不知不覺把他當作效仿的對象。舅舅對於自己的專業從來沒有懈怠過,我因為高中時代都是住在外婆家(當時的保順醫院),上課前下課後,常在醫院內鬼混,幫忙包藥、拿病歷、買點心等等,接觸舅舅的機會不少。印象中的舅舅只要一有空閒的時間都是在讀書,從來也沒有一刻停止進修。而且他雖然個性嚴肅剛直,但是對於病患總是和顏悅色,用爽朗的笑聲鼓舞病人保持樂觀的心情。舅舅對親朋好友非常的好,大家的共識都是,他一輩子都在為別人而活,從沒有想到為自己。他那時診所生意很好,碰到貧戶就診總不收費,甚至休假的時間還帶著醫療器材到山上偏遠的地方去義診。舅舅出身深坑大家庭的長子,感染了舊時代的氣息,對於家族的照顧非常用心。我還記得他買了一整車的醫療急救包,還有另一次是一瓶瓶的滅火器,然後親戚家中逐戶親送並且指導用法的場面。
    舅舅移民到日本,除了家庭因素外,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美麗島事件給他的打擊很大,我還記得那天晚上他與幾位朋友在我家喝酒,說到悲憤時嚎啕大哭的場面。我那時一想到舅舅這樣專業、正直、熱愛鄉土的人心中無語問蒼天的悲情,就不難理解許信良當年說要消滅KMT這個罪惡政權的心情。舅舅的個性與日本這個社會相呼應,也是另一個原因,不過他來到日本十數年後,告訴我日本社會並非他當年表面認識的那樣,言談中有失望感慨之情。至於為什麼有這樣的感慨,我並沒有機會問他。
    

    舅舅在世的最後一年,一個人回到台灣,在病院與外婆家進進出出數趟,身體日漸消瘦,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令人難以想像。舅舅身材不高,但是一直都很積極上進,平常都是抬頭挺胸,走路也快步前進,寫起字來剛毅有力,整個人的形象看起來好像比實際上還高、還大。當然,這是他生病之前的事。舅舅在世最後一年回顧過往的許多感慨,還有他最後在徒勞呼喚妻兒中撒手而歸,給我很大的啟示,也讓我鼓起勇氣做出自己人生痛苦的抉擇。想想沒有為自己而活的人生不管如何地用力愛人,終究會是遺憾的。不管是作為正面的模範,還是負面的警示,舅舅一直都是我成長過程中映照自己、檢視自己的一面鏡子。
    離開立川市,想到過去數度來到這個地方,點點滴滴如在眼前,心中不禁燃起許多感慨。回憶要好好珍藏,做過的事,活過的歲月不要遺憾;但是人生要有勇氣樂觀地往前、往更遠、更高的地方走下去。這次,恐怕是最後一次拜訪立川市了,重回舊地,人事已非,JR電車急行飛馳離立川越來越遠。我回到「家」,一個人的家,環顧四周,突然有打下一頁註腳,人生又翻過一章的感覺。
    ps,舅舅住的地方是矢川,在立川與國立之間,離著名的一橋大學不遠。以前他開車載我到四周一覽,說這個學校出了不少「左傾的好學者」,反叛但是對社會有良知,想起來還印象深刻。他這人熱愛鄉土、卻遠離了台灣;重視家族,卻活在一個跟他日漸疏離的家庭。有一次在日本鬱悶喝酒,摔到路旁溝中,頭都撞傷了。他如果還健在,我應該可以多陪他聊聊,或許酒可以少喝一點,心情可以開朗一些。我也可以藉此聽聽他對日本社會的觀察。可惜,這永遠只是後話了。

給即將遠行MK的一封信

1999年7月 MK即將前往加拿大進修,以瞭解當地的族群政治。
我買了本福澤諭吉傳給他送行,後來想想,總該交代為何送這一本
書,於是就有了這封信。沒有想到一年後我因為偶然的機會,
接著就踏上了異國學習之路。而且六個月過後,在離日不久2001年
的5月23日,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陰暗的下雨天,來到
福澤諭吉的墓前,遞上我道別致意的名片。回想起來,這封信或許
正是我到日本進修的原始起點。

