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在社會學年會的短講主題是「跨界，為了回家」，我把它當成如果明天離開人世，留下的最後遺言一般發言。

演講開頭介紹完實踐工設現在的職稱工作後，我跟著說：我不是為了跨界而跨界，我離開中研院是為了完成我第一天踏入時給自己的承諾，很遺憾地我給自己的結論是，必須離開才能問心無愧走完，deliver我身為一位中研院研究員的責任期許。

想像死亡給我勇氣，我今天也因此把《東西的誕生》的預知死亡記事，我自己曾經參與草創的「群學」如何在年輕人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下親手勒死群學的悲劇，攤開來提起。

我話講得很白，希望不要把我當成證明社會學仍具有生態多樣性（which is not)的token標本，然後自我欺騙地繼續business-as -usual；我是一個在我們最終與持續一直都寄存其中的社會生態中「意外活潑地」存活下來的Mutant，一個或許既熟悉又陌生的變種。

我希望貢獻自己衝撞邊界的生命經驗當成一個環境探測的回報線索，一起來思考摸索我們這個species在當代的近未來中relevant地活下去的hint。社會學必須持續演化，Evolve or Die！

我在演講最後進行一番自剖與喊話，當中提到幾位學者：胡賽爾（Husserl）、杜威（Dewey)、米爾斯(Mills）、葛芬可（Garfinkel）、拉圖（Latour），除了開頭的胡賽爾，都在實用主義傳統裡，我把他們當成我的學術族譜看待，另外從胡賽爾往下分支，海德格、梅洛龐蒂與葛拉翰（Graham）則是側面幾個為了完成社會學主軸與設計接筍的支撐結構。

這大概就是我現在到未來，學術生命呼吸寄宿的母體。如果要給一句統合這所有的主旨，那我還是要回到源頭，再說一遍胡賽爾的名言：