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最近的新聞話題，我多年前的汽車產業論文被挖了出來，有些話想寫但欲言又止，一方面我需要update資料，二方面，那已經1.0的Jerry，以前的學習都成了今日之我的養分，雖然我已經脫離中央來到非常邊緣的大直當老宅男，大概再幾年就會慢慢消失引退，我在台灣已經沒了學術夢，然後我已經把這輩子最好的青春給了台灣，遊戲即將結束，這次選舉過後我對台灣非常悲觀，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人生跟國家一樣，沒有永恆與一定完美收尾的道理，這我們都要學著面對。

想想我還在核心學院的日子，我的每個研究經常都高度風險，我那時候常跟自己講的一句話就是:「在中研院當研究員做不會失敗的安全研究就是不負責任」。每個計畫都花費許多時日，一年期的計畫我常常要花上七八年才開始發表，經費用完了就自掏腰包繼續，寫最長的一篇「道德經濟」論文前後花了快15年，文獻閱讀跑到遠遠遠離社會學的地方，但研究只應該跟著問題走，不應該從合不合專業領域內當下的行規邊界而自限，但結果是不斷要跟人家反駁「這不是社會學研究」這讓我屢屢吐血的事，跟其他領域的人碰頭就教交流彼此對「研究對象」的看法，在沒有社會學者參與的課題上作社會學的發言，這錯嗎？不重要嗎？錯，如果你是在只求安全與同溫保暖的「專業社群」當中。

我離開中研院時，手頭弄到一半的研究，有的初稿都完成了，包括繪本與現代性、智慧電視的設計挑戰、東京文化聚集、後PC的產業競爭、住居學的知識社會學考察…原本弄很多年終於出版第一篇後還等待後續的也不少，像是關於feminine professionality的室內設計研究。這當中許多根本當時幾乎找不到任何社會學文獻，但如果課題重要，有投資的連鎖效益，尤其連結到熱身處理未來的策略考慮，除了跳出去跟人家肉搏，還有其他辦法嗎？但不是，我們的學院養雞場大部分的時間都不是。

那麼多年的研究過程中，最痛苦的階段不是在翻山越嶺跟其他領域的文獻貼身較量，也不是無法更深入接近現場些的苦痛，而是在審查期間要面對那種不針對現象本身的學科本位挑戰，只就西洋文獻上有沒有當成社會學問題，或是不是「別人家的」問題來判斷的否定意見。在動態變化高度複雜的當代做「必須要死命幹活才能勉強跟時代鉤上邊」的負責任學問，「回到事物本身」困難嗎？不應該嗎？有必要那麼勤快引經據典當國內的守門人、當老外的鸚鵡？

然後我跟在國內被捧得跟神一樣的國外學者接觸，還要忍受她們嘲弄台灣學者莫名其妙對她們的吹捧，台灣每一年都在不斷地迎神送往，不斷地copy仿製日本歐美的流行「解方」來製造「迎頭趕上先進」全國範圍的計畫作文比賽，以前就這樣，近年更是瘋狂。我因為每次都選擇比較能夠刺激理論，或理解當代前緣變化的經驗研究來做，或者以自我學術養成鍛鍊必要的功課來設定研究規劃，結果是風險高、收割成果時間拉長，最後只好同時做四五個研究來分散風險，長期蠟燭四五頭燒的結果就是在愧疚責任的督促下眼瞎身體崩垮。

我還好早點看穿這個遊戲環境不適合我，乾脆承認自己沒有能夠好好扮演好國家交給我的責任，到更靠近社會的地方好好教書，教育部、科技部「帝力於我何哉」，快樂當個大直小農規律耕自己小小的一畝田就好，起碼每天從起床到入睡，沒有一天跟自己的初衷認同異化，保持了人格的integrity，不需要用「跪」的姿態只活出個斯文掃地的文人。

在台灣，聰明人回國後集中做一個主題，在那範圍內趁國外思想導師還有點市場價值放大自己的代理人位置，弄幾個連續計畫抓年輕人進來研究室操練，快點弄本專書出版，從此就取得學界領導的秀異位置，受到各界超出專業範圍外「過度肥大」的權威地位。但許多我接觸到的歐美日學者都不是這樣，她們安居在學院範圍內，即便資深了還是風塵僕僕不斷回到現場，而且不惜自我否定，不斷尋求突破，那種做學問的真精神，台灣不是沒有，但少得可憐，大部分人情願不情願都在教育部各種規訓誘導監視記錄下用在我眼中「跪著的姿態」幽怨地過活。

台灣幾乎100％的學者都活在教育部單一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內規律地過活，要你翻轉就翻轉，要你趴地就趴地，「吃國家奶水長大」怎麼長得出靈魂高貴、精神獨立的知識份子，有才是笑話。在我看來，我們這中華民國的體制，是自由世界少見的準社會主義集權體制，這種體制裡能夠出現有教育家風骨的校長，出現能夠呼吸自由空氣、傲然站在社會當中坦蕩自在的學者，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