MK,

這本書我最近才發現,很喜歡,讓你帶著上路在加拿大細細品味。我當初想學習日文,不是單純只為了獲得與日本人溝通的媒介,而是希望能夠因此接近日文文化、政治、歷史、思想的經驗載體。一發現影響日本近代化至鉅的福澤諭吉的傳記,當然就迫不及待地買來閱讀,萬萬沒有想到那個週日,會因此在抑制不止感動的笑與淚中充實地度過。

生於網際網路多媒體時代的我們,不用像福澤諭吉般必須排班才能進入禁室,翻閱日本唯一的一本荷文字典,然而資源豐富卻反倒失去了深刻的學習動力。我們如今得以輕鬆地周遊各國,不用擠搖晃的老船艙飄洋過海,但誤把「老成」當「成熟」的結果,我們只剩下學習的姿態,但是早退化了好奇觀察的飢渴。我們坐擁「學者」之名,在鋪好的職業軌道上或快或慢地循序前進,不用再抵抗封建制度下的身份束縛便得求知,卻漸漸麻痺無視於學院陋習不時傳出的腐朽。文字獄的殺身之禍憂慮不再,然而用心鍛鍊語言,卻也不再是我們專注的本務,文字終因我們的放任而日漸呆滯鈣化,不足動人。

MK,思考的生活終究是我們這些幸運兒秘密的棲身之所。Mills說,社會學的想像力應來自傳記生活經驗與大社會結構困局的歷史交會處。這拗口的行話,福澤諭吉應該會懂,但像他那樣單純專注於求知的學者,也一直要到異國,才更看清楚自己的故鄉,還有自己。

儘管處於明治維新動亂砲火下的江戶城,福澤諭吉師生們仍舊騖自專注於學習著述,合奏出新時代動人的交響曲;而我們的心思則隨著媒體政治肥皂劇的神經轟炸起舞,卻再彈不出一首像樣的獨奏。

台灣內耗加劇,因此格外羨慕行將遠行的學者。

人的處境往往共通,因此讀傳記而知聯想,單純的力量就會自然而生。

1999年台灣人社會長大的第二代外省人,在蒙特婁,感受熟悉又疏遠的政治情境,讀福澤諭吉傳時,雖然時空相隔遙遠,應該能夠感受到1869年,當中津藩下級武士的次子初抵舊金山時的激越心情吧?

Jerry

1999/07/29

以色列之行的回憶

星期四 1999/7/15

以色列的研討會終於結束,想到一路長途跋涉要再趕回台灣,心頭還有點害怕,結果害怕的事情竟然真的發生。因為飛機延誤,跟Jay兩人脫隊,先在特拉維夫的機場枯坐一整天等轉機。機票一下來後,才知道還要繼續前進飛到歐洲。在德國的法蘭克福機場轉機,半夜在機場買了一條香腸當作邂逅德國的紀念。等到班機,調頭再飛過以色列上空,先飛到曼谷,終於又碰到了已經在該處休息了一天的同事,接著馬不停蹄馬上又上飛機,千辛萬苦繞過半個地球,終於回到臺灣,身體好像脫了一層皮般疲累不堪。

以色列當地人常說,耶路撒冷是離上帝最接近的地方,祈禱聲也最容易被聽到。回想起來,在以色列停留期間,數次提及此趟以色列之遊是我離歐洲最近的一次,眼看只差一小步就到,好可惜!沒有想到大概被上帝聽到了,用這種令人驚訝的方式迅速地回應我的禱告(苦笑)。

回到台北,以色列一週行的許多經歷好像還歷歷在目,早上進辦公室,匆匆忙忙間憑著一點殘存的記憶,草草記錄下離開以色列前最後一場,Yarr教授給我們關於以色列和平會談經過的報告。

