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打牛湳村》,我成為一位社會學者

【短版同日刊登於聯合報「五百輯」

我成為一位社會學者,不是因為韋伯,不是因為傅科,而是因為宋澤萊的《打牛湳村》。

小說曾陪伴我度過苦悶多愁的年輕歲月,那是三家官方電視台異口同聲與教科書裡教條口號充斥的戒嚴時代,但我必須承認,閱讀小說從來不是我固定的生活習慣,慚愧地在進入所謂「專業」生涯後更是變本加厲,「非虛構」的史地科哲書籍永遠把小說排擠到閱讀清單的後段,從1981年踏入輔大社會系到2014年離開中研院社會學所,33年間我專心於聆聽研究田野中「見樹又見林」的小故事,妄想憑著我(日漸僵化貧拙)的學術語言捕捉它們的社會學道理,直到赫然驚醒必須趁一切還來得及快點逃離,回到更接近社會些的地方治療日益失語的危機,重新學習如何跟社會書寫尋常。

但是,這樣如同「科學怪人」的我,每被問起當初怎樣開始踏入社會學,總是很少人願意相信地回答:就只是因為看了一本小說啊!真的,然後這漫長的學術路就跟著為年輕的我敞開,接著還被那小說燃燒的熱情推著「義無反顧」地衝刺了大半的人生,那「劈裡啪啦,驚天動地」的神奇小說便是宋澤萊1978年出版的《打牛湳村》!

作家故鄉的雲林打牛湳離我出生成長的大稻埕分隔遙遠如同兩個對立的世界,這奇特的因緣要從我這端說起。因為小時候家裡的衝突,身為長子的我目睹一切自幼便憂鬱敏感活在莫名的困惑苦惱中,為了逃避家裡的壓力想的盡是逃家甚至輕生的念頭,那時活似一個怪胎,即便夏日也如活在冬夜般陰鬱畏寒,成天穿著長袖外套恨不得藏滿身體的瘦弱慘白,拿起充滿教條的教科書帶著強烈被羞辱的憤怒,彷彿自己是被捏著脖子硬灌的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