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一堆人擠一起的娛樂活動一直有著不適的恐懼，凡事只要人開始增多我就想落荒而逃尋找清淨，雖然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但墾丁一定很好玩吧？不然怎麼把愚蠢的人全吸引到遠方的大街上？

墾丁擠爆五萬人的場景讓我想到《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這本當年反電視運動的先聲，從現今的脈絡來看，應該會轉移到針對人人活在大小螢幕裡網路世界的批判，但這兩者可是截然不同的存在狀態。

現在更弔詭的來了，人們似乎相反地走出家門（在以前意味著遠離電視），大跨距大規模地全島人口流動，走上遠方大街與人擁擠相聚，難道也會變成了「取悅我們自己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駭人聽聞的台版新一幕？或者，這只是疫情「特殊狀態」下才會成理的對比嘲諷？

「個體」與「集體」間存在的辯證充滿弔詭，這是好學者都知道的亙古難題。六零年代的美國家裡電視螢幕與昨夜台灣墾丁大街的夜市是對立的兩回事，還是一體兩面的似曾相識？前一刻低頭著迷深陷螢幕世界的人，跟下一刻擠入羊群尋求擁擠溫暖的是同一批人？

即便現在不是疫情的例外狀態，出走擁抱人群的後者難道就會成為前者的解方？Neil Postman眼中的Show Business是Mass Society的集體麻醉劑，台灣景點人群簇擁街頭吃喝玩樂給了宮崎駿筆下千尋的父母「取悅我們自己成豬」的原型啟發，其實頗為相似。

然而，作為替代的集體想像，古典意義的「公共」真的是我們該夢想希望的「理想」？我們需要「自由個體抽象地聚集承擔無法躲至娛樂的集體責任」如幻的非現實想像來取得與現實困境的「批判距離」嗎？還是，我們應該學著放棄這種智識過度（over-intellectualized）的迷湯，轉而面對entertainment 底下更深層的需求慾望？

「左腦」的矛盾一直都是，在同情脆弱的同時要求一個抵抗意志超乎尋常的「強個體」；對比之下，被「左腦」直覺厭惡當成敵人的「消費」，我大膽推測，或許反而藏著這個碎片化世界裡更符合現實的「另一種理想」？

世俗現實裡的個體畢竟脆弱，人們在艱辛世道裡計日存活確實需要解脫出口relax，我們需要發揮想像的，或許不是「需要人們加倍自制禁慾的另一種更好的公共集體」，而是「因為更懂得自娛而變得更加精神獨立的另一種個體」？而理想的公共生活會不會隨著更多獨立個體的誕生而更容易落實於人間？Re-creation而非Re-volution，文化部而非衛福部，或許才是我們在疫情過後痛定思痛該努力的方向！

#天佑台灣，兩週後別被自己的愚蠢打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