Yarr是以色列知名的資深社會學者,親身參與到以阿和平談判的過程中,以社會學的訓練加上實際政治介入的觀察,向我們簡報,因此格外值得細細聆聽。 他首先比較了臺灣與以色列間許多相近的特色:位置對稱(亞洲大陸的兩端,臨海)、面積相近、土地特性(三分之一沙漠或森林)、中小型家族企業為主幹的經濟、族群政治居於核心、戰爭所遺留下來的領土主權爭議(還有,我想,我們都使用美製F16戰鬥機;在政治上都倚靠美國以平衡區域地緣政治中的孤立)。這樣破題,台灣來的學者聽來也就覺得分外親切,也引起我們聆聽時與自身經驗相互詮釋比較的共鳴,果然薑是老的辣。

然後他開始轉入正題,先指出雖然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力量相對懸殊,但是如果將整個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有敵對關係的國家整體來看,則以色列的危險處境與敵手相對的懸殊,其實與臺灣與中國的對比相去不遠。 總之,介紹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和平談判的過程,應該可以對來自台灣的學者有所啟發。他甚至還提醒我們「談判」來得比他們預期的早,而我們的談判也應該離我們不遠,或者絕對遠比我們目前想像的近。在遙遠的近東聽到這樣的話語,心底好像遭電擊般震動,反而比起在台灣時有更深切的「人在台灣」的急迫感,或許這就是所謂的旁觀者清吧。

為了幫助我們瞭解當前爭端盤根錯節的歷史淵源,Yarr教授首先回到歷史,介紹以色列獨立建國時最初的領土範圍,以及隨著幾次戰爭後擴充的範圍。 他強調戰後殖民地在領土歸還與重劃中,伴隨新興獨立國家建立的風潮所帶來的後遺症,1948獨立戰爭之後,以色列就一直領土爭議不斷,與鄰近國家長期處於緊張對峙的狀態。 接著Yarr對以色列的政治生態作了一番介紹,指出以色列政黨林立,因為選舉法的規定使得目前有30個政黨之多(演講當天又誕生一個新政黨)。 基本上,幾乎兩個議員形成聯盟就可以成立一個新政黨。 政治光譜是以針對巴勒斯坦土地問題與相關和平談判的態度而區隔,並且與不同移入地與移入時間的族群有密切關係。 族群是觀察以色列政治態度與變遷最重要的變數,其影響超乎政治,更遍及宗教、教育、經濟、婚姻、住宅等社會領域。

然後,Yarr談到這幾年來以色列政治以土地換取和平,承認巴勒斯坦自治權的主流形成過程,這基本上是由極右錫安派向中間靠攏而帶動的。 不過,這種透過談判妥協來解決長期「不戰不和」的僵持緊張的過程,卻同時也伴隨著國內族群政治的衝突加劇。因為右派的願意接受和談,除了巴勒斯坦抵抗的困擾與國際壓力的日漸加劇之外,動機主要是對於阿拉伯族裔等「無建國理想」的非猶太的排除。 在右派支持下的新鴿派到底在和談上能夠做多少的突破,而不至於被其支持群眾扯下台是個問題。 然後,Yarr往外觸及談判的外部環境,談到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不信任與鄙視。 因為在十幾年前以色列還是個不起眼的小國,這種阿拉伯「泱泱大國」權力失落的自卑與過往歷史的族群自傲,在埃及談判代表間可以明顯嗅到。 而這些看法與態度對於以色列卻是一種生存危機與尊嚴威脅。 於是就有些人開始在以色列內部提倡起「大阿拉伯聯盟」,強調區域政治經濟整合,以降低區域衝突。 不過,這忽略了一個根本的事實:以色列雖小,但是在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上都與鄰國有嚴重的差距,而且隨著以色列經濟的轉型成功,更使得她越來越不依賴阿拉伯國家。

Yarr的演講,每一句話都讓我想起了歐亞大陸與大洋交際的島國台灣,她的過去、現在與即將面對的命運與抉擇。我們這些台灣學者當如何自處?學術作品又有多少時代的烙印?還是最終不脫國際化的風潮下,歐、美各種進步與保守思潮更精緻的註腳?

