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討論「校正回歸」所採取的語言可以清楚地看出台灣公民社會中民眾個人的政治人格成熟度，它反映出多元社會裡高低落差的教育品質，進而也是測度一個國家民主進化程度的指標時刻，用陰謀論否定「校正回歸」的在我看來，不管他教育程度多高，都是拖在公民社會隊伍最後段的「政治低能者」，需要補點課加強公民職能。

我們面臨著史無前例而且病毒與局勢都時刻瞬息變化的歷史挑戰，龐大的未知之前我們最重要的資產就只會是- 在實作經驗中根據資訊回饋不斷修正的社會/個體自我學習。

惡意製造傳播的假資訊是對民主社會的嚴重干擾，但還可以透過不斷的糾錯抑制它的「認知病毒感染」，但不願意進入資料登錄與解讀的公共討論，反而用陰謀論來污衊一個明知會被政治獵殺卻仍舊努力校準提供大眾資訊的勇敢行動，用簡化的政治話術綁架信徒，進而拒絕「盯緊我們需要共同面對的困難現實」，在我看來才是真正難以根治的政治病態（希望不是社會病態）。

準確校正的疫情資料是有助民主討論、集體智慧的重要公共財。如果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把因為learning by doing （做中學）修正檢疫程序後疏通出來的延遲數據全部倒入今天的確診數，那是對珍貴公共資訊的污染破壞，台灣也馬上淪為資料處理粗暴讓我覺得丟臉死了的「三流國家」，聰敏自治的民主社會反而應該予以嚴厲譴責，因為它讓民主社會的個體陷入資訊黑暗當中，而無從貢獻個體智慧與透過批判揪錯讓社會可以彼此學習、一起在抗疫中成長。

為了提供社會抗疫之際更精確掌握資訊的「校正回歸」，在我看來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勇敢負責任的公共行動，它是出於疫情領導單位對台灣社會是「民主多元的知識型社會」的信心，這讓一年多來每天看到不倦地定期開記者會，到現在疫情緊急中仍舊撥出寶貴時間、用一致誠懇的溝通心態被對待的一介民主國家的公民如我，尤其覺得被尊重的驕傲。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擁有」真理，只有權威主義的極權才會有那種神話；民主社會的國民都知道，我們可以藉著投身改善公共對話的品質而一起成長，一起創造一個在未知中無懼地「持續追求真理」的優質公共空間，而那樣相信啟蒙、珍惜經驗、不懈地學習的共同體才會是民主台灣戰勝病毒的最終武器。

#我不懂，其實當日公布總量與「校正回歸」的數字都還在啊，留言扯到什麼「1450」、「綠腦」（是在防疫還是選舉？），我們台灣天天在選舉的政治文化如此，還有這次明顯暴露科學教育的不夠普及，一個必要的校正動作執行後會怎麼後續的污名發展，大家其實都可以預料，講到底，還是我們「政治社會」的根本分裂造成的信任匱乏，但還是要有理智的底線啊～。

#最無聊的地方是，資料並沒有被拿掉反而是精準化，你要把數字加回去另外弄一個自認「更真實」的表也沒有問題啊，問題是用那種沒有校正回歸過的劣質資料，是要怎樣對疫情做出研判分析？畢竟，拋開政治、關心疫情，社會公眾需要的是準確的資料與優質的分析，不是什麼紅藍綠的政治口水，不是嗎？疫情期間，抗疫前線的人都很辛苦，檢驗與疫調都不是容易的事，我們幫不上忙也不要噴口水戰煩人家，大家口罩戴好、戴正、戴緊比較重要。

# 我相信這一批暴衝上來被原有程序塞住的資料，在那些記者會說明的程序改善後，未來會緩和許多，畢竟，現在啊，每一天每一秒都是「歷史性的」。其實「待確認人數」我記得1萬三千筆的樣子，昨天前天的記者會都有說過了，我是非常認真的在記者會中學習（真的，有些記者該認真些的啦，一直重複問題，還有缺乏基本常識）。

# 資料校正的討論讓我想到塗爾幹的《自殺論》，還有那本經典問世之後汗牛充棟的方法討論，我當年用台灣的自殺資料分析寫論文時也是打電話糾纏內政部許多單位許久，我記得還跑去警局與公所定要問出醫療行政如何判定登錄「一個自殺個案」的究竟。那篇不成熟的小論文幫助我後來得到杜克大學博士研究的入學申請許可，他們大概是看到了我對「資料」的熱情研究態度吧？哈哈，感謝塗爾幹。

#資料的建立是個包括許多接續成串、費時費力的漫長coding程序，一個實用主義者拉圖（Latour）理解的那種物質意義下（「不是」，很重要，再說一遍「不是」anything goes, everything is fictional）的建構過程。目前這個校正回歸方式當然不會「完美」，我閒閒在家不出門當然也有些書生之論的檢討可以說，但overall在我看來是「敏捷」、「切實」而且「合宜」的，畢竟我們正在緊迫的戰爭中。

#理解防疫前線此刻要面對的那麼多超過正常人可以負荷的系統承載壓力，坦白說，我看記者會很心疼內疚。我花了點私人時間寫這篇「公民對話」是出於「分工」的動機，把原本簡單的解釋清楚的事就讓我們這些（真的是百無一用的）「書生」們來做吧！彼此分擔一些「保衛善良公民社會」的責任。我不覺得自己可以置身事外當個場外評論者。台灣社會是我們的，「出張嘴」如果可以分擔一點他們的壓力（唉，我如果是醫生多好，就可以去現場幫忙），Just do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