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不應該是強權的僕人，也不該是弱者的先知，而應是理性對話的守護者。」

——雷蒙・阿宏（Raymond Aron）

我昨天因為對臺灣學院風氣失望的積壓舊情緒被勾起，打破一直阻止自己少寫的抽象文字限令，甚至還書呆子引用了Richard Rorty《實現我們的國家理想》（Achiving Our Country），我老師毛病發作請不要把那當成導讀，不然會誤解了也錯過了很重要的文本，我多放些文字給各位看看感受一下魅力，當成睡前點心分享，我該去睡了。

我想要說，臺灣是個史無前例的新類型國家（或者類國家，非典型國家…無以名之），我們的前輩用行動書寫過值得我們驕傲擁抱的歷史，而時間到了我們加上這有可能最後一筆的關頭。

臺灣這個國家，很值得世人尊敬，人文故事俯拾皆是無比美麗，民主化的百年前撲後繼無比偉大，儘管（就算）她可能最終面臨悲劇性的潰散敗亡收場，但在那之前，讓我們努力到最後一刻，讓她的故事自始至終充滿突破困境的勇氣與創造力，值得被後代的世界人類當成資產永遠保存記憶。

我雖然10年前就離開學界，但心底不管如何自我界定，總還是一介「學者」，我對於妄自菲薄、自甘墮落、不願意冒險可能的失敗，無能勇敢面對現實、感受自己語言貧困而奮力學習的學者，有職業倫理的不安與厭惡，畢竟我看到很多其他行業兢兢業業的努力，我們不能因為校園學院的保護就放棄我們在臺灣的守備範圍，這是我們的天命，我們「是自己、成為自己」的本分。

這個社會過度崇儒讓我很不適應，我覺得完全不需要，我連被稱為「老師」都覺得壓力很大，跟其他行業的工作者一樣，我們不只earn money, 更要earn respect，75個我看不起的學者簽名，憑什麼大過那些在路上舉牌呼籲罷免的歐巴桑？學者們的工作是來服務社會的，社會理該要求他們承擔面對自己眼前當代挑戰、謹慎勇敢的思考研究責任，不是擺出在我看來「特權」的知識分子高姿態（鸚鵡再怎麼被呵護也是鸚鵡），讓人民或無知的學子們崇拜。

臺灣真的不要小看自己，我們不是鬼島，我們是可以為人類的未來啟示方向的珍貴實驗，我們小國小民有足以挺立於世無愧的「自己的」民主化經驗，還有眼前面對（世界的歷史與地理尺度）史無前例的嚴峻形勢，是人類整體的困境與世界史給我們最後一博的舞臺機會。我們的學者們啊，要站在臺灣的當下痛苦地思考，努力地創新回應，因為我們本身就是世界思潮走到左右糾結死衚衕之際，還可以從中找到進步前進方向、巨大複雜的現實挑戰。

我是退休死期不遠的殘廢老兵了，但我還是不怕被恥笑地想這麼說：

請我的同行們加油，我雖然退休了，還是有職業尊嚴的基本榮譽感，我覺得最近的一些事，包括學問不上進還侈言自己是「智慧立委」的自稱創新學者，都讓我覺得受辱，經常想要尷尬地躲起來，請像我們值得尊敬的美麗福爾摩沙前輩一樣，為我們摯愛的國家decent地fight，就算失敗，我們一起失敗，光榮地走下世界史尊嚴地失敗，好嗎？

好吧，我承諾的閱讀材料如下，像我尊敬的杜威，讓我們繼續有夢，只要有一口氣在就要保持希望奮鬥，實現成就我們理想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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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杜威或惠特曼，都不曾堅信事情在美國一定會順利發展，也不保證那場關於自我創造的美國實驗終將成功。

將一切置於時間之中（temporalization），其代價就是——偶然性（contingency）。

惠特曼與杜威認為，歐洲的問題在於它過度追求知識：它執著於尋找一個關於「人應該成為什麼樣子」的答案，它渴望為人類行為獲得某種權威性的指引。

我們應從歐洲的過去——特別是基督教——所汲取的教訓，不是學習應該臣服於哪種權威之下，而是從中獲得啟發：如何讓我們自己變得截然不同於過去曾經存在的一切。

在左派當中，絕望已經成為一種時尚——一種原則化、理論化、哲學化的絕望。那種惠特曼式的希望，曾在1960年代以前激勵著美國左派的心靈，如今卻被視為一種幼稚「人本主義」的症狀。

這種「知識優於希望」的傾向，在我看來，重演了早期左派知識分子的（錯誤）選擇——從馬克思而非杜威那裡繼承了黑格爾思想的啟發。

馬克思認為我們應該是科學的，而不是空想的——我們應該在更宏大的理論框架中去解釋我們所處時代的歷史事件。但杜威不這麼看。他認為人們應該將這些事件視為社會實驗的步驟，而其結果是無法預測的。

但與此相比，傅柯式的理論精巧對左派政治更是毫無用處，甚至不如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至少恩格斯還有一套末世論；而傅柯主義者連這也沒有。由於他們將自由派改革視為一種已被否定的自由人本主義的徵候，他們幾乎對設計任何新的社會實驗都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