以色列的會議與旅行收穫不少,結交了一些以色列社會學圈的新朋友。我來到全世界最低的地表,荒涼死海旁酷熱乾燥的沙漠,竟然會在峭壁懸崖上赫然發現倨傲的瑪撒達(Masada)古堡。距今1900多年前,960多名堅決抵抗異族統治的猶太武士與其眷屬,最後為了保持族群尊嚴與信仰自由在此全體自殺殉難捐軀。如今瑪撒達已成為猶太成年禮與新軍成軍誓師之地,山腳下古代羅馬軍的紮營陣地也自然變成國族想像的孕育場所。我來到耶路撒冷,古城巷道中對立族群宗教緊鄰的壓力與魅力瀰漫,在這塊小小彈丸之地徐徐而行,冷靜目睹歐亞非三大洲橫亙數千年文明衝突的遺跡。這樣的歷史僵局在當前的地景延伸,一路牽繫到西岸巴勒斯坦自治區,我親身看著巴勒斯坦的小孩成群在眼前嬉戲,電視上習見在街頭催淚瓦斯彈的煙火中逃竄,並丟擲石塊以表達抵抗的年輕身影揮之不去,平和稚嫩的臉龐上似乎仍透露著歷史仇恨凝結的刻痕。古今交映,耶路撒冷仍舊弔詭地是和平之地與戰亂之地,不戰不和、且戰且和。在耶路撒冷,人類終極的智慧與極致的無知同時俱現,感慨之際更覺社會流轉中人之命運之嚴酷冷冽。

出國前抵不住學生的熱情,答應要陪他們讀些書來充實所謂社會學的「創造力」。之後,心底便一直充滿狐疑,究竟所謂「創造力」該如何培養?「想像力」要如何衡量?讀書行得通嗎?行萬里路又如何?身為老師的我自己又有多少創造力?於是人一回到國門,便在時差調整的半夢半醒間,再次面對《社會學的想像力》啃嚼,尋找靈感,兼以自惕。字裡行間讀著,腦海中迴響的盡是以色列之行同事同行一篇篇的研究報告,也再一次細揣丈量自己兩年來求知的步伐與陷阱。檢視過往與前行的煙煙小徑,一方面,歷史層層堆疊的當代現實像白晝惡夢般緊逼著迫人的氛圍;另一面,眼界所及又是日益嚴苛但未必合理的專業要求與國際化壓力。在這夾縫中要如何殺出一條生路,而可以無愧、可以無怨?想來心頭更覺徬徨與警惕。

離開以色列前一晚,與ND在地中海岸邊的露天酒館對飲,他提及學術格式的拘束,提及人類珍貴思想傳統在專業化中的失落,並稱羨起維根斯坦揮離學院的瀟灑。我藉著幾分酒意,提醒維根斯坦的故事讓人稱頌是因為他留下影響深遠的作品,而那個博士論文中創意與銳意十足的ND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了。這樣帶著幾分挑釁的回應,其實是出於對於ND的尊敬與期待。他聽了沈默無語許久。

暗夜的地中海,颼颼作響的海風與陣陣浪濤近在咫尺,潮漲潮退如斯。「愛琴海的水最終還是與大陸另一端的太平洋相通的」,ND轉了話題這麼說。我不禁想起數千年前的奧迪賽、特洛伊、與尤理西斯自縛的心情,心頭莫名好像多了一分篤定。依舊薰醉的海風,繞著身軀吹拂纏捲,彷彿無形知音正攀背拉攏般的親切。於是,我酒暈之際竟開始零零碎碎地喃喃自剖,一些關於「自制」與「沈得住氣」的瘋言瘋語。那些話語,如今回到台北的此刻,反而格外清晰,句句猶在耳邊。臉不紅氣不喘地一股腦說出自己生命的賭盤,不知所云地描繪彼岸的模糊夢地,想來還有著令人無地自容的慚愧。然靜靜反省,慚愧之下,其實還有著沈陷於無形兩難,卻又漸漸失焦的龐大焦慮。

