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起床開了手機看到黃應貴過世的消息，跟著就再無法入眠。找到幾個月前他寫給我的連續幾封信，我跟他完全沒有過深談的機會，但他卻是我離開中研院8年來唯一一個還把我當可以期待的學者主動邀約合作的學院中人，從比社會學所更深的學院深處來的熱情招呼。

沒想到他竟然默默閱讀我的網路文章，來信期待我「正因為」離開中研院在社會中與設計切磋「繼續研究」而可以對「現代性」整理出有價值的看法，希望我加入他系列出版最後一本總結書的寫作，幫他完成學術生涯的最後心願。

比起他這麼樸實一貫又得看破制度框架的學術真誠，我給他婉拒回應的理由幾乎可說自暴自棄。然後他竟然鍥而不捨寒假又接著來信，寫了更懇切熱情的鼓勵，說他「時日不多」希望一起努力對現代性的當代做出哪怕是註定不完整的回應。

我這半年來比過去還要內縮到一個人的私生活，社會學圈的嚴肅對話剩下過氣老人在Shuwei 前每週固定的模糊呢喃，而幾年前加入的實踐工設也已不是我奮鬥突破的打拼之地，我對世界時局的悲觀只有與日俱增，動筆書寫的意義也越來越茫然無法肯定，放眼環境充斥無意義甚至毫不遮掩計算的喧囂，內在則在學問思路的孤獨抑鬱與陪伴家人的自癒自適間來回擺盪。

強烈對比之下，想要留下「可供未來發展參考」的黃應貴驟然過世，以身為度傳遞給此刻的我是怎樣的參考啟示？該如何調整我這殘存未竟的蜉蝣人生？一夜難眠的困惑終究未解，但「真誠一貫地活過的人生便值得敬重」這點我從他身上是見證了肯定，單單這點做得到就無比困難了吧，在這混濁顛倒難得清明的世道中，是足為我們這些倖存者由衷敬佩的精神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