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這篇文章《書店公共性的精煉抑或消耗》，我覺得最關鍵的應該是兩個詞：「品味/品牌」與「公共性」，作者似乎把這兩者拉到一個對立的位置，因此才創造出看似清晰開明的曙光。但我老實說，不是很能夠從文脈逆推掌握作者對「品味/品牌」與「公共性」的理解，尤其後者作者更強調的關鍵如果講不清楚，那到最後（對我這顆駑鈍的腦袋）好像還是無法獲得根本的釐清。

我從旁觀察這次爭議得到的一個沒有結論的教訓是：文化社會學的重要性與研究突破的極端困難。具體而言，就是恍然大悟看清了文化現象中一件棘手的曖昧事：原來「公共性」也是一種「品味」啊！

青鳥書店的企劃與品牌經營，我真的懷疑，所謂「正格的」獨立書店就不需要？在我看來，如果你是認真談文化經濟，那麼要在文化市場中競爭與存活，企劃與品牌（以及一部分表現所及的活動）就是不可迴避的經營挑戰。

舉我自己的體會為例，我比較喜歡（品味相合）的浮光書店，在我看來就絕對不是沒有企劃的經營力，相反地，品牌力就是它對應達到一定象徵資本高度的「績效」。

青鳥的書店活動沒有「公共性」？他們的品牌經營沒有支援地方的外溢（公共）效果？我不覺得青鳥的經營者聽了會服氣（事實上，我猜絕對會嘔氣），而且我是聽得懂他們認為被誤解的委屈。

或許，除了銷帳的具體衝突（這一點作者也認為可以體諒青鳥）這一切只是反映了一部分文化消費群體對公共性的特定品味，以及「這種」公共性品味與在他們眼中青鳥反映的另一種不夠真誠（authenticity, 或譯「本真」）、因此落入虛偽裝飾（authenticity套套邏輯的反面）的「劣質品味」的衝突？

文化研究如果不能進入文化經營物質符號的「內裡」去剖析「品味」的差異構成與文化感受的細微（nuance）衝突，大概是很難說得清楚這事件的摩擦力學，讓「不懂文化」的社會大眾理解，為什麼一個看似不難解決的商業衝突會變成一場「文化戰爭」，打得刀刀見血殘留許多不明究理的煙硝四射。

#不要問我如何分析青鳥的品味構成，我沒有那種準備挨罵的膽識，也不想要惹得自己一身腥。

# 要等到什麼時候台灣研究文化可以不再言必曰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又不是沒有French alternatives to Bourdieu？

1月份受邀回中研院給一個短講，會議主題是「文化民主化的反思」，我應大會的要求事先擬了一個講綱如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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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政治系統的核心範疇，文化則另有自己的運作邏輯，「文化中的民主」（甚至文化的民主化）如何可欲、如何可行是需要在尊重「政治」的理解前提下做適當的釐清，這需要我們論述上構造出新工具的思考架構。

人透過文化為自己賦能，擺脫其他生物自行其道，人造物重新定義與翻轉了人與環境的關係，人透過成為第二個「造物者」而改造了自己，最後也為「人類世」的決裂埋下伏筆。

人造物的權力分配埋藏著「政治」在人類社會中分化而出的起源，馬克思對此提出的反思在於回到生產工具（一種人造物），在生產過程中建立了比「政治」更原初的「經濟」分化。但在經濟之前，文化其實存在著更為原始的能力分化，展現在「創造者」與「使用者」間的辯證，前者透過創造「賦能」後者，後者透過使用「承接」前者。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對文化進行政治發問：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代理人」的政治民主課題？或者說規範了「賦能」與「承接」間循環文化生態的「技術/制度組合」（tech-institutional sets，修改使用Amartya Sen的用詞）是否民主的課題如何考察？

回應這樣的問題設定，我過去7年在設計圈蹲點參與觀察的田野體會，應該可以給學院的理論思辨回饋一些材料：從設計交織社會（DxS）的過程理解設計的全貌與考察設計專業的自我理解（另一種設計史）或許可以提供探索前述「文化民主」課題的焦點，也可以為我們掌握現代性與當代提供即時而且貼近現實文化創用過程的線索。

更具體而言，在1920s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對撞的熱情年代誕生，主張前現代的傳統智慧可以指導糾正當時的近代化迷走，民藝這個由日本發起在亞洲少見大規模的文化運動在「創」與「用」這組文化生態基礎關係中丟下了顛覆當代的思考種子，在「創作的獨裁主義」與「使用的無政府主義」間拋出「民眾」（用）與「藝術」（創）如何保持社交距離/連結的大哉問，刺激也驅動了一部分日本當代文化風貌的形成。

我將嘗試在2020s晚近技術/制度組合的背景下提出一些發散思考，透過考察設計（造物的實作/知識）與文化「變化中」的關係與機會，摸索一個受「民藝」適時啟發的「文化民主化」思考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