國情簡介:

首都:耶路撒冷, Jerusalem
人口:466萬人
面積:兩萬七千零九 平方公里
氣候:冬季潮濕,夏季乾熱的地中海行氣候,
      一年四季,大多數陽光和煦、風和日曬
語言:希伯來語為官方語言,英語亦可通行
貨幣:Israeli Pound

父親、伊底帕斯與我的三角習題

因為年幼的家庭事故以及做為長子的敏感,很久一段時間,對父親存在著強烈的敵意。後來長大些知道有學問的人稱之為「伊底帕斯情結」。雖然那種「長大後要打敗超越父親」的奇怪想法一直是小腦袋裡日日提示的人生志向,但是我始終厭惡這種說法。

  要說是「戀母情結」,倒不如說是那種扶助弱小、恢復正義的「馬克斯情結」。要說「閹割焦慮」,倒不如說是怕自己長大後「不能挺」而打擊魔鬼的焦慮。我的「伊底帕斯」從不幽微地潛伏在意識深處,需要勞駕高明的精神分析師才能夠解碼。就算「伊底帕斯」想要如此,他也沒有因潛意識中「向敵人學習」的動機,而曲折地自然馴服於超我的權威。

  從小,心裡頭一直就是父親旗幟鮮明的反對黨,等待堅定的「最後大反撲」。看到父親就想到很多絕「不」,然而一個小男生卻不知道怎樣才「是」。甚至對於別人說走路姿態像父親,都恨恨地想辦法要改掉。隨著成長接觸到朋友,往往驚訝並且羨慕,同輩可以毫不費力地由父親處輕鬆地接收「負責任的男人」的形象。生活四周沒有可以心悅誠服的男性長者可以學習,由國中到高中,一路被同輩當成「娘娘腔」,甚至受到男同性戀同學的騷擾,苦不堪言但從未向家人提起的成長痛苦。由每天生活在一起的母親、祖母處學到許多,但有許多卻不是她們能夠教你的。由高中到大學,封閉自己躲避家庭,刻意讀夜校、住宿舍。想到母親含淚懇求外婆收容不想住家的兒子,心中雖然愧疚但仍舊堅持躲在年輕的蒼白困惑背後,苦思「合理秩序中正正當當的自我」。

  必須辛苦地由「否定父親敵人」之後的一片空白,去摸索屬於自己的新秩序,好像是注定的命運。勇敢地選擇不知其所以然的社會學的「自己所愛」,且被向來開明的父母全心支持,想來也是幸運。年輕的歲月遂在社會學的思想大海中浮沈,慰藉不平、尋找解答,最後竟也無心插柳點滴累積出自己安身立命的小徑。回想,即便自己目前短暫學術生涯一路走來片片斷斷的思考論述,無一不是在視為當然的二分世界「中間」、「之外」私密地尋覓新路。如果說自己還有一點創造力,或許正是出自於這種對權威敏感的反抗與尋找新語言的焦慮。這,不能說不是幸福地出自於父親之手。

