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英國社會學者Urry這本在我眼中被小看了的經典問世。6年後1987年我在「自由之愛」與「反杜邦」的校內外衝撞時代共鳴箱中接觸到它，讀後宛如啟蒙灌頂無比震撼。

我那時是唯一大學讀外校的台大邊緣「麻瓜」研究生，一日「他們」開完關於「回到民間」的校園抗爭聚會後空蕩研究室裡只剩郭正亮一人，安靜坐在角落旁觀的我發神經起了念頭，主動上前跟他（同為學生的《南方》主編「江迅」）搭訕：

「嗯…. 你好….我想貢獻寫篇『民間社會論』的文章給你，關於打破校園圍牆後的外面世界，你要不要？」

然後我跟他兩個研究生屁孩遶到大樓外側，蹲在台大徐州路校區角落面對紹興南街的樓梯間繼續，我跟他提醒：

學生組的杜邦鹿港調查團要打破圍牆「回到民間」，但「民間」是什麼？學生的校外「作業」很容易被「已經在民間」的人認定果然是「校園裡」年輕人的浪漫鄉愁，這樣文化定義權很快會流失。「所以，要思考上預先準備好下一步！」

我接著用預測的語氣描繪幾個未來要準備面對「情景」的開場顯然奏效：「學運前線現場的攻防打點突破沒錯，但你辦雜誌是在意識形態上打樁造勢的文化戰場，應該要拉開論述的縱深」，這說法也激起了他的編輯熱情，於是兩個人跟著興奮地交換聊起時勢與機會的判斷一直到日落黃昏，言談間Urry這書一再被我提及。

幾天後，我取了個「木魚」的筆名， 給了他落落長的稿子。《南方》跟著杜邦調查與校園民主的「學運專題」後突然拉高聲調跑出了「民間社會專題」。現在回想起來，我的人生因為邂逅一本書，在那之後就從此跟著轉向，35年荏苒歲月漸漸少年白了頭，仍然覺得彷彿做了一場漫長的青春夢。

#那間研究室裡的另一位學生，35年後成為令我感到厭惡不屑的政治人物，當年的熱血如今成了嗜血這也是人生難料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