我的父親害羞,在公眾場所尤其內向,感到自己也不知不覺中繼承了這種幾乎無法抗拒的傾向,就覺得害怕。於是拼了命在一次次的挫折中,刻意磨練自己,要打造一個不一樣的自己。如今如果可以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絕非出於家庭傳承,但不能說不是出於父親最初給我的那個「絕對要克服的任務」。父親或許出於解消焦慮、或許出於本性的發揮,常借各種存在主義、自由主義、或解構主義版的個體來發抒人生態度。我越感受到那樣,便越是要求自己往集體主義、保守主義的思潮求智慧。當大學同輩正著迷於阿突塞的結構馬克斯主義時,我反而浸淫在強調「集體良知」、「社會連帶」的涂爾幹思想中,甚至似懂非懂地啃讀被污名化的帕森斯艱澀的《社會行動的結構》,這些無非出於反動。「敵人父親」越強調那種隨遇而安、不求計算、不勉強計畫的瀟灑,我就越惕勵自己學著一切都按照計畫、理性計算、處處評估。結果,所有來自父親處的「家庭傳統」徒勞地仍舊被保留了起來,只不過越往社會深處走,越懂得將它們隱藏起來;而如今又多了一個自己耐心學習修正所衝出來的、秩序井然的「另一個自我」。

這些值得驕傲的成長,並不盡然出於自己單方面的努力。平心靜氣反省來時路,「敵人父親」除了給我「任務」,也給我「動力」。沒有他刻意鼓吹的自由家庭氛圍,哪來年輕伊底帕斯困頓中仍舊堅持反權威地自求解方?沒有好學、好奇、勤讀書的父親潛移默化了自己以書為摯友的習性,少不更事、血氣方剛、充滿怨懟的伊底帕斯如何能抗拒廉價危險的同儕認同,反而泡在書堆裡藉著與思想家神遊交流,慢慢釐清人生的辯證?如果沒有那種由父親處學來,「自以為是的傲慢瀟灑」,又怎麼可能在挫折後痛快療傷、仍舊有著一試再試的睥睨勇氣?

如今回首,「敵人父親的傳統」原本屬於自己,而「自我修為的努力」反而多出於父子互動中傳承的無形資源。過去,一直在兩種價值、兩種人生、兩種願景間左右徘徊,不知道哪個更接近真實的自己。現在,我身體脆弱但生活忙碌而踏實,了解不需再去費力處理原本無解的虛假問題。如其所如地接納這樣分裂而自在的我,甚至學會可以因此感到驕傲,全面和解的時刻遂在不知不覺中平淡地到來─包括跟不同面貌的自己,以及,那個想像中的敵人父親。

* * * * *
「伊底帕斯」的隱喻怎麼說?

數年前看到一本書《反伊底帕斯》,好像很有名的作者大約像這樣說:「佛洛依德徹底錯了,自我的同一性根本是個虛妄的暴君。精神分裂的發生,是人們悲劇而徒勞地向同一性回復的惡果。多重自我、心靈游牧原屬自然,瀕臨精神分裂之處,其實也正是人們轉向自由解放的關口」。

誠哉斯言。

曾經,往右靠近「父親傳承」,心不甘情不願;往左靠近「自我修為」,又雕琢似嫌勉強。二十多年像這樣的左右掙扎,念頭一變原來只是庸人自擾。三十多歲關頭,終於不再掩飾年幼時不愉快的烙印,可以在心頭放下。

「伊底帕斯」,揮別了青年期,現在要安適大步地向前走。

感謝敵人父親。

母親節快樂!

後記:1999年5月2日,母親節前,寫起父親。想起來大概是想讓一直擔心父子關係不合的母親安心,不必一再強調「你父親其實是個很好的人」吧?信寫完後,打了電話到父親店裡,說打開傳真,我有東西要給妳,然後就傳了過去。幾天後,據母親轉述,父親看了哭成一團,走到樓上拿給我母親看,說:「這是妳兒子的信」,「有這樣的兒子,我很驕傲」。家庭往往是我們每個人「原始衝突」的來源,在不知不覺中塑造了我們的性格,也規範了我們的命運。然而弔詭的是,儘管如此,一旦承認這一切都是我們自分自身主動去扛起來的,因而當然可以靠自己的一念之間輕輕放下,竟然經年沈重罩頂揮之不去的烏雲就在一刻間消失。人是活在集體關係中的社會產物,然而衝突的解決最終還是要從「自我和解」開始。社會與人性、愛與衝突的微妙辯證,值得大大玩味。我很高興,父母親也因此放下了她們一直掛念不放的包袱。「從現在開始,請放心追求美麗的人生吧!」,想這樣跟愛我的人們說。(2001年1月19日,於日本東京小台)

社會學工作的自問自答

□ 一個人佔住社會中被尊重的職業位置,不管那是基於什麼表面上優勝劣敗的尊榮或無奈,就是接受一種付託,而不僅僅只是執行市場中銀貨兩訖的交易。「工作」不是像一些善意思想家所提示的內在就有尊嚴,是人們與社會取得聯繫的行事風範,才創造出工作的尊嚴。同樣的道理,資本家榮耀自身的本分並非只在賺錢,而是在與社會共生共榮的基礎上營利。錢,從來不是同質而等價的,而是始終受制於社會過程的評估與分類。

□ 然而,用貨幣與市場之外的標準來評估工作固然重要,怎樣才叫「嚴肅地、負責任地工作」,怎樣評估自己職業的方向與目標,卻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社會學者,長久以來,已經習以為常地將社會學的核心問題界定為:「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就正如經濟學者問:「企業(firm)如何可能?」,政治學者問:「投票行為如何可能(why people vote)?」一般。放在切身的脈絡下,自然就會有社會學者提出:「台灣社會的本質是什麼」這樣的大哉問。

□ 然而,坦白說,我常在想,如果做個會「根本問」的社會學者只能那樣問,那我寧可不做社會學研究。理由很簡單─「無聊」、「無趣」。甚至於,是不是一定就要有像那樣的根本問,才夠資格作一位誠懇的社會學家?這樣的問題心情放輕鬆,也不妨來問問,總不能根本不問,或者根本不能問吧?。

□ 「台灣社會的本質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如果只被自足地問,而不牽涉到先導性的現實脈絡,即便看起來是在處理經驗的資料,先天便容易流於學院派的抽象思考。這讓我想到,Giddens回到古典大師的歷史處境重讀他們的作品,認為他們共同的質問其實是:「變遷中社會的本質」(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social orders),具體而言,古典思想家當時所面對正在急遽形成的新社會到底具有什麼特質?Giddens這樣的強調,聽來無甚高明,甚至有點不知所云,但放在這個討論的脈絡就很清楚他所想要提醒的為何。

□ 我在想,更徹底地回復到歷史性的強調,應該要在回答「社會的變遷本質」的同時,加入一個可能性的面相。換言之,除了「社會是什麼」與「台灣社會是什麼」之外,或許更應該時時逼問自己的是:「(台灣)社會原本可以有(但卻錯失了)什麼可能?」以及「(台灣)社會仍舊有何可能?」。畢竟,沒有偶然性的歷史只是另一種結構論的表面巧飾。「社會」應該如Jessop所說的是contingent necessity或是Lipietz的chances discovered。當我們一直追問「社會是什麼?」、「台灣社會是什麼?」、「台灣資本主義是什麼?」時,我總是覺得有點忐忑不安,覺得將陷入另一種危險─ 不知不覺癱瘓了我們對環繞著像conjuncture、historicity、contingency、possibility這些概念的時間敏感。

□ 在Emory University的研討會時,Doner告訴我一則他親身經歷的故事:在一次演講中,Sable被問到他的立場,他回答說:「I am not a positivist,I am a possiblist!」。我聽了內心為之一振,突然領略到他那本Second Industrial Divide副標題的嚴肅意義。這讓我想到有一次,陪著Block到新竹科學園區參觀,在車上他問到台灣鞋廠有沒有可能取代Nike,我直覺地就回答:「不可能」。我還記得他當天凝視著我的堅定眼神,他追問:「Why?」、「 Why not?」。然後,他提到,理論家在有能力分析一個結構時,往往是因為那結構已經開始崩潰。思想往往跟著現實結構後面後知後覺的窮追,卻還往往洋洋得意謂之發現。要勇敢地去想像可能性,來做踏實的經驗研究,才起碼有超脫僵化思考的可能,「可能怎樣」其實比「是什麼」更盯緊實然的問法!

□ 根本問(如果真的必要),也可以不只一個吧?只有勇敢地透過思考社會的諸多可能性,來逼視當前或過往的現實,才能讓社會的經驗研究透露出道德與行動的餘味,一旦沒有這層緊張,社會研究將變成逼人瘋狂的瑣然無味,不是嗎?同樣的道理不妨放到個人的層次來想想,我不想做個只會問:「我到底是誰?」的人,那是一條死路。我寧可興味盎然地常問自己:「我本來可以是怎樣?」(啊,太可惜了!)、「我還可以成為怎樣的人?」(哇,好期待!)。

□ 一位朋友曾經跟我這樣說:「五百萬的研究經費擺在那裡,你能夠拒絕嗎?不可能嘛,笑話!」。我低著頭不語,因為那不是個適合我的研究,為什麼我要接受?如果只因為「五百萬」這個金錢數目,就無法拒絕,那麼我人生走的方向如何決定?生命非常有限,每一天過去,每一分過去,每一秒過去,都自動地蓋上自已獨特的簽名印,再不能回頭,直到死亡的神秘儀式將它包裹封籤。不能任由自己被外界的市場價值所左右。要走自己清明的路!

□ 一個人有沒有可能既好學又好玩?有沒有可能童心重,又同時事業感強?這對雙子星座的我真是個要命的問題。我想唯一的辦法是:「不好玩的研究不做,不能研究的遊戲不玩」,聽起來好像在繞口令,但其實也想不出什麼其他更好的辦法。

□ 很多學者都會說「多元化」是好事,在路上逛街買東西的人也會認為多些選擇總是好的,而且人的選擇是有所謂「個性」的東西在左右。但是,很奇怪,越是碰到那些「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學者,跟他們一提到社會學的研究有多元性,因此應該要用比較恰當的多元標準去評量不同類型的研究。馬上就開始懷疑你是在「打馬虎」、「降低標準」。甚至還要提醒你,不要辜負了苦心栽培的「期望」,甚至拿起自己的著作壓壓後生晚輩,大有「老子好歹打過天下」的味道。人,嘴巴上掛著多元容易,心底要真正擺平規訓的衝動難。

社會學工作的自問自答

□一個人佔住社會中被尊重的職業位置,不管那是基於什麼表面上優勝劣敗的尊榮或無奈,就是接受一種付託,而不僅僅只是執行市場中銀貨兩訖的交易。「工作」不是像一些善意思想家所提示的內在就有尊嚴,是人們與社會取得聯繫的行事風範,才創造出工作的尊嚴。同樣的道理,資本家榮耀自身的本分並非只在賺錢,而是在與社會共生共榮的基礎上營利。錢,從來不是同質而等價的,而是始終受制於社會過程的評估與分類。

□ 然而,用貨幣與市場之外的標準來評估工作固然重要,怎樣才叫「嚴肅地、負責任地工作」,怎樣評估自己職業的方向與目標,卻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社會學者,長久以來,已經習以為常地將社會學的核心問題界定為:「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就正如經濟學者問:「企業(firm)如何可能?」,政治學者問:「投票行為如何可能(why people vote)?」一般。放在切身的脈絡下,自然就會有社會學者提出:「台灣社會的本質是什麼」這樣的大哉問。

□ 然而,坦白說,我常在想,如果做個會「根本問」的社會學者只能那樣問,那我寧可不做社會學研究。理由很簡單─「無聊」、「無趣」。甚至於,是不是一定就要有像那樣的根本問,才夠資格作一位誠懇的社會學家?這樣的問題心情放輕鬆,也不妨來問問,總不能根本不問,或者根